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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20 10:48

1950年6月25日, 在东北亚面积仅为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爆发了一场二战后参战国最多、死伤人数惨重的战争。它是东西方冷战政治集中较力、冲突爆发的一个火山口, 17支外国军队的几百万士兵在这个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地区拼死搏杀。战争所导致的冷战对峙加剧、半岛分裂, 韩朝纷争、美日韩结盟, 中国解放台湾受阻、琉球群岛及钓鱼岛归属被私相授受等问题至今仍影响着东亚政治和东北亚局势。这场用生命进行的殊死战斗, 停止在它原来爆发的地方, 60多年后想来依然令人惊心动魄。

在战争期间和之后的许多年, 表现朝鲜战争的文学作品, 大量散见于中国大陆报纸杂志, 其数量之大、分布之广, 可谓浩如烟海。学界的研究关注也远不匹配这场战争对当代中国、东亚乃至世界政治的影响。长达近70年的当代文学研究, 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 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 今天的学界有必要重新认识、调整和反思。对于这些不同时段的文学采取依时递变、互有区别的研究方式, 本身就是历史意识和现代性意识的体现。建立其文献学的规范史料学基础, 对其材料、现象、生产体制、传播体制进行系统清理, 是当代文学前30年研究的关键, 并对后40年的研究提供重要思想史资源。本文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权威报纸《人民日报》为研究对象, 考辨新中国建立之初, 面对强敌压境的开国第一仗, 中国朝鲜战争文学紧急应对民族危机的挑战。它在诉求战争正义性、激励国人爱国情绪、歌颂英雄主义、塑造新中国形象、对峙东西方冷战政治、推动抗美援朝运动中发挥了极大效用, 构成共和国文学创始之初和未来走向的基调主题。

一、权威声音与第一位入朝的中国记者

1948年6月, 《人民日报》创刊于河北省平山县里庄,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以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等方面的报道为主, 评论和理论宣传是《人民日报》的重点和优势并以此引导中国舆论走向, 在新中国报业中地位尊崇, 先声占据。开国大典上, 向全世界权威报道新中国盛事, 它的记者是唯一获准登上天安门城楼采访的报业人员。仅隔两月, 随着毛泽东访问苏联, 它以国家媒体权威声音系列报道并解读中苏关系。1950年的元旦社论, 宣告了新一年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 将解放台湾作为上半年的宣传重点, 吸引读者目光聚焦祖国统一大业。朝鲜战争的爆发, 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介入, 美国太平洋舰队驶入台湾海峡, 世界冷战格局发生了区域性的热战冲突, 打乱了新中国统一国土、解放台湾的步伐, 亦将《人民日报》的国际报道重点引向朝鲜半岛。战争爆发不久, 《人民日报》编委兼记者部主任李庄“临危受命”, 被派往朝鲜前线采访。《人民日报》成为朝鲜战争期间, 国内第一家向朝鲜派赴记者的报纸, 李庄是第一位入朝的记者并且还是第一位深入南朝鲜腹地———北纬35度线的中国新闻记者。

1950年7月15日, 朝鲜战争开战后第20天, 由《人民日报》李庄带队, 与英国《工人日报》魏宁敦、法国《人道报》马尼安组成国际记者团, 从北京出发奔赴朝鲜。李庄的采访, 前后50天, 足迹由北至南, 直抵北纬35度线的韩国大邱外围。此刻, 韩国国土已被北方攻克90%以上, 仅剩大邱、釜山等东南一隅, 美韩军20万人被三面围困于这狭小战场, 韩国形势岌岌可危。负隅抵抗的美韩军坚壁死守, 劳师远袭的人民军战线过长, 疲于强撑, 双方形成僵局。李庄是唯一到达大邱战场的中国记者并意外邂逅了老战友武亭将军 (1905—1952) ———围困大邱的朝鲜人民军东线集团军司令。这位在中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朝鲜军人, 曾是彭德怀的部下, 精于炮兵技术, 是我军炮兵兵种的创始人, 担任过红军炮兵团长, 延安时期先于王震带领部队在南泥湾垦荒, 后又作为司令官指挥朝鲜义勇军在太行山对日作战。那时, 李庄所在的《新华月报》编辑部与武亭的朝鲜义勇军司令部同在太行山下的一个村庄, 两人是极其熟络的老战友。意外重逢于朝鲜战场, 那种惊喜和亲近非同寻常。武亭对北方军队战线过长的战争局势颇有担忧, 劝说李庄离开大邱, 但李庄的采访仍然深入人民军部队前线, 连续向国内发回《美丽的山川勇敢的人民》《在民主朝鲜的土地上》《“三八”线上》《罪证》《“原子英雄”的毁灭》《有文化的朝鲜人民军》《南朝鲜新解放区目击记》《朝鲜南半部新解放区目击记 (续完) 》《获得了解放的朝鲜农民》《我见到的朝鲜人民军》《美国侵略军的兽性》《全朝鲜和美国侵略者作战》《访问金日成将军的故乡》1等13篇通讯报道, 成为中国读者最初了解朝鲜战争的窗口。

对李庄而言, 这是一段对朝鲜半岛从北纬40度线 (新义州) 到35度线 (大邱) 的南北跨越, 也是从西线 (新义州) →东线 (元山) →西线 (汉城) →东南线 (大邱) 的“之”字形穿越。在战争初期, 他以最大的可能向国内传回朝鲜战地的消息:写送子别夫的参军场面, “喋喋不休嘱咐儿子”的父亲, “泪光满面”依依不舍的妻子, “集体逃亡”参加义勇军的矿山工人 (《美丽的山川勇敢的人民》《在民主朝鲜的土地上》) ;写万景台金日成故居朴素的农家小院, “种着茄子、烟叶和葱, 鸭子和鹅满地跑着”, 金日成的祖父母和叔婶一家仍然住在这里, 从不闲着的祖父, “上午在烟田里锄草, 下午到山上割牧草, 傍晚, 背回满满的一木架子”草料搓草绳, 一如乡野普通的老农 (《访问金日成将军的故乡》) ;写三八线北的荒地, “已经开垦出来, 种上了谷子”, 线南的荒地, 因地雷埋得太多而撂荒, 反映半岛的分裂和人民重建家园的愿望 (《“三八”线上》) ;写土地改革在南朝鲜新解放区的推行, 汉城、水原、大田一带获得土地的农民, “端来自酿的黄酒, 和典型的朝鲜农村的酒菜”歌舞相庆, 青壮年踊跃从军支前, 成长为英勇的战士 (《南朝鲜新解放区目击记》) ;写朝鲜军人的顽强勇敢, 美军“遇到人民军的横冲直撞的坦克, 以为坦克手一定是苏联人或中国人”, 没想到他们竟是“健壮的朝鲜青年” (《我见到的朝鲜人民军》) ;写一支有文化的军队, 不少人“能写得一笔流利的汉字”, 与中国记者交谈不用借助翻译, 一支笔和“一种国际主义的亲切、真诚的情感, 用汉字联系起来”, 就能彼此沟通 (《有文化的朝鲜人民军》) 。写美军屠杀平民的战争暴行, 倒在血泊中的母亲, “幼小的孩子, 正用一种迷妄的神态哭泣着, 仍在噙着母亲的乳头”;回溯二战以来驻扎南朝鲜的美军频频发生的奸辱妇女, 如奸污汉城龙山区一公务员的妻子却逍遥法外, 与中国北平“沈崇事件”何其相似, 李承晚与蒋介石屈膝伺美, 人民遭受涂炭 (《美国侵略军的兽性》) 。写美军以原子弹等尖端武器恐吓世界, 外强中干贪生怕死, 大田战役第24师团的溃亡就是一例证, 仗未开打, 开溜先行, 他们的“装甲汽车, 都是炮口向北, 车头向南, 为的是便于逃跑” (《“原子英雄”的毁灭》) 。李庄的脚步追随半岛的烽火, 将读者的视线推向了南朝鲜腹地, 以两天一稿的速度及时报道半岛战况, 其跨越的纵深, 没有第二位赴朝的中国记者可以比及。

李庄回国不久, 朝鲜战局发生骤变, 1950年9月15日联合国军仁川登陆, 汉城、平壤相继陷落, 战线北推直逼鸭绿江边。10月19日中国出兵, 12月初李庄率《人民日报》记者第二次入朝。在志愿军38军112师, 他与战士同住战壕同吃炒面以心贴心, 更要求自己像战士一样, 哪里是前线哪里就有李庄在, 有新闻在。为了捕捉第一手新闻素材, 他跟随战士七天七夜强行军追击敌人, 完成9篇战地通讯:《战斗在长津湖畔》《复仇的火焰》《在汉城》《“朝中亲善万岁!”》《“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锦江南岸的战歌》《光辉的阻击战———汉江南岸战斗纪实》《“我们打出去!”———汉江南岸战斗纪实》。2烽火前线, 通讯邮路极不通畅, 新闻稿件无法传递。李庄不得不托人将稿件带到安东, 再转寄北京。为了保证新闻的时效性, 每次采访一结束, 他便一头扎进某个隐蔽处如坑洞、山洞、岩石下赶写通讯。李庄第二次入朝的时候, 正值朝鲜半岛50年不遇零下20—30度的苦寒严冬, 没有足够冬备的志愿军遭遇战场之外的另一种酷烈可想而知。笔尖结冰, 他用体温来捂化, 用口中的热气边呵气边写作, 再十万火急寻人传递:“作为一个战地记者, 你必须具备一个反应极快的大脑和跑得飞快的双腿。换句或说, 你必须思路敏捷, 行动迅速果断”3。英国著名战地记者鲍勃·希契科克的现身说法, 仿佛是中国战地记者李庄穿行于生死、写作于火线的生动写照。他的《“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等成为当代文学史、新闻学史脍炙人口的通讯名篇。

二、朝鲜战争文学刊文一瞥

1950—1960年间, 《人民日报》共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的各类消息及报道 (含文学作品) 6 456篇, 其中1951年、1952年为报道的高峰期, 1950年战争爆发、1953年停战谈判生效构成次高峰期, 1958年志愿军归国再度涌起小波峰。

数千篇文章中, 具有文学性的政论、报导、特写、传记、通讯、诗歌、歌曲、剧本、曲艺作品约700余篇。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有相关作品见诸该报, 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成仿吾、赵树理、周扬、臧克家、胡风、杨朔、刘白羽、魏巍、何其芳、田间、冯至、袁水拍、舒群、白朗、草明、马烽、张志民、康濯等。但也有例外, 如艾青、路翎、洪深等未见作品刊登。政府官员、志愿军将领、著名学者、科学家、民主人士、社会名流包括邓拓、黄炎培、廖承志、杨得志、邓华、范天恩, 梁思成、谢觉哉、张乐平、竺可桢、许德珩、张奚若、梅汝璈等均有这个题材的诗歌、散文、政论发表于此。在这些具有文学性的篇什中, 偏重于时政论说, 以散文和诗歌居多, 较少刊载小说。

杨朔1939年参加八路军, 1942年到延安, 解放战争时期, 作为新华社随军记者, 参加了平津战役的战地采访。1950年12月, 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 杨朔在志愿军入朝参战不久, 跟随铁路工人组建的援朝志愿大队跨过鸭绿江, 奔赴朝鲜战场。直到1954年回国, 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朝鲜, 创作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两部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洗兵马》和25篇通讯报告, 其中的13篇刊发于《人民日报》。他的通讯报告, 以铁路工人援朝总队修桥铺路为聚焦重心, 从中朝边界鸭绿江桥被炸, 朝鲜境内沿线铁路被毁, 车站成废墟, 土地荒芜, 百姓被战争荼毒写起, 描写中国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 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填平弹坑、排除炸弹, 为部队铺设一条炸不烂打不断的钢铁大道 (《鸭绿江南北》《朝鲜前线的另一种战斗》《朝鲜的天空》) 。写中朝军队的“老战友”关系, 曾经在中国一起抗击日本侵略、参加解放战争, 现在又一起在朝鲜并肩作战, “在人民军的炮兵、步兵、坦克兵、空军, 以至于军医院里, 到处可以遇见许多朝鲜同志望着你笑, 说着中国话, 握着你的手不放。他们都曾参加过中国的革命战争, 流过血、立过功, 也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掩埋过自己的牺牲的同伴” (《会见金日成将军的部下》) 。写地域文化的差异, 志愿军战士不懂朝语, 朝鲜百姓不懂汉语, 他们是彼此的语言哑巴, 但朝鲜百姓不这么看, 他们亲昵而好奇称这些不会说朝语的中国人为“哑巴军” (《鸭绿江南北》) , 学到的某个中国词语却用错地方, 将“够呛”当做“道辛苦”到处使用:“你的中国来, 大大的够呛!”或者连说“够呛!够呛!”表示问候 (《风雪京畿道》) 。写战火肆虐下朝鲜人民生灵涂炭、骨肉分离、家园焚毁, 美军对朝鲜人民犯下罪恶 (《美军是披着人皮的畜生》《仇上加仇》) 。写志愿军战士的家国情怀, 对朝鲜百姓的无私帮助, “太阳影里, 忽然会闪出一群青年战士, 一个个生龙活虎似的, 浑身充满精力。这是中国志愿军来了。他们身上还带着弹药的气味, 脸上蒙着战场的风尘, 刚从火线下来, 就架起枪, 甘心情愿替朝鲜人民当老牛, 拉起犁撒着欢跑” (《春在朝鲜》) 。写年轻士兵史元厚, 干起活来“像匹小骡驹子, 又踢脚, 又撒欢”不知道累, 快乐单纯, 话唠子, 爱插嘴, 有时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被战士取笑“‘我看你上辈子准是个哑巴, 一肚子话都憋到这辈子了。’他也不恼。要是旁人叫他逗恼了, 他会抱住你笑着说:‘怨我!怨我!’”就是这个可爱的大男孩, 为了救落水的朝鲜小孩, 牺牲在异国的土地 (《中国人民的良心》) 。写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光复汉城, 这座百年沧桑的历史老城, “密密排列着的整齐平房, 檐角飞起, 盖着琉璃瓦式的长瓦, 跟中国小庙一模一样。靠城北, 可以了见一片宫殿。这是二百年前朝鲜李太王所住的昌德宫。早些年在中国, 我几次听见朝鲜同志用悲凉的调子唱着个古歌:‘愿你安好, 昌德宫……’他们当然不是希望帝王的复辟, 只是唱出朝鲜人民亡国的惨痛” (《汉城杂录》) 。杨朔的足迹笔尖, 从鸭绿江畔一直延伸到三八线以南。

在《人民日报》引起轰动效应的, 当属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奉解放军总政治部命令, 魏巍赴朝鲜随军采访 (1950年12月至次年2月) , 接触到许多感怀至深的英雄主义故事, 尤其是第二次战役中, 38军112师穿插堵截南撤的敌人, 在松骨峰与武器精良的美军遭遇, 打出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战斗。志愿军战士以苦为乐, “我”吃雪祖国人民就不用吃雪, 可以坐在敞亮的屋子里围住火炉沏上茶, 想吃啥就做啥, 想到这些, 所有的苦都不是苦而是甜。英雄的壮举与情怀深深打动了同为军人的魏巍, 他在激情涌动的思绪中, 将之化为感动万千国人、激励中国军人的不朽诗篇———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说起来, 该文见诸哪家报刊还有段意趣。从朝鲜采访归来的魏巍, 一直为志愿军的英雄气概所澎湃, 在20多个生动的英雄故事中, 他精选三个典型事例浓墨重彩———松骨峰战斗、火中救小孩、炒面和雪吃。在思绪的浸染与情感的波涛中, 一气呵成这篇回肠荡气的经典之作。最初拟投《文艺报》, 但《文艺报》是半月刊, 传播的及时性不够, 遂移至《人民日报》于1951年4月11日发表, 首开党报头版头条刊发文艺作品的先例。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从此, “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的代称, 凝聚着祖国人民对志愿军保家卫国敬爱之情的强烈表达。这种情感的凝聚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与志愿军战士深入接触之后的情感升华, 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个主题, 是我很久以来就在脑子里翻腾着的一个主题。我在部队里时间比较长, 对战士有这样一种感情, 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每当我和他们坐在一起,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满心眼儿的高兴”[1]。50年后, 耄耋之年的魏巍提及这段往事, 眼里仍闪烁着动情的泪水。时至今日, “最可爱的人”仍是跨越时空的价值肯定和情感敬意, “任何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感动了社会的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最可爱的人’, 我觉得这是魏巍的一个贡献”4, 作家肖复兴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声。

歌曲《打败美帝野心狼!》, 署名“志愿军战士词、周巍峙曲”, 刊于《人民日报》1950年11月30日, 词作者不为人所知, 曲作者却是一位年龄轻而资历老的人民音乐艺术家周巍峙 (1916—2014) , 歌唱家王昆的丈夫, 曾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1937年参加八路军, 1939年首次指挥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1964年精心组织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练。1950年11月26日, 《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记者陈伯坚的报道《记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几个战士的谈话》, 里面有一首采自基层部队的出征词。时任文化部艺术局处长的周巍峙正在田汉办公室开会, 从当天的报纸上读到誓词, 极为欣赏, 灵感涌入思绪, 他一边开会一边轻打节拍, 悄声哼唱, 半小时就谱好了曲子并将原词“抗美援朝鲜”一句去掉一个“鲜”字, 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 取歌名为《打败美帝野心狼!》。随着歌曲的流传, 有杂志称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进行曲, 周巍峙受到启发, 改歌名为《志愿军战歌》。1951年4月1日, 《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再次向全国推荐。

三年之后, 一个陌生的名字与这首战歌发生了联系, 引起人们的关注。此前,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只有曲作者名字, 这次词作者的身份被正式确立———麻扶摇。他的《我怎样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歌词》与周巍峙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感动了我———写“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曲谱的经过》一同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54年6月号。歌词的产生来源于基层部队, 词作者麻扶摇为东北某炮兵团的连指导员。1950年10月, 麻扶摇为连队写出征词, 他连夜赶稿, 激情流淌于笔端:“雄赳赳, 气昂昂, 横渡鸭绿江。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 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鲜, 打败美帝野心狼!”就这样一气呵成。在第二天的动员大会上, 他挥着拳头, 豪情澎湃, 高声呼出了这首誓词, 极大鼓舞了连队的士气, 战友们以最热烈的掌声给予肯定。会后, 麻扶摇将誓词抄在连队黑板报上, 这是见诸文字的第一次“发表”, 随即师部的油印小报也登了出来。1950年11月下旬, 新华社记者陈伯坚到前线部队采访, 从师部小报上看到了这首誓词, 便写入报道, 在大字标题下, 醒目地登出了誓词, 并说它是前线部队指战员的强烈呼声。[2]麻扶摇, 一位普通的基层指导员, 一生只写过这一首诗的“孤品作家”, 从此被人们记住, 被志愿军战史记住, 被新中国文艺记住。那威武的歌词、豪迈的旋律, 激励着当年的将士, 鼓舞着国人的信心, 感染着后人的情怀, 成为传唱不衰的经典。

三、政治身份考量的魏巍与巴金

魏巍与巴金, 一个是少壮派的部队作家, 一个是颇负盛名的文人作家, 都在战争期间赴朝鲜前线采访, 写下许多感人至深的作品。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都首度刊发于《人民日报》。所不同的是, 魏巍在《人民日报》刊文10篇, 巴金1篇;反之, 巴金在《人民文学》刊文9篇, 魏巍1篇 (见表3) 。他们的刊文数量在这一报一刊中正好相反, 数字的背后有着政治维度的指向。作为中共中央党报的《人民日报》与作为全国性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 前者更重视对作者政治身份、政治正确的考量。魏巍1937年参加革命, 毕业于延安抗大, 是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根红苗正的作家, 1950—1958年, 三次赴朝采访, 作品大都刊于《人民日报》。巴金是一位自由作家和出版家, 20世纪20年代曾信奉无政府主义, 写过不少批判苏联和列宁的文章, 走进新中国后有很大的压力, 但新生政权并未计较, 给予他很高的待遇。巴金对此心生感激, 急切地希望通过“改造思想”融入新时代, 去了解他完全不熟悉的生活。巴金的赴朝, 与丁玲敦促的“组织行为”也有很大的关系。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的丁玲, 未与巴金商量就将他定于赴朝作家的名单中, 随后致信巴金“现在准备调集一批人去朝鲜……希望你能摆脱一些事务工作而专致力于创作。你过去的作品, 虽说在思想上还有所不够, 但却是有热情的, 和感人的, 我以为你如果能获得些新生活, 对群众的感情有些新体会, 那是可以写出新鲜的作品来的, 这是我们今天人民和国家所需要的”[3]189。作为官方组织的“中国文联朝鲜战地访问团”5团长, 巴金第一次入朝是在1952年3至10月, 第二次是1953年8月至1954年1月, 创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人物特写, 但这些作品大多刊于《人民文学》, 鲜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巴金两度赴朝, 前后达300余天, 是赴朝采访驻足时间最长的文人作家之一。从兵团到连队, 从平壤到前沿阵地, 急切希望投入新时代的巴金, 也急切地体验战争生活, 被部队首长赞誉为“不仅做到了‘身入’, 而且做到了‘心入’”6。他的报告文学名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发表于《人民日报》1952年4月9日, 《光明日报》《文汇报》于1952年4月12日同时刊出、《文艺报》1952年第8号 (1952年4月30日) 、《新华月报》1952年5月号相继刊载。但这篇作品有两个版本:《人民日报》版 (2 570字) 和《志愿军》报版 (2 965字) 。《志愿军》报刊载该文为1952年4月11日, 该版本为巴金执笔, 经一起入朝的中国文联创作组讨论, 志愿军政治部和彭德怀亲自审阅。彭总认为把他写得太“伟大”了, 以商量的口吻提出修改意见, 将“像长者对子弟说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4]《人民日报》版有所删改, 但流传甚广, 影响最大, 它删去了表现彭德怀的幽默风趣、戒烟等细节。如在采访彭德怀的17位创作组成员中, 有白朗、菡子、逯斐三位女同志, 彭德怀笑称“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 初见时的紧张情绪被彭总的幽默轻松化解, 采访彭总的作家们亦被彭总所采访。他问作家“‘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 我们是坐车过江的。’他带笑地纠正说:‘不, 还是跨过的。’”[5]这其中既包含了彭德怀对女同志的赞许, 还包含了对作家们跨过鸭绿江深入部队生活的高度肯定, 风趣中透着亲切。它还删去了一些生动的情景描写———创作组成员因被彭总的谈话所吸引, 耕者忘其犁、行者忘其行, 做记录的、画画的都忘记了手中的笔。对于两个版本, 一些历史性的大型文集, 多采用《志愿军》报所刊发的原文, 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66报告文学集》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报告文学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以及巴金晚年出版的《巴金选集》 (10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巴金全集》 (26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94年) 等。而一些普及性选本或教材, 则多采用《人民日报》版, 如《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1949—1999报告文学卷》 (作家出版社, 1999) 。巴金本人则较为遗憾于《人民日报》的删改, 在其晚年出版的《巴金选集》第9卷、《巴金全集》第14卷, 都采用了《志愿军》报的原文。对于两个版本的修改删减, 至少可以透露出共和国文学建构的两个基本信息:一是作家个人化创作开始经历集体改稿;二是个性化色彩的细节描写被认为有碍突显英雄人物高大形象。

回国后巴金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6], 讲述一段失散多年的父女在朝鲜战场上相认的亲情故事。小说发表后受到茅盾、夏衍等文艺界领导的关注,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指示中央电影局将《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 改编任务交给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武兆堤。武兆堤约请延安抗大同学毛烽合作, 二人感情笃厚, 还同赴朝鲜战地三年。由他俩改编的电影剧本《英雄儿女》, 将小说“认亲”的戏剧性构思融进国家伦理政治的英雄叙事之中, 一曲“英雄赞歌”至今传唱, 志愿军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经典形象, 深深镌刻在国人心中, 激励着几代人的爱国情怀。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是小说《团圆》与电影剧本《英雄儿女》最大的不同:《团圆》中王成是次要角色, 身体不太好, 牺牲在朝鲜前线, 没有具体的英雄行为, 只有一句简单的交代:“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 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6]。而《英雄儿女》里, 王成是影片浓墨重彩塑造的英雄人物, 他在炸弹横飞的气浪中救出朝鲜孩子, 在尸横枕藉的阵地上孤胆坚守, 面对再次扑上来的美军, 他用步话机向部队高喊“为了胜利, 向我开炮!向我开炮!”[7]炮火中他手握爆破筒跳入敌群同归于尽。在改编者毛烽的回忆和资料查阅中, 抗美援朝战争中至少有五位志愿军战士高喊“不要管我, 向我开炮!”[8]这些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 成为毛烽刻画王成形象的原型。

从《团圆》到《英雄儿女》, 亲情叙事到英雄叙事的转化与生成, 文人作家巴金介入新生活的“隔”, 揣摩主流意识形态的“手生”, 与部队作家毛烽和导演武兆堤7得心应手的自如表现, 有较大的观念形态和创作实践的出入。后者具有巴金无法比拟的革命经历和政治条件, 更适合创作英雄故事, 更容易接受共和国文学的创作规约。因此, 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 创作主体 (巴金到毛烽) 、文体 (小说到电影) 、人物重心 (王芳到王成) 、叙事聚焦 (血缘认亲到英雄指认) 的转移, 电影将小说“认亲”的戏剧性张力消解为阶级身份的突显划分, 完成了对英雄的意识形态指认, 给同一故事带来不同的叙事命意和风格基调, 从中可窥共和国文学主题格调的生成方式及构成特质。

四、共和国文学范式的确立

文学范式是特定时期文学共同体所遵循的文学观念、理论原则、制度规范、话语类型、应用范例, 是文学观、文学体制、文学范例的总和。1949年以后, 文艺界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的“载道”功能, 忽视作家的情感和个性的流露, 动辄以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健康的个人情绪”予以挞伐。

20岁出头因创作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而蜚声文坛的路翎, 被认为是“七月派”最具才华的作家。1950年初, 路翎从南京调任北京青年艺术剧院, 完成剧本《人民万岁》《女工赵美英》《英雄的母亲》《祖国在前进》, 尽管一再修改, 却难获公演。究其原因, 一是认为路翎笔下的工农形象不真实, 把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心理装进了工农心里, 真实的工农大众没那么多心理活动;二是没有正确发掘人民中存在的觉醒力量, 而是从人民中寻找“原始的强力”以追求个性解放。其后批评之声调门渐高, 《女工赵美英》被《文艺报》载文批评“明目张胆为资本家捧场”[9], 同为“七月派”的舒芜, 在关键时刻倒戈一击, 其《致路翎的公开信》由《文艺报》加“编者按”于1952年9月刊发, 声讨路翎是“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上纲上线”说路翎创作“在基本路线上是和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毛泽东文艺方向背道而驰的”[[9]]。

同年12月, 路翎主动要求到朝鲜前线体验生活, 1953年7月回国。赴朝的经历, 为路翎拓宽了写作之路, 创作了多篇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和报告文学, 绝大部分刊载于《人民文学》, 奇怪的是没有一篇能在《人民日报》刊载。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 仍具艺术的魅力和人性的张力:它写志愿军的高尚品德和英勇无畏 (《记李家富同志》) , 刻画他们的心灵斗争———战争与人性的冲突, 纪律与爱情的不可调和[10];写他们对祖国的爱, 对母亲和妻儿的思念[11,12], 对异性的青春萌动和渴望成长的青春心态 (《初雪》) ;写年轻军人的童心未泯 (《春天的嫩苗》《从歌声和鲜花想起的》) ;写美军十九岁士兵惊恐绝望的眼神, 他苍白瘦长一脸稚气, 在双方的对峙中被新战士张福林击中, “绝望的嚎叫旋转着身子倒下去”, 消灭敌手没有激起张福林的快意, 反而有一种难言复杂的心绪———“谁叫你到朝鲜来的!”[12]在战争法则和人性萌动之间, 路翎文学叙事角度的调整, 对意识形态敌人非“画鬼”而是活生生人的摹写, 朦胧地透露出作者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思考。

路翎创作在《人民日报》的缺席, 究其原因, 还是出在创作主体认知上, 出入于共和国文学意识形态的创作规约———塑造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国际主义的“大我”形象。抗美援朝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地缘政治的保家卫国, 还是国际环境下塑造新中国形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路翎文学生涯的伊始, 深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影响, 继承鲁迅开创的现实主义战斗风格, 在创作实践中坚持作家的主体性精神, 表现人民的原始强力, 以反封建、反压迫、个性解放、社会解放为斗争目标, 拒斥思想领域中的专横统治和教条主义、文艺上的庸俗社会学、文学上的功利政治学, 这使他的创作难以谐和于十七年文学的意识形态规限。

给路翎带来严厉批评的, 是针对其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3月号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及之前发表的《战士的心》《你的永远忠实的同志》三篇小说。侯金镜首先发难, 批评路翎作品“个人温情主义已经战胜了集体主义, 和纪律相抵触的这种爱情已经冲破了纪律的约束”, 歪曲了士兵的真实情感和责任感, “以自己的臆测来代替生活, 以自己不健康的感情代替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情绪的违反现实主义的倾向”[13];指出人民军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斗力量, 来自于日新月异的祖国面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理想的不断实现、每个家庭命运和国家建设的紧密联结、中朝人民不可分割的战斗友谊;指斥路翎创作“抽去了集体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巨大力量, 而代以渺小的甚至庸俗的个人幸福的憧憬, 并且把它当作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源泉”[13]。以侯金镜的观点, 路翎小说应该展现克服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铁律无私的部队纪律、消失个体情愫的爱国主义, “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是在个人幸福与整体利益的一致上, 而且是在不断克服个人意识的斗争中产生的, 热爱一条小河、小河里的鱼、健壮的妻子, 不一定就是爱国主义, 只有把这一些和‘团体的利益’发生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它们才可以发出爱国主义的光辉, 才能给人以勇敢战斗, 自我牺牲的力量”[13]。

不妨对比同期的朝鲜战争文学作品, 尤其是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共和国文学生成中取得的巨大成功, 在于以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 表现中国军人纪律严明, 英勇善战, 深情书写志愿军英勇牺牲的源头动力, 来自于对祖国和人民深切的热爱, 对东方阵营意识形态战友的国际主义情怀, 成为共和国文学主题意蕴的典范表达: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 到毛泽东“印发全军”的指示, 到以“最可爱的人”命名志愿军将士, 再到文艺界对魏巍创作高度评价的意识形态鼓张:“今天我们文学的价值, 是看它是否反映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国家的时代面影。是否完美地、出色地表现了我们国家中新生的人, 最可爱的人为祖国所做的伟大事业”[14]。共和国文学主题书写的构成要素由此可见———反映论的文学观, 书写新中国的成长, 赞美人民尤其是工农兵群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上的伟大业绩。而路翎的创作, 注重人物心灵的斗争, 而非静态的描写, “我十分坚持心理描写, 正是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 是我寻求而且宝贵的;我不喜欢灰暗的外表事象的描写”[15]287;反对创作上的功利主义和赤裸裸的政治目的, “将政治目的直接地搬到作品里来, 我们不能要, 因为他毁灭了复杂的战斗热情, 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16];应该在文艺理论中探讨的问题, 却“以滥用政治上的结论的方法来代替了创作问题的讨论”[17]。路翎为自己辩护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关于“洼地上的战役”等小说的批评》, 成为他因胡风案入狱前的最后抗争。这位具有巨大文学才华的天才作家由此陨落。

作为“共和国文学”的开篇之作, 中国朝鲜战争文学继承了战争年代的文学传统, 以极其有效的国家体制紧急应对民族生存挑战, 在抗美援朝问题上形成了第一条庞大的文学生产线并以强大的传播力量覆盖影响中国内地的受众心理和情感认知。中华民族面对世界强敌战争威胁所表现出的铮铮铁骨, 凛然不可侵犯, 洗刷百年沧桑屈辱, 重塑民族自信的精神表征和历史文献, 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情感。《人民日报》极为注重作家身份的政治考量, 对其政治的信任体现在作品刊用上的巨大倾斜。更为重要的是, 来自不同政治时空的各路作家, 汇集于初创伊始的新中国凯旋门下, 由于长期形成的创作理念和文学实践的差异, 让不少来自于非解放区的作家对介入新生活有“隔”的不适, 揣摩主流意识形态有“手”的生疏, 与解放区或部队作家得心应手的自如表现形成较大的反差。这也决定了他们在共和国文学建构中的作用和分量。《人民日报》对朝鲜战争文学的刊载具有国家文艺范本的定位, 它借助文学进行政治动员, 形塑人民的道德与灵魂, 以维护新生政权为创作规约。即便在今天, 我们依然不能否认《谁是最可爱的人》对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巨大意义。相较于其他主流刊物, 《人民文学》则较多涵纳作家身份的差异性, 刊载的朝鲜战争文学作品, 较为重视文艺性和一定程度的探索性, 巴金、路翎作品在《人民文学》的大量刊载, 与其在《人民日报》的几近阙如形成对比;《文艺报》更多扮演文艺评判官或政治“清道夫”的角色。路翎朝鲜战争文学作品主要发表于《人民文学》, 集中“挨批”在《文艺报》即是典型一例。《人民日报》及其他主流报刊, 尽管传播体制相同、运作机制相似, 功能地位特点各有所别, 却共同承载了共和国文学书写的基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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