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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7-15 11:36

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来说, 被誉为“独特的历史现象” (1) 的桂林文化城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既是抗战时期国统区的一个政治、文化“特区”, 一个多元政治文化力量的交汇地带和对立性的政治、文学话语的缓冲空间;又是一个抗战文学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文学生态空间。它不仅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文化界、文学界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场域, 也是一个“不分长幼尊卑、不分信仰、不分民族、不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人士结成的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 的文化空间。从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至1944年9月桂林大撤退六年时间里, 它始终高举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团结抗战的大旗, 以蓬勃兴盛的文化出版事业、厚实丰硕的文学艺术成就和高潮迭起的抗战文化运动, 为中国抗战文化史和抗战文学史谱写出了璀璨耀眼的华美篇章。

政治、文化中心的西移, 文化、文学据点星散各地是抗战时期中国最为显著的特点。除了抗战初期出现的武汉、广州、上海等几个据点外, 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 文化和文艺重心点更呈现出星罗棋布的态势, 先后出现了重庆、桂林、延安、昆明、金华、上海、香港、永安、曲江等多个文化、文艺据点和重心点。茅盾在当时就指出:“事实, 今天的中国文坛已形成了好几个重心点, 重庆是一个, 而桂林, 延安, 昆明, 金华, 乃至上海, 也都是其中之一。” (3) 而作为“西南文化中心”的桂林, 因其特殊的政治、地理、人文等因素, 成为当时仅次于政治中心重庆的最为典型和独特的一个, 被誉为抗战“文化城”。当时的桂林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自由, 文化人云集而至, 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 抗战文化事业空前繁荣, 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的蓬勃气象。其中尤以文艺最为突出, 成绩最为显著, 堪称大后方文坛重镇;与重庆文坛一起, 构成了“中国抗战文学的主干” (4) , 对大后方抗战文学以及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意义与贡献。

一、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

桂林文化城为抗战文学提供了较为宽松而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在抗战相持阶段, 把抗战初期文化中心武汉那种文化界、文学界广泛的大团结和广泛的统一战线局面继承得最好并有所发展的, 无疑要数桂林文化城。抗战时期, 由于桂系采取了相对开明、进步的政策, 中共与桂系和国民党民主派建立起了良好的统战合作关系, 再加上地理上和交通上的独特优势与便利, 桂林的政治文化环境一度较为宽松而自由, 文学生存空间广阔而开放, 文化界、文学界紧密团结与合作。现代生态学认为, 自然万物只有“存在于它们自身的生态性的自由存在之中, 存在于它们内在活性的灿然绽放的生命状态之中” (5) , 它们生命的活力与美才能尽情展现。而桂林文化城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政治文化环境, 可以说就是一种具有了一定的“内在活性”的文学生态环境。虽然在皖南事变之后, 这种具有活性的政治文化环境曾一度紧张, 图书审查较之前也更为严厉苛刻, 但与重庆相比依然要宽松、自由、开放得多, 文化人仍然有较大的自由生存空间;从而使桂林“这一抗战文艺运动的大据点, 呈现了比重庆更活跃的姿态”。 (6) 这就为不同党派、不同派别、不同文学追求的作家和文化事业机构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而自由的生存空间和创作环境。在这里既是右翼文人的活动场域, 又有大批中共党员作家和左翼文人汇聚于此, 还有大量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出没其间。他们求同存异, 精诚合作, 在民族救亡和抗战建国的旗帜下, 通过自由创作、创办刊物、召开座谈会等多种方式, 共同推进了抗战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 桂林文化城出版业非常兴旺, 出版了大量文学刊物和文学书籍, 出版的书刊之多, 与当时的重庆相比, “有一度曾有过之而无不及” (7) , 这既为抗战文学提供了广阔的发表园地, 也为文化人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有力地推动了桂林抗战文学繁荣景象的形成。

桂林这种较为宽松自由的生存环境和言说空间, 是国民党政治中心重庆, 处于租界的孤岛上海、延安边区以及西南边地昆明等文化据点难以比拟的。就重庆来说, 虽然拥有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优势, 出版的刊物和书籍之多, 可以说居于全国之首, 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文化统治, 经常运用查封、禁演等多种手段使重庆文坛始终处于政治高压之中, 极大地限制和压迫着作家的创作自由和文学的出版自由。当时“出版检查之严密, 禁忌之多, 使得作家们的写作自由完全被剥夺”。 (8) 老舍当时就形象地道出自己创作时的精神苦痛:“每逢我拿起笔来, 我必须像个小贼似的东瞧西看, 唯恐被人抓住。” (9) 重庆这种对文坛的政治高压, 在茅盾身上可见一斑。茅盾于1942年3月9日到达桂林, 12月3日离开;在桂林近九个月时间里, 不仅创作了被誉为“抗战以来, 文艺上巨大收获” (10) 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 而且还创作了六篇短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文艺评论, 而他抗战期间创作的十三部短篇小说中有十篇是在桂林创作和发表的;1942年12月到达重庆后一年多时间里, 他不仅受到中统特务的秘密监视, 而且创作数量不多, 只有一个不成功的中篇《走上岗位》和六个短篇小说, 而这六个短篇中又有四篇是在桂林发表的, 创作的重点也主要转向了能避开图书杂志审查的文艺评论和译作;以致茅盾感叹道:“比之令人窒息的重庆, 桂林仍旧算得是块‘宝地’。” (11) 而处于租界的上海, 则是一个被日军包围的“孤岛”, 不仅爱国进步作家经常受到日伪的监视、威胁、恐吓甚至暗杀, 而且租界当局为了自身利益, 对抗日文化活动也多加限制和干预;致使抗战文学和抗战文化活动只能以隐蔽的方式潜行, 弥漫充斥文坛的是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软性影剧作品”。 (12) 至于延安边区, 作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文化中心, 中国共产党为了吸引更多文化人来到延安, 对文化人尤其是作家们极为优待, 给他们提供了舒适、自由、广阔的创作环境和生存空间;1938年11月由国民党统治区重庆来到延安不久的何其芳就唱出了初到延安的独特感受:延安的空气是“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13) 但由于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纸张紧缺、印刷困难等因素, 出版的刊物只有有限的几种 (14) , 致使抗战文学缺乏足够的发表园地, 制约了抗战文学的发展与传播。但此后不久, 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开展, 延安作家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逐渐被“强制性”地整合到单一的、以歌颂光明为主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工农兵大众文学范畴之中。而处于边地的昆明, 由于实际统治者龙云与蒋介石集团的长期对抗, 使得国民党中央势力和文化统治很难企及与渗透, 再加上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民主气息, 昆明的政治文化舆论环境比重庆等地要自由、宽松许多, 但由于交通闭塞, 昆明印刷业、出版业不够发达, 创办的文学刊物不多 (15) , 抗战文学的生存空间比较有限, 因此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大多是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发表或出版的;并且作为一个文化据点对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坛产生较大影响主要是在桂林失陷之后的事。可见, 虽然重庆、延安、上海、昆明等文化据点在抗战文学的发展和民族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从抗战文学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言说空间来说, 文化城桂林相对要宽松、自由、广阔得多。也正因为如此, 桂林才会有数以千计的文化人聚集于此, 创造了桂林文坛的辉煌时代, 为中国抗战文坛培养一批文学新军和奉献了众多精湛的文学力作。

二、多元共生的文学生态空间

桂林文化城为抗战文学营造了一个多元共生的生态空间, 促进了抗战文学生态的和谐发展。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等所形成的多元共生的良好的文学生态局面随之消失。在民族救亡和抗战建国的神圣使命驱使下, 作家们不再陶醉于各自营造的象牙塔和自我园地之中, 而是以笔为枪、以笔为刀奔赴于抗战救亡的洪流中, 齐声合唱出了文化界、文学界民族救亡的最强音:“在这时代, 才力的伟大与否, 艺术的成就如何, 倒似乎都在其次, 最要紧的还是以个人的才能———不管多么小———和艺术———不管成就怎样———配合着抗战的一切。” (16) 因此, 以记录抗战现实的报告文学、呐喊呼吁的抗战诗歌、宣传鼓动的街头戏剧等文学样式成为抗战初期中国文学压倒一切的文学范型, “一切的文艺刊物都以最大的地位 (十分之七八) 发表报告文学, ……既成的作家 (不论小说家或诗人或散文家或评论家) , 十之八九都写过几篇报告。” (17) 而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和个性主义诉求, 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文学样式都无条件地融入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之中。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 随着抗战局势及国内外政治情势的发展变化, 抗战文学也由初期单纯的宣传呐喊转向对抗战现实深刻体悟的沉郁凝重, 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而对抗战文学这一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表现得最为典型突出的可以说是桂林文化城。

桂林文化城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广阔的文化生存空间, 为抗战文学的多元共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 不仅不同派别和倾向的作家有着较为广阔、自由的活动舞台和空间, 在抗战建国的伟大使命下共聚一堂, 通力合作, 相互促进;而且文学刊物、文学样式和文学的价值取向等都呈现出多元共生、和谐发展的生态景观。具体来说, 从文学刊物看, 这里不仅有许多影响较大的报纸副刊、综合性的文学期刊, 而且有数量众多、且在全国很有影响的纯文学期刊;而纯文学期刊类型又多种多样, 既有大型综合性的刊物又有以某类文体为主的刊物, 如诗刊、杂文 (散文) 刊物、戏剧刊物、翻译刊物等;这种类型繁多的文学刊物就为各种文学样式的共生发展提供了广阔而有效的生存场所。与此同时, 与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刊物大都为同人刊物不同, 这些文学刊物大都为公开的园地, 它们在民族救亡的旗帜下, 以兼容并蓄的姿度容纳了各种类型和价值取向的文学, 实现了多种文学类型的交融与互补, 促进了抗战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从文学样式看, 刊物的多样化也必然带来文学样式的多样化, 在这里, 不仅有纪实的报告文学、短小精悍的街头诗和独幕剧, 而且小说、散文、杂文、戏剧、童话等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尤其是杂文、中长篇小说、多幕剧和长诗所取得的成就在大后方甚至整个抗战文坛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不仅扭转和匡正了抗战初期文学样式单一化现象, 而且在战时非常语境下对各种文学样式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如历史剧、历史小说、长篇叙事诗、长篇抒情诗、“岗语”式杂文、史论型杂文和文论型杂文等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各样文体的重大收获。从文学的价值取向看, 在抗战建国总前提下, 文学取向多种多样:既有与抗战有关的文学又有与抗战无关的文学, 既有歌颂军民英雄事迹的战斗文学又有揭示现实黑暗的讽刺暴露文学, 既有左翼倾向的救亡文学又有右翼色彩的民族主义文学, 既有标榜中间的自由主义文学又有追求民主进步的民主主义文学, 既有大众普及的通俗文艺又有教育启蒙的儿童文学, 还有面向工农大众的延安文学和来自外国作家的反战文学等。这种多元文学取向的并存就有效地纠正了抗战初期民族救亡压倒一切、整齐划一的文学生态失衡局面。从创作方法看, 多种手法兼容并蓄、相得益彰、共融共生;在这里虽然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抗战文学主潮, 但并非一枝独秀, 而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在向现实深处掘进的同时, 具有浪漫主义气息和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学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形成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多元竞生的生态景象。从以上分析可以想见当时桂林文化城抗战文学的多元发展的生态面貌, 但这种文学生态景观并非始终如一, 时常受到来自政治场和经济场等因素的多重制约与压迫, 给桂林抗战文学的生态环境带来多重影响;尽管如此, 桂林文化城这一文学生态图景相对于其他文化据点, 仍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就抗战初期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武汉来说, 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所致, 武汉时期的抗战文学呈现出追求鼓动性、宣传性和大众化的单一倾向, 主要表现为纪实性的报告文学、通讯, 口号式的朗诵诗、街头诗, 鼓动性的独幕剧、报告剧, 以及普及性的通俗文艺等, 且大都停留于表面性的呐喊和呼吁, 缺乏对现实生活深层次的体察和感悟, 而那些具有较高思想内涵和艺术水准的小说、散文、杂文则处于沉寂和边缘之中。之后的全国政治中心重庆, 虽然不再单纯地停留于表面的呐喊, 更多地向现实生活突进, 文学样式也多种多样, 呈现出一定的多元化倾向, 但由于文艺政策的严密, 对揭示社会黑暗的讽刺暴露文学极力限制与打压, 左翼色彩的文学也难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更不用说来自延安的具有革命性的文学。“孤岛”上海, 虽然也有过短时间的战斗性杂文和历史剧热潮, 但由于受到敌伪及租界当局的多重限制, 爱国、进步的抗战文学的生存空间极为狭窄, 流行文坛的主要是低级、消遣、游戏的通俗文艺。延安作为抗战革命文学的中心,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 延安给予了作家们以“优厚”的待遇和广阔自由的天地, 这时期抗战文学呈现出多种声音, 除了反映工农大众的具有民间色彩的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外, 揭示解放区现实弊端与阴暗面的小说和杂文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文艺整风之后, 那种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多样化文艺趋势就不复存在, 充斥延安文坛的全部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歌颂光明的大众文学、农民文学, 弥漫于文学作品间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浪漫情调和乐观情绪;而对于右翼倾向的文艺, 既没有右翼文人的立足之地也没有右翼文学的生存空间, 即使是那些站在知识分子立场发言的文学也难有生存的缝隙。而边地昆明, 由于一大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 昆明的抗战文学主要体现为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个性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而左翼色彩的文学以及纪实性的报告文学、宣传鼓动性的诗歌和戏剧比较有限。作为“中性”的政治空间, 英国殖民下的香港, 成为左、中、右、敌特、汪伪多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和“彼此对立的文学话语的缓冲地” (18) , 因此, 战时香港文学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良好局面;但由于地处于海外, 虽然与内地有着多重联系, 但交通的阻隔, 对大陆抗战文坛的影响必定有限;同时, 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 这一文化据点也不再存在;因此, 与桂林文化城相比, 对抗战文化运动和抗战文学多元发展的影响也要逊色许多。由此可见, 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生态来说, 桂林文化城起到了重要的建构、维护和推进作用。

三、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拓展

所谓传统, 就是“历经延传而又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 (19) , 具体来说, 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 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 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 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 (20) 的文化力量。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也有自己的传统, 即五四时期所开创的新文学传统。高旭东就认为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是:“推崇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 将人道与对个人价值、个性自由的肯定联系起来, 以坦露自我与批判社会的悲剧精神是尚, 并在感时忧国的内驱力下将这种新文化向人民群众进行启蒙。” (21) 朱寿桐则从“道统”“法统”“体统”和“系统”角度指出“健全的个人主义”“普遍反抗”“白话文”和“现实主义”是新文学传统确立时的基本内涵。 (22) 虽然, 他们的表述不完全相同, 但都体现出了新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与内涵。对在外国文化 (文学) 强势影响下发生成长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来说, 救亡与启蒙、个性主义、理性批判精神、白话文、开放性与多元化可以说是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核。

我们知道,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代代相传中在保持某种内在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同时, 会发生种种变异, 形成不同的变体;也就是说, 传统就是“围绕一个或几个被接受和延传的主题而形成的不同变体的一条时间链”。 (23) 新文学传统也一样,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历史的多重复杂关系, 在新文学传统传承过程中, 必然会受到特定时代多重力量关系的冲击, 从而发生偏离、变异甚至断裂。“现代文学传统不是完整的、固定的、同质性的, 而是包含着多元、复杂和矛盾的因子”, 延传过程中存在着“变异、断裂和非连续性。” (24) 就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十年来看, 如果说20年代的文学是追求民主和科学、张扬个性的“人的文学”“启蒙的文学”, 30年代是追求社会解放和阶级解放的“社会的文学”“革命的文学”;那么, 抗战时期的文学就是弘扬民族解放的“民族的文学”“大众的文学”。从中可看出, 新文学传统在延传过程中所发生疏离和变异。而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 由于民族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语境, 以及各个文化据点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 对新文学传统表现出或继承、或抛弃、或否定、或偏离、或变异、或断裂等多种情状。

抗战初期, 文艺家们抱着一切为了抗战救亡和为民族解放宁愿化为“白骨”和“瓦砾”的美好愿望投身于文艺创作, 使得文学的教化功能被过度强化, 文学完全成为抗战宣传的工具, 抗战八股、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四处蔓延;虽然此时的文学表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和反抗性, 但脱离现实、悬浮于盲目乐观中的战叫和呐喊, 实际上已使新文学传统一度处于被搁置的状态。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后, 文艺家们频频对抗战初期文学的功利化和背离新文学传统的倾向进行反思, 逐步调整了抗战文学的发展路向, 文学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生态局面。而对于不同的文化据点来说, 仍然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大体而言, 这时期的抗战文学主要表现出三种发展路向:一是具有民间色彩、为工农兵服务的农民文学、大众文学, 以延安文学为代表。这种文学路向一味地强调文学形式和内容上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虽然在发动民众、宣传抗战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文学的大众化和民族化作出了富有成效的尝试, 但极大地限制了文学的多样化趋向, 不仅文学的个性自由受到了压制, 而且一味地走向民间、迎合工农兵的话语方式也消弭了文学的启蒙传统;同时, 随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对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无限强调, 文艺的大众化已经不仅仅是普及民众、发动民众的问题, 而成为传递和诠释政治话语的最普遍而有效的方式, 追求个性主义和理性批判的新文学传统已被极大地变异、阻隔与弱化了。二是强调个体生命体验和感悟的个性主义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 以活跃于昆明的西南联大校园文学最为典型。这种路向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新文学中个性自由、个人主义传统, 并通过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功嫁接与融合拓展了新文学传统, 提升了抗战文学的艺术水准;但由于过于注重个人的自我体悟和艺术形式的探索, 弱化了时代感和现实性, 一定程度上又窄化了新文学传统。而真正对新文学传统的基本内涵能够较好的继承与拓展的是第三种路向, 即在兼容并包第一、二种文学路向同时, 对现实主义及其战斗传统加以深化与弘扬的文学, 这种发展路向最为典型的应该是桂林文化城文学。

与延安、昆明等侧重于单一的文学价值取向, 对新文学传统有所偏离、弱化不同, 作为政治文化“特区”, 桂林文化城则是抗战相持时期大后方多元文学力量和文学形态交汇共生的场域, 在艰难困苦、波谲云诡的战争环境中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新文学传统。一方面, 加强了文艺与现实斗争的结合;文艺作品不再单纯地停留于抗战的宣传和呐喊, 而是深入现实生活, 在反映中国军民抗战热情的同时, 更多地写出现实斗争中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有效地深化了现实主义战斗传统, 如揭露时弊、暴露黑暗、讽喻痼疾的小说和杂文的大量出现就是一个明证;另一方面, 注重反映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在战争语境下特殊的内心世界和生活性状, 注重对民族文化历史惰性的反思与追问, 这就既接续了新文学中“人的文学”和“批判国民性主题”, 又传承了新文学的个性主义和思想启蒙传统, 如当时发表的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和乡土文学作品就是这方面的体现。一方面, 桂林文化城以广博的胸襟和开放姿态, 博采众长, 兼收并蓄多样风格, 为不同类型和价值取向的文学样式提供了生存空间, 呈现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多样化追求和开放性品格, 实现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的交融与互动;另一方面, 它又以宽阔的视界和现代的眼光, 汇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文化文学洪流中, 成为连接起中国抗战文化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精神纽带;不仅为国际反战作家提供了活动空间和言论阵地, 译介和报道国外反法西斯斗争的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 而且还把桂林的抗战文学翻译介绍到世界, 声援了反战阵线中的友邦与战友, 实现了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双向汇流和交互促动。因此, 桂林文化城以其特殊的文化功能, 在使桂林抗战文学获得世界性因子的同时, 更显现出了独特的现代性品格。

总而言之, 桂林文化城作为抗战相持阶段的产物, 因其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等因素, 成为抗战中国一个独异的文化空间。它以较为自由、宽松、开放的政治文化语境, 兴旺繁荣的出版印刷业, 蓬勃发展的抗战文艺活动, 为抗战文学营造了一个多元共生、互动共存的生态场域, 促进了抗战文学多元共生的生态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多样化的文学生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桂林文化城文学对抗战现实的深入开掘和复杂性展现, 对战时特殊环境中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以及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反思, 不仅较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个性主义、批判精神、思想启蒙等新文学传统, 而且为重建民族品德和实现民族复兴作出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而桂林文化城立于世界的宽阔视界和开放性品格, 不仅促进了中国抗战文学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多元互动, 而且也为抗战文学赋予了独特的现代性品格, 从整体上推动了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和艺术水准的提高, 也为中国文学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但桂林文化城是因战争而造就的历史文化现象和作为战时人员物资集散地、中转站的属性, 流动性、暂时性、不稳定性成为其难以抗拒的宿命, 因而使得桂林抗战文学的成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难以形成在全国文坛引领潮流的文学流派和创作群体, 难以生产出经过长时间沉淀酝酿而出的厚重风韵的经典作品, 这也许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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