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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7-15 11:35

晋商常氏家族至20世纪20年代走向衰败, 其庞大的商贸生意, 到抗战时期只剩下二十几座空空的宅院, 家族经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常家后人继承了祖先遗传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常家众多的人才中, 登上顶峰的是曾经蜚声国内学术界、文学界、教育界, 一度在政界崭露头角的大学者———十六世常燕生。

常燕生, 名乃德, 原名乃英 (瑛) , 号士忱, 字燕生;笔名平子、凡之、惠之、新光、仲安等。光绪戊戌年 (1898年) 十月二十二日 (阴历) , 生于北京西交民巷, 因以燕生为字。

常家被后人称做“中国儒商第一家”。众所周知, 在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 商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儒与商是两种职业, 所谓四民之首与尾。常家天才地创造了“学而优则贾”的治家祖训, 把饱读诗书的优秀子弟输送到商界, 确保集团精英不断, 实现了儒商相长, 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历史循环, 使家族商业持续兴盛达二百年之久。

常燕生作为三晋的文化名人, 可以说是山西继近代傅山之后的另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研究的个案。而常燕生的创作和研究理念都受到国家主义的影响和制约, 国家主义成为他创作和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这种国家主义演化到今日, 即化身成为爱国主义, 常燕生生逢乱世, 忧国忧民, 希望通过学术思想的突破性研究来指导群众。他信奉国家主义, 希望有一个统一、安宁和富强的国家, 实现政治民主和科学进步。

一、抗战时期的政治文学活动

1925年12月, 常燕生经陈启天介绍加入青年党, 党号“仲安”。1926年7月, 他当选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 (后共连任9届中央委员) , 不久赴沪专事“党务”, 从此长期主持青年党舆论, 大凡青年党历届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多出自其手。

1927年, 常燕生辞去爱国中学校长一职, 在沪主办青年党《醒狮》周报。当年, 他在《新国家》杂志发表了《世界国家主义运动史》和《三民主义批判》等文。此后, 曾参与编辑《长夜》《长风》等刊物。

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青年党立即宣布政党休战, 一致对外。常燕生自河南大学返北平, 他认为国难严重至此, 应该挺身而出, 唤醒民众反抗。在国民党党禁下, 中国青年党在北平中山公园召开外资问题演讲会, 他登台作《野战抗日》演讲, 强调野战是弱小国家抵抗外来侵略最有效的方法。

1932年1月, 他在《醒狮》杂志上发表《野战抗日》一文, 驳斥“不抵抗主义”, 提出“只有用野战 (按即游击战) 的方法和日人作战。”后又作了《翁将军歌》《故都赋》等爱国诗歌以激励国人。1936年2月, 常燕生与夫人萧碧梧合编独幕剧《张太太》, 以提倡使用国货为主题, 刊于《青年阵线》上。

关于抗战前一年常燕生在太原的活动, 他的第四子常崇宜在《抗战初期的回忆》中写道:“后来还知道父亲在北平和太原, 组织有一个转转会 (座谈会) , 主要是商量如何抗日的问题, 参加的人有张友渔、邢西萍、翦伯赞、高长虹、侯外庐等十几人, 其中有许多是中共党员。薄一波于1936年9月从北平监狱出来, 奉党之命回到太原。……当时为了工作的方便和避开阎锡山的监视, 就不住在官舍而住在精营中街我父亲的家中。王若飞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 也曾一度住在我家里。我父亲常乃德 (字燕生) , 那时已经是大学教授、知名学者, 在太原任太原绥靖公署的秘书, 目的是想推进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又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 青年党那时也是受国民党迫害, 被国民党当作‘异党’而禁止的。所以薄一波和王若飞住在我们家是十分安全的。”他的第五子常崇宇在《似水流年》一文中写道:“早在七七事变前, 父亲和左派的朋友们就已有了接触。那时太原的环境比较开放, 有许多左派名流聚集在那里。当时有一个大体上以左派为中心的‘座谈会’的组织, 隔一两个星期座谈一次, 参加者有张友渔、侯外庐、邢西萍等, 大家轮流做主人请客。那时‘牺盟会’的领导人薄一波与我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在国灾家难中, 常燕生挺身而出, 明确表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 倘不能出来执干戈以卫社稷, 还配读什么书, 做什么人?他曾到太行山区, 准备与牺牲救国同盟会负责人薄一波同赴长治, 共商组织武装抗日, 终因日军侵占长治而未果。他只好舍别妻子与几个年幼的儿女, 经武汉跋涉辗转入川。

二、爱国檄文创作

政论时评在常燕生的创作中引人注目, 他的政论成为抗战的檄文, 时评成为社会变革的晴雨表, 他的政见和爱憎情感也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一, 主张野战抗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之后, 常燕生就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必须准备抗日。1931年他自河南大学赶赴北京中山公园讲演, 题目为《野战抗日》, 主张抗日, 反对妥协。1932年1月, 他在《醒狮》周报公开发表了《野战抗日》一文, 提出:敌人侵略到了如此地步,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抵抗他?这是举国国民所一致要研究的问题。文章紧接着批评了四种主张:第一是不抵抗主义, “这种办法只能叫做奉送江山的降表”, “是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主义”。第二个办法就是诉诸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是个什么东西?不过是几个强国把持的欺骗弱国的工具”。第三个办法是联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 “这也是当局的高调之一”, “试问我们能仰仗印度、安南、土耳其人的援助就可以打退日本人吗?”第四个办法是联俄抗日, “俄国若是有力量和日本开战, 他早已不等我国哀求而出兵满洲了”, 所以“也是枉然”。[1]

对于如何抗战, 常燕生提出了“野战抗日”的战略主张。野战, 也就是游击战。他说野战的办法, 就是中国国民三十人、五十人, 零碎组成队伍, 在日人占领的区域内, 向横暴的日军实施个别的攻击。凡遇到日本兵士或者武装人员的地方, 只要人少, 立刻施行攻击, 日本大队人马来时, 立刻退开避免牺牲。他认为这是一切弱国抵抗强暴最有力的办法, 并从中外历史史实中作出论证, 指出我国五代时期抵抗契丹、我国台湾抵抗日本、西班牙抵抗拿破仑、爱尔兰新芬党人抵抗英国、摩洛哥人抵抗法国, 都是采用野战的方法, 而不可能和强大的敌人打阵地消耗战。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 本文发表于1932年, 距七七事变全面抗日还早了五年。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中国的解放与对日根本方针》中, 还提出我们的环境, 只容许我们下最后牺牲的决心, 随时随地准备对日的战争。而蒋介石则是在广州、武汉失守后, 才认识到游击战的意义, 在湖南衡山办了“南岳游击干部培训班”, 由汤恩伯任主任, 请中共叶剑英为副主任, 由叶剑英在衡山给国民党高级军官讲“游击战争概论”的。

第二, 反对妥协投降。常燕生洞悉到:“随着广州、武汉的相继失陷, 一部分素来悲观动摇的分子又皇皇然起来了。”[2]493他面对投降派, 以笔代刀、迎头痛击!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醒国人警惕投降派的阴谋。“苟安不是长久的办法, 投降不足以救中国, 一切诚意为国的分子, 应该一致努力安定人心, 团结意志, 打消动摇的理论, 继续发动全民抗战, 将暴敌拖下深坑里去。”[2]495面对汪精卫等人投降宣传, 常燕生在《正人心, 息流言, 拒邪说, 惟有请政府立即正式宣布既定国策不变》一文中, 严正提出:“今日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关头, 政府和国民的意志如何, 决定了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往后的命运”, “中国民意决不允许言和的空气抬头”, “今天只要继续抗战下去, 我们在敌人后方还有百万以上的游击势力, 永远不会消减。一旦和平妥协之后, 这些人至少有一半要因灰心丧气而退出游击的工作, 这是自杀的政策。”据文章后记:“按此文发表于武汉、广州失守以后, 汪精卫出走之前, 当时周佛海尚任国民党中宣部长, 正在制造求和之舆论, 见此文后, 大为惊诧, 曾自重庆以长途电话向报馆询问作者姓名, 经报纸负责人严拒始止。”[2]498

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年代, 常燕生撰写了《战后国策研究的重要》等文, 指出了“我们假定战争可能于明年 (1943年) 结束”, “战争的结果是轴心亡败, 至少日本的主力被消灭 (依我的看法, 希特勒的崩溃或许还要先一步) ”[1]197。先生上述估计比日本投降虽略早了一年多, 但基本估计是正确的, 充分显示了他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对待大汉奸汪精卫等人, 常燕生在1940年撰文《汪精卫的终生八字》, 指出这个大汉奸的下场必定是“千夫所指, 无疾而死”, “汪的命运就定在这八字之中了”。这也与后来汪精卫死在日本医院的事实相验证。

三、结语

常燕生最后十年时光, 是在成都度过的。他1938年就聘于四川大学, 在历史系教历史哲学。1947年参加国民政府有关会议, 由上海返成都, 遇水灾而染疾, 日益转剧, 旧历七月廿六日晨逝世。常燕生逝世次日, 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即致电唁其家属。郑凌苍《常燕生先生逝世经过》说:“一颗彗星陨落了!一代的巨人———我们底大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的常燕生先生逝世了!当这个最不幸的噩耗传出后, 真使人要不相信如此一个为群众所宗仰的哲人竟是如此飘忽地就结束了他智慧而光华灿烂的生命……。”[4]1成都有关方面为常燕生举行追悼会。随后国民政府又于南京召开大型追悼会。主祭人曾琦在日记中写到:“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十七日上午九时, 赴华侨所, 为常燕生追悼会主祭, 到同志及来宾数百人。蒋主席派文官长吴达铨致祭, 政府中人到者有张群、于右任、白崇禧、徐傅霖、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张历生、谢冠生、吴忠信、洪澜友……等, 予致词略谓:‘燕生学问渊博, 确为中国一大思想家。其所发表者, 尚不及所蕴蓄十分之一, 故其逝世, 不独一党之损失, 实为全国之损失。’”[4]13黄欣周《敬悼常老师》之文云:“常老师的学识, 渊深赅博, 系统整然, 与一般所谓专家学者, 迥不相同。他治学的范围, 遍及历史学, 社会学, 哲学, 文艺, 及自然科学各部门, 就是诸子百家, 诗词歌赋, 他亦无不精通。他是史学家, 社会学家, 哲学家, 也是政治家, 革命家, 大诗人。太史公所谓‘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只有常老师可以当之无愧。在今天的中国, 能够融汇古今中外各种学说之长, 另创思想体系, 并且又站在堂堂祖国阵线上独立作战的文化斗士, 似乎还只有常老师一人。”[4]59李满康《常燕生先生言行之一斑》也说:“常先生之学德, 不独为本党同志不易多觌, 即求之今日中国之朝野, 亦难见其俦。”[4]54

作为山西的文化名人常燕生, 他用自己的信念、文章谱写了自己的爱国序曲, 并为此奋斗终生。在党和国家推进爱国教育的今天, 研究常燕生对发掘爱国精神、弘扬三晋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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