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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10 10:23

一、“紧急状态”与“后9·11”文学

历史上很多国家, 如法国、阿根廷、希腊、智利和土耳其等, 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常态政治、经济秩序, 克服威胁国家和政权存在的危机。200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所承载的不仅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梦魇与创伤记忆, 更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对社会、政治、经济、艺术和文学等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 标志着“后9·11时代”的肇始。它将美国民众卷入恐惧、悲伤和哀悼的旋涡之中, 布什政府随后立即宣告美国进入“紧急状态”, 宣扬以一切手段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次月签署《爱国者法案》, 以“自己受到伤害”之名“正义凌然”地发动了针对“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肆意践踏人权和生命安全。各类官方媒体叙事、民间叙事、英雄叙事更是沦为政府喉舌, 为美国“师出有名”推波助澜。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还滋生了国际“连锁效应”, 致使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地紧步美国后尘, 白热化的反恐战争让普通民众陷入全球的紧急状态之中。

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政治也引起了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和吉奥乔·阿甘本的思索。前者在《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一书中, 以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和生命政治的视角, 对西方紧急状态进行回应;后者则在《例外状态》一书中进一步展开对西方生命政治的历史—哲学考察计划, 在施米特与本雅明的思想论战中思索翻转“例外状态”的出路。在齐泽克看来, 打着生命安全的建构和文明秩序的维护旗号的反恐战争, 给民众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 让他们相信反恐可以化解危机, 让他们回到美好的最初1。这种虚假幻象与表演在后来的“11·13”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等诸多悲惨叙事中瓦解, 众人的恐慌依旧如影随形, 生命境遇完全陷入了本雅明言论中的一种“常规”式“紧急状态”:个人、组织的行为几乎完全失去了可预测性, 陷入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物质与精神、内在与外在双重夹击的紧张状态, 而这种焦灼的人人自危感无疑又强化了外部世界的紧急状态2。

急着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而发动战争的小布什政府, 正是忽略了恐怖袭击事件和反恐战争这个外部世界的紧急状态所带来的本雅明式的“紧急状态”, 忽视了对非常时期人的生命状态的变迁的思索。文学作为现实的写照和揭示, 是捕捉真实残酷的最佳手段。“9·11”发生之后, “紧急状态”之中的美国所发起的全球性反恐和后冷战思维, 逐步催生了一种与带有浓厚政治含义的官方叙事、媒体叙事、与民间叙事相左、具有“反叙事”特征、“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3, 或可称之为“后9·11”文学。“后9·11”文学或是用反政治化的叙事手法再现普通民众的心理创伤;“或是用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伊斯兰文化或穆斯林信徒进行‘去妖魔化’的文学再现”4, 试图打破官方叙事中自我/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反思文明冲突、宗教信仰、族裔/族群关系;或是从普世主义层面对恐怖主义的本质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反恐战争作出深刻反思;或是立足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以及高科技文明的大背景, 对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当代困境以及各种纷乱与冲突进行犀利的解剖和审视, 反映了作家们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反思。本文拟通过考察《坠落的人》《星期六》《恐怖分子》《路》和《回声制造者》五部经典“后9·11”小说所描述的恐怖袭击事件和反恐战争, 将西方卷入本雅明式的“紧急状态”, 即“身处危险的年代”的生存危机、“神的制度”下的信仰危机、“大众”冷漠的异化危机, 阐释“后9·11”文学在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分庭抗礼中展现的文学叙事价值。

二、“身处危险的年代”的生存危机

德里罗认为, 可以用“身处危险的年代”来概括自己的作品主题5。的确, 作为“后9·11”文学的先驱代表, 德里罗的作品呈现了这一文类所力求表达的主题——人们身处危险的年代, 恐怖无处不在。简言之, 民众在“危险”的恐怖话语外部世界与人人自危的内部世界双面夹击中生存。

官方媒体使用拼接、暗示、筛选和渲染的“艺术”手法, 塑造恐怖分子形象;打着国家安全旗号的显性霸权而肆意夸大恐怖分子“谎言”, 散播恐怖话语, 危言耸听。具体而言, “9·11”发生以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认定为对文明国家安全构成的头号威胁, 作为政府“喉舌”的新闻媒体也将伊斯兰世界作为报道的焦点, 其中包含诸多对伊斯兰文化、穆斯林形象的误读与妖魔化的臆想, 让读者相信“热爱自由的、民主的以色列和邪恶、专制、恐怖主义的阿拉伯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6。在官方媒体的狂轰滥炸下, 民众一方面毋庸置疑地沦为恐怖话语的接受者, 同时又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 成为帮凶。例如, 在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中, 贝罗安曾查阅了有关伊拉克政权的资料, 并阅读了伊拉克争议作家马克亚的作品, 他“了解”到“在那个国家里罪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 变得更加系统化, 更加富有创造性”, “那真的是一个恐怖之地”, 邪恶而又偏执的“萨达姆政策的核心是恐怖主义”7, 所以他义无反顾地支持反恐战争, 尽管他心里清楚这场战争势必让成千上万的人民流离失所。

这些“话语”一旦深入民众思想, 便化为比谎言更真实的现实。各种新闻报道营造出杂乱而又单调的压抑氛围, 营造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气氛, 这种氛围在诸多“后9·11”小说中得以渲染。如《星期六》中的贝罗安在午夜莫名惊醒, 当他临窗看到一架失火的飞机呼啸着划过夜空, 条件反射地猜测这估计是场“9·11”般的恐怖袭击, 因为他确信总有一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蓄谋许久, 企图杀害无辜异己来证明自己的信念;《特别响, 非常近》的小主人公奥斯卡不敢坐地铁、不敢过桥, 更不坐电梯, 因为在孩童的心里, 这些都是容易被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德里罗《坠落的人》中的女主角丽昂非常忧虑儿子的日常, 因为他总是像其他孩子一样拿着望远镜在天空里搜寻萨达姆的痕迹, 而在“9·11”后她的精神也受到了打击, 邻居的异域音乐让她恐慌、敏感甚至歇斯底里。整个社会仿佛都像《回声制造者》中患了“双重错觉综合征”的马克一般, 在幻觉中相信自己“肯定处于大范围监视之下”8, 怀疑亲姐姐、朋友都是冒名顶替者, 陷入信任危机;更视陌生人为假想敌, 集体患上“伊斯兰恐惧症”, 导致像《恐怖分子》中无辜的穆斯林裔美国人频繁地接到仇恨满怀的骚扰电话,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里昌盖兹在坐地铁时也不止一次地遭受陌生人的辱骂, 在恩德伍德·山姆森公司也备受排斥, “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了小声议论和侧目而视的对象”9。

在齐泽克与阿甘本看来, “9·11”事件重新开启了一个暴力的新时代。这个暴力不仅是政治与军事暴力, 更是在紧急状态所启动的国际反恐话语阴影的笼罩下,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紧张焦虑、互相怀疑, 敌视穆斯林和其他种族、移民, 甚至产生欺凌弱小的心理暴力, 既是受害者, 又是迫害者, 在这样一个恐怖与焦虑弥漫的暴力时代下, “后9·11”文学淋漓尽致地阐释了西方世界的个体与集体的危机感、脆弱感。

三、“神的缺席”下的信仰危机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代表, 关乎上帝、人和世界三者间的信仰关系。然而, 伴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高科技的突飞猛进, 人类物欲膨胀, 野心暴涨, 自然环境恶化, 战争频发, 人们对一贯尊崇的社会道德标准、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产生了质疑。因此, 在诸多著作中, 本雅明认为, 神学衰微的西方“已经进入历史中的一个非宗教时代”10 。在他来看, 随着现代性的全面展开, 人类进入一个荷尔德林所说的“神的缺席”的时代。尼采更是借着一癫疯狂人之口大喝一声:“上帝死了!”11而谋杀“所有拥有权能者中最神圣最有权能者”的上帝的凶手正是人类自己, 这形势正如在《恐怖分子》开头厄普代克借艾哈迈德之口所说的:“这些魔鬼夺走了我的主。”12

“9·11”事件摧毁的不仅是美国人自诩无坚不摧的双子塔, 还有整个国家的信仰体系。在“9·11”袭击之后, 《坠落的人》中的丽昂组织患老年痴呆疾病的老年人书写对“9·11”的反应, 让他们谈论对上帝的存在并观察老人们所表现出的不同反应时, 老人们的写作也折射了美国民众对上帝存在的怀疑:

本尼·G.感到庆幸, 他自己没有什么信仰, 否则, 经历这次袭击之后, 他会失去信仰的。

我离上帝更近了, 罗斯琳写道。

这是魔鬼。 这是地狱。烈火熊熊, 痛苦不堪。不要想什么上帝。这是地狱。

卡曼·G.希望知道, 是否人们遭遇的一切都是上帝的计划的组成部分。

……

如果上帝让它——飞机撞楼的事情——发生, 那么, 我今天早上切面包时, 是不是上帝让我割伤了自己的指头呢?

……

自从袭击事件出现之后, 我就不再相信上帝了。13

失去了信仰的西方人并未像想象中那样, 因解除了精神枷锁而如释重负, 反而陷入了像《恐怖分子》中杰克那样因放弃犹太宗教信仰、戒律以致身份困惑与自我危机、无所适从的境地。麦卡锡在《路》中刻画了一位在末世里苦苦寻找心灵慰藉, 却总是看不到光明而内心彷徨的男人形象:泯灭人性的猎人者让他无数个晚上无法不妒忌死去的人, 文明坍塌后人性的堕落, 一次次动摇了他对上帝的信心:“你在吗? 我最后能见到你吗?你有心吗?你这该被永世诅咒的, 有灵魂吗?”但“上帝之灵在干枯”14。这种对上帝的信仰从迷茫、质疑到绝望放弃的过程是普遍的, 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新时代的本质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灵从世上消逝所决定, 地球变成了一颗迷失的星球, 而人类则从大地被连根拔起, 丢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园”15, 寓意“后9·11”西方社会的信仰困惑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他们失去了宗教信仰、道德标准和价值观, 焦灼不安, 对现实充满了失望, 却又不知何去何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陷入人情冷漠与精神麻痹的生活。

四、 “大众”冷漠的异化危机

在《星期六》的序中, 麦克尤恩从索尔·贝娄的《赫索格》中选取了一段话:

那么让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人是什么?在某个城市中。在某个世纪里。在蜕变之中。在群体之中。被科学地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机械化的环境里。极端的希望一个一个破灭。在一个没有集体意识而同时又贬低个人价值的社会里, 多如牛毛的大众已使得个性变得毫无价值。16

现代社会正是由新的“人群” (the Crowd) ——“大众” (the Masses) 构成的。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重, 人的精神生态日益异化, 物欲膨胀、情感淡漠、人性泯灭。“后9·11”时代愈发人人自危、恐慌焦虑的都市“大众”, 更是体现出了现代城市个人价值贬抑、人与人普遍的冷漠关系。《恐怖分子》中艾哈迈德的埃及籍父亲和他母亲结婚, 只因图她能帮自己获得美国国籍, 在发现族裔后裔群体在美国只能游走在贫困的社会边缘、无法共享繁荣经济成果及不会被主流社会完全接受时, 便抛妻弃子。当时艾哈迈德才3岁, 而他母亲一边追寻着所谓的先锋艺术, 一边和艾哈迈德的高中训导老师保持着婚外肉体关系;艾哈迈德憧憬着纯洁美好的爱情, 而周遭都是打扮俗气、打情骂俏的放荡女生;友情更是奢望, 因为在基督界里, 不管是犹太人还是穆斯林, 都是被挤兑、“被娱乐”的边缘小丑;《坠落的人》中的基思大难不死, 回来与妻儿相聚, 可是他并未像妻子丽昂所期待的那样, 认为一家人亲密无间地住在一起, 是渡过难关最必要的方式, 而是与最亲密的妻儿划清界限, “他像往常一样, 隐藏着自我, 但是现在表现出一种空间感, 一种由空中里程和城市构成的空间感, 一种他与别人之间的实际距离感”, 一直处于“一种深睡状态, 一种嗜眠病, 眼睛睁开, 心灵关闭”17。在《回声制造者》中, 享受着“伟大的杰拉尔德”社会声誉和名望的脑科专家韦博, 总是夜不能寐、焦虑不安, 总感觉生活中的满足感和幸福似乎是虚无飘缈的——他无法忍受同性恋女儿, 有时看着妻子脑子里却发出“这个女人是谁”的疑问;他不能不关注公众的评价, 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为了金钱和名誉, 他的著作更信仰的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医学知识, 而是迎合大众讲述人们的亲身经历, 甚至不惜放弃道德原则去拼接和杜撰病例, 因此, 这种有着侵犯病人隐私、主要建立在社会主流认同感上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就摇摇欲坠, 批评他研究方法陈旧、侵犯患者隐私、质疑他研究目的且用词严苛的书评, 犹如撕毁了他的面纱, 让他直视一个虚假的自己。

在波德莱尔的描述中, 被物质主义与各类商业法则绑架的大众, 不仅沉醉在这一异化中而不自知, 叫嚷着要活在当下, 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 还陶醉于潮水般的商品中, 沦为烦躁的客体, 丧失主体地位, 消费文化占据了后现代主义生活的中心位置。《星期六》中的伦敦到处弥漫着商业气息, 似乎买卖才是城市的灵魂, 而沦为“大众”的人则“生来缺乏想象的天赋”, 沦为焦虑不安的“现实主义者”18, 根本无法真的在冷酷的钢铁机械中看到伟大, 甚至无法摆脱烦躁和焦虑感。

在恩格斯看来, 现代人虽然建造了城市, 创造了所谓的文明奇迹, 但街道间充斥着各种丑陋、违反人性的东西, 甚至还为此牺牲了人类的优良品质;走在大街上的成千上万的“大众”, 不论是哪个阶级出身, 均是行色匆匆;尽管一样渴求着幸福, 面孔却是千篇一律, 全然一副与他人毫不相干的孤僻、冷漠的模样19。

在本雅明看来, 于西方世界而言, “紧急状态”绝非某个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特征, 相反, 它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常规, 是整个西方现代文明迫在眉睫的全面危机, 包括影响与反应的外部世界与内心状态。其核心问题是:“作为人之外的价值判断与生活依据彻底退隐之后, 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 人能否凭借自身独立地担负起人类及整个尘世的价值, 在堕落的世界里得到救赎?”20 在《恐怖分子》小说的开篇中, 厄普代克通过引用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爱与其它恶魔》里的一句话, 给出了答案:“怀疑比信仰更为顽强, 因为支撑怀疑的是理性。”这是富有深意的。在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恐怖主义和西方所面临的“紧急状态”时, “后9·11”文学家正是秉持着这份“怀疑”精神, “邀请读者一起‘理性’地‘怀疑’‘后9·11’时代美国政治主流意识形态”21, 是对恐怖主义产生根源、解决途径的理性回应, 像齐泽克与阿甘本那样, 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宏大政治事件对个人空间的介入及其影响进行反思, 审视非常时期人的生命状态的变迁, 这正是“后9·11”文学这一特殊文学门类的人文关怀与审美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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