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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09 09:56

1.“世界主义”与文化互渗互补

网络化助推全球化, 我们处在一个“网络化-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快, 它是一种难以抗拒且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 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快速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 “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生存领域, 其趋势和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 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 从这一层面看, 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 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 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 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 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 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 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 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 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 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 (1) 。这说明,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 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 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 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 因而, “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 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网络信息化的21世纪,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 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 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 或称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因此,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 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 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 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 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 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 是不恰当的, 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不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一化、同质化。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 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 (主要是美国的) 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 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 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 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 其间有“整一化”的倾向。然而, 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 相反, 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不同的文化形态在互渗互补的同时, 依然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 文化的互补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 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另一层含义。所以, 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 我们既不赞同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凌驾于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并力图取代一切, 也不赞同狭隘的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认为, 文化上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趋势”———仅仅是“趋势”而已———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 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 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 对其他文化形态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互鉴的过程中, 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 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 又尊重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 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世界文化”也好, 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也罢, 强调和追求的都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 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 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追求作为目标的人类新文化。

因此, 我们认为, 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 并不必然就要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 即文化的“一体化”, 而是文化的互渗互补与本土化的双向互动, 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所以, 在严格的意义上, “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 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而文化上的“世界主义”则永远是和而不同的多元统一。这恰恰是比较文学及随之而来的跨文化研究存在的前提。

2. 跨文化研究与“审美共同体”

但是, 不管怎么说, 在网络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 人类文化无可抗拒地走向变革与重构,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与重构的境遇中。当今的情形是,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 把文学逼入了边缘状态, 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 J·希利斯·米勒则宣告了文学时代的“终结”。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 (concomitans) 而把它引向终结 (1) 。”相应地,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 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 (2) 。”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 或者言过其实, 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衰退与沉落, 文学工作者显然很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和趋势。对文学的这种宿命是否有可拯救之法, 笔者无力解答, 也无意于去解答。但我认为, 在全球化的境遇中, 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革新。也许, 这样做并非是为了不让“文学研究的时代”成为“过去”, 而是为了适应这个文化大变革的时代, 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既然经济上的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上的一体化, 而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 那么, 全球化趋势下的文学也必然是多元共存状态下的统一体。其实, 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概念, 并不是消解了民族特性的文学共同体, 而是带有不同文明与文化印记的多民族文学的共荣共存的统一体, 所以,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中心意义, 首先意味着文学的国际交流和互相接受 (3) 。”歌德曾经强调, “不能说各民族应当想法一致, 他们只需要相互知道, 相互理解, 还要———设若他们不愿相互热爱———至少学会相互容忍 (4) 。”因此, “世界文学”不是所谓的人类总体文学, 而是跨文化、跨民族的、并且为众多异民族读者所经久阅读的作品, 正如达姆罗什所说的, 世界文学是“在本民族文化以外传播的文学作品 (5) ”。因此, “世界文学”永远意味着非同质性、非同一性, 那么, 研究世界文学也就永远隐含着一种异质的和比较的视界、眼光以及异质的审美的和价值的判断, 换句话说, 就是比较的方法。世界文学天然地与比较文学联结在一起。

文学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 进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 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 而且不少研究者早已付诸实践, 那么, 在全球化境遇中, 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需有一种自觉性。在这种意义上, 比较文学及其方法有更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与借鉴的必要。比较文学本身就应该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 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 或可称之为文学上的“世界主义”。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 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 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己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 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 (1) 。”因此, 在全球化境遇中, 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世界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

不仅如此, 在全球化境遇中, 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 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认同, 对推动文化的互补与本土化的互动都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 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 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 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 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互相理解、对话和交流。因此, 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 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 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 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 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所以, 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比较研究,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也即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是天然地联为一体的。也许, 正是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 才有可能使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 使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浪潮的生机, 文学研究也就有可能在21世纪的全球化境遇中, 在人类文化的变革与重构的舞台中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体现着文化的互渗互补与多元统一的理念, 具有跨民族、跨文化的国际与人类的视野与思维, 这种研究推进着“世界文学”走向一种人类审美共同体的更高境界。

3. 跨学科研究与文学“反本质主义”

希里斯·米勒所说的“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 其间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 “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 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 这种研究方法将成为过去。就方法论而言, 这种“就文学研究文学”的方法在今天看来虽然必不可少, 但确实也显得陈旧而狭隘, 因此, 米勒的话倒是在提醒我们, 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必须更新观念, 拓展文学研究的方法与手段。就此而论, 文学研究不能固守于文学内部这一狭小的领地寻寻觅觅, 尤其是文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与手段不能仅仅是文学领域单一的“自产自销”抑或自娱自乐, 而应该向相邻、相关乃至毫不相关的领域汲取理论与方法的灵感。在此,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和思维值得进一步吸纳与更广泛地运用。

事实上, 几十年来, 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也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倡导的学术研究的创新之路, 取得了十分骄人的成绩。但是, 西方现当代文论在发展过程中, 有的理论家过度“征用”非文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造成了理论与研究的非本质主义倾向, 我国学者称之为“场外征用”, 这是现当代西方文论的重要缺陷之一。这种缺陷在我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场外征用”指的是非文学的各种理论或科学原理调入文学阐释话语, 用作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基本方式和方法, 它改变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基本走向 (1) 。“场外征用”这种理论与方法无疑会把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引入误区, 这在中外文学研究领域已不乏实例。

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逐步兴起, 以文学的文化研究为主导, 始于西方的众多新理论成为我国文学研究者追捧的对象,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审美文化研究等等, 成为了理论时尚。这些理论虽然不无新见与价值, 但是, 它们依然存在着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端, “理论”更严重地转向了“反本质主义”的非文学化方向。美国当代理论家T.W.阿多诺就属于主张文学艺术非本质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艺术之本质是不能界定的, 即使是从艺术产生的源头, 也难以找到支撑这种本质的根据 (2) 。”他倡导的是一种偏离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本质主义”理论。美国当代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也持此种观点, 他认为, 文学理论“已经不是一种关于文学研究的方法, 而是太阳底下没有界限地评说天下万物的著作” (3) 。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则从电视批评理论的新角度对当代与传统批评理论的特点作了比较与归纳:“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的意义, 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 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 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 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理论话语包括在内 (4) 。”当代西方文论家中持此类观点者也为数甚众。这一方面说明现当代西方文论确实存在“场外征用”、“反本质主义”的毛病, 一些理论家把文学作品作为佐证文学之外的理论、思想与观念的材料, 理论研究背离文学本身。对此, 我们必须持警觉与谨慎的态度。我们应该拒斥“场外征用”的弊病, 但是不能排斥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 尤其是对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则无疑应该大力提倡。只要我们不是重蹈西方某些理论“场外征用”的覆辙, 把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生搬硬套于文学文本的解读和文学研究, 把本该生动活泼的文学批评弄成貌似精细化而实则机械化的“技术”操作, 那么, 在比较文学的跨学科方法指导下, 对文学进行文化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跨学科、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 这对文学研究与批评不仅是允许的和必要的, 而且研究的创新意义也许就寓于其中了。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需要接通一些其他的学科, 可以借鉴哲学、历史、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 完成理论的建构, 但是, 他们研究的中心却依然是文学 (1) 。”宽泛地讲, 这种研究其实就是韦勒克和沃伦提出的“文学外部研究”。“文学是人学”, 而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通过文学去研究“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 在文学中研究人的“一切社会关系”, 都是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题中应有之意, 更是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之基本方法。

毫无疑问, 在综合其他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革新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 展开比较文学方法与思维指导下的跨学科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显然也是我们文学理论研究与方法创新的路径之一。

总之, 网络化、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研究呼唤理论话语与方法的更新, 文学研究不能囹圄于文学场内寻求纯粹之“文学理论”与“方法”, 也不能采纳“场外征用”式的无边际、反文学本质的所谓“理论”, 而是要囊括古今中外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理论之优良传统的开放性式文学理论, 它应该即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我们期待“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及其引领下的“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与评论, 比较文学的视野、思维、观念与方法, 将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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