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文艺批评中的巴黎空间样态研究

日期：2021-03-27 11:02

当代空间理论研究兴起于西方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空间化的研究方式，即文学研究方式与文学批评路径的“空间”转向。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关注的空间概念如同当代空间理论自身一样，即源自于当代社会实践和现实，也指向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蕴含着他对社会实践的理解、把握、反省、批判和期许，具有鲜明的历史色彩。哈维对历史空间变革过程的体验既有当下性，也蕴含发展性以及浓烈的人文地理色彩。因此，他在反省空间和时间的历史地理学的同时，以批判的态度彰显空间视野中的文学艺术，形成了文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成为当代空间批评的重要学者。哈维以“城市”为主题进行的空间批评涉及到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电影等，自觉地运用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建构空间批评模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对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中巴黎城市的空间历史进行当下性的解读，审视了文学世界中巴黎“城市”的形象，在解读文学与历史的过程中表征了当代空间的生存焦虑，提出了“城市”存在的深刻问题，形成一种新型的空间批评形态。

一、城市神话———观念建构与诉求

（一）现代性观念建构的神话

戴维·哈维认为现代性的神话之一，就是将世界视为白板并采取一刀两断的态度，在完全不指涉过去的情况下将新事物铭刻在上面。现代性神话的观念之一哈维称之为破坏性创造（creative destruction），而城市成为这种现代性力量的集散地，文学与艺术方面参与了这场破坏性的观念建构。左派文艺批评家威廉斯曾认为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中，“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关键时期，城市发展转型势在必行，同时带来文化革新，普遍的“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文化维度。”[1]他认为以工业为中心的都市发展进程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美国批评家理查德·利罕在分析《鲁滨逊漂流记》中，认为笛福“在创造具有强烈空间感和个人成长感的故事”“在他的世界中寻找一些象征（signs）”“远离过去的神话与传说，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2]因此，哈维认为法国十九世纪文学艺术建构了作为意识形态观念的巴黎形象，从而把被工业革命碎片化的巴黎形象黏连成一个整体观念，既整合了巴黎空间发展的历史脉络，又将这个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破碎的创造经验凸显出来。

哈维从这种观点出发，开始在文学想象的空间中找寻“城市”与历史相互建构的相关性与相证性。在他地理学的维度中，文学与城市相互塑造而形成“总体的生活方式”[3]，文学在历史地理的相互交织中以想象的方式营造出了“城市”的总体形象。而十九世纪“巴黎”的城市神话，以及被建构的过程方式与当时巴黎历史状况之间的关联性，已经被当时的艺术家们捕捉并重新在文学艺术中建构了出来。在当时的文艺建筑师们之中，他首先认为“巴尔扎克为现代性的神话揭开面纱”[4]，在他的众多作品里揭示了巴黎作为资本神话的样式，巴尔扎克的作品也影响到当时的作家群体，这些艺术家们抓住了城市空间形象、体验断裂式的创造，在乌托邦的象征中共同打造出了“巴黎”的神话。

（二）现代性“乌托邦”的都市神话

戴维·哈维在研究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中指出城市空间的变革，背后仰赖的全是资本主义对于巴黎会是什么样子，与巴黎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再想象，资本根本不介意人们能否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也不需要在城市居民的心里谋划出地形图，而是让城市无法阅读、不具形式、难以想象，以空间生产的方式，让商业化机制制造或复制出来的图像和景观取代过去的具有深度、重要人生意义的景物。哈维在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作品中嗅出了巴黎这个“1840年代的乌托邦”，而变幻无常的都市生活与乌托邦计划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断裂的鸿沟“在浪漫现实主义作品中，城市往往与神话式的构想结合在一起，城市的意义被以象征、宗教或神秘的语言进行阐释。”[2]巴黎现代性的神话形象在十九世纪作家的表达中结合着想象、隐喻构筑起来，哈维认为巴尔扎克则是当时首屈一指的空间体验家，并用艺术笔端将“巴黎”总体性的神话样式塑造为一座“机械的”梦幻而又暗流涌动的城池。“留意巴尔扎克用来传达巴黎匆忙的各种隐喻：这座城市的内部和外部永不停歇”“它是个巨大而丑陋的奇迹……一个永不止息的万城之后”[4]，哈维认为巴尔扎克的隐喻充满黑色暗示，充满生存诡异和忙碌，充满各种奇异、机械的联系。

哈维认为巴尔扎克所构筑的巴黎形象在被资本神话的同时也被资本背后的逻辑异化着，并且“现代神话和古代神话相比，比较不为人所理解，但却更有力量。”[4]因为现代性神话的力量源自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其所带来的“破坏性创造”使得巴黎城在混乱中快速成长，哈维认为这种混乱的成长使得城市生活难以辨识、解码和表述。他认为当时的艺术家都受到了城市迅速发展的冲击，体验到资本神话的破坏力和创造力，并举了杜米埃的作品为例，“捕捉了一些巴尔扎克对巴黎的预想式描写，里沃利街遭受‘建筑狂’（看看背景有个人拿着鹤嘴锄）的围攻，看起来就像‘湍急的溪流’，是‘一个庞大不可思议之物，是一种结合了行进、机器以及观念的令人惊异之物’。”[4]哈维认为巴尔扎克的视角总是带有一种焦虑式的“威胁感”，他对这种城市神话的惊叹和担忧正是资本主义力量所带来的空间变革的历史经验。因此，哈维从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找寻到的巴黎是显然的冷峻，这个神话城市的光芒中暗藏着丑陋的阴影，这个庞然大物是资本一手构造的运转机器，也是塑造资产阶级梦想的冒险乐园。哈维认为艺术构造的巴黎神话其源泉在于背后的商业资本和资本家，“在支配力的后面却隐约可见一些人物，如折扣商人吉戈内、银行家戈布赛克，以及放贷者里固”[4]正是这些“城市”空间的改造者神话了巴黎，将它构筑成一个丑陋的工厂。

二、城市“共同体”———情感转换与追求

（一）新的情感纽带———“帝国”标签

在戴维·哈维空间范式的地理学想象中，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不仅体现出对城市以及城市空间下的现代性体验的关注，也体现出对城乡变迁以及对这两种不同文化空间变迁进程中的“情感结构”的关注。在工业革命之前，传统社会中的“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的典型表现形式是“乡村”（Country），它代表着人类自然、田园、平静的共同体体验。而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决定着我们的文化，成为我们个人和国家命运不可分割的部分，都市主义（Urbanism）占据西方文化的核心位置，是政治秩序和社会骚乱的根源所在。”[2]巴黎不仅具有神话艺术感，而且成为诉求着现代主义情感的“共同体”———金钱王国，这样一个虚假的“信仰体系”成为每个怀揣资产阶级梦想的纪念碑，“都将城市当作一个商业结构：对于有能力的人”“他们利用商业城市所提供的机会获得成功”，对于城市中的“倒霉蛋”和“混乱视而不见”[2]。这意味着，这个全新的巴黎城市空间中弥漫的都是“金钱”的味道，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尺度，在文学艺术中更加孕育着文化的诉求。

但是这种诉求本身就与之前的“乡村情感”毫无联系，是从断裂中“涅槃”出来的全新“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的背后表征的是资本主义兴起后，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空间的重构和拓展而带来的现代性的新的时空体验。现代主义文学艺术与城市景观复杂的关联性本身就是资本对言语符号的遏制，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本雅明的“长廊”、巴尔扎克的都市景观正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外化，它是一个由商业需求而结合的实体，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寻求本质的自我和权力，被烙上城市的印记（身份）。而巴黎城市本身在资本的塑造和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也逐渐显露了它的“帝国”标签，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外部特征。这正是哈维从经济层面探究文学与城市空间的互文性。

（二）“共同体”的异化追求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业革命的兴起必然带来城乡二元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6]随着城市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大量青年涌入城市形成具有规模的城市居民，他们在城市经历诸多不幸。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都有涉及居民的城市生活对立的体验，“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限的乡村动物”[6]，人的异化就是发生在城市之中。马克思将城市问题集中在政治和经济维度，戴维·哈维在马克思文艺批评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本体论的维度，从城市居民空间生存和空间价值追求中开辟新的道路。他认为现代性的城市空间是资本与景观的和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以空间展演和生产的方式下意识的组织出城市居民的共同价值形态和空间意识形态观念。哈维认为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正是用文学艺术手段隐喻出了这里的带有强制性的空间共同体观念，很不幸运的是，在他看来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成为了这个共同体的“崇拜者”。

戴维·哈维发现在波德莱尔手中巴黎存在着各色各样的“崇拜者”。“在《巴黎的忧郁》中，……他将巴黎描绘成大型剧院”[4]，每个生活在巴黎的人都在共同体的感染下狂化着，戏剧展演、玻璃长廊、酒吧、奢侈品店等等为这个共同体贴上了标签，艺术家们在巴黎努力发掘的共同体不再具有情感性，资本的逻辑打败了艺术想象。就这样，巴黎成为了波德莱尔的寓言诗，追求名利享乐成为了城市共同体。生活在巴黎“帝国”的居民失去了最高级的“存在”追求，成为了在此的“漫游者”，他们不再是城市的子民，而成为了城市的空间符号。他们有着奇异的忙碌感，他们浏览着巴黎的各种景观，他们注视着各种商品却又不得不盘算着工钱和时间。哈维认为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价值不在于形象的文学性，而在于形象的情感指向功能，这些繁多人物符号的表象中都统一指向一个被资本异化了的城市共同体。

戴维·哈维对波德莱尔的生活踪迹以及他在巴黎的创作路线做了深入研究，发现波德莱尔及周围的艺术家们普遍具有一种“现代生活的史诗性格”[4]，他们大都在各自的创作中发挥了这一主题。于是，巴黎成为了他们手中的“史诗”空间，一种失去了往日“情感结构”的共同体，成为了资产阶级追逐“梦想”的场所，也成为了城市人群不自觉的狂欢场地。

三、“叛逆”的城市形象———空间异质性与变革冲动

十九世纪的艺术家们打造着巴黎“神话”形象，追寻着城市“共同体”形象，但二者并非是商业资本按照计划打造的那种“大手笔”的“铁板一块”。哈维认为在这些作家们的文学隐喻中，巴黎城被塑造成新的共同体，乡村的青年不断涌向城市，他们在被定义身份的同时，也在凝聚着自我意识和集体意识，城市也形成了异质性的场所，“城市自身就在创造、酝酿、积累革命的力量”[5]。这种日益尖锐的对立化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解决的矛盾，“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的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很荒谬的。但是，现代的大都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6]。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矛盾解决不了，那么城市空间就一定是矛盾重重的异质性场所。这样看来，城市空间在“创造性的破坏”中建筑神话和凝结新的共同体结构，也积蓄着异质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已经被表征在不同的艺术作品中。哈维看来，无论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城多么的辉煌耀眼，波德莱尔诗中的“大剧院”充满多少欢声笑语，无论十九世纪现代主义画家手中的巴黎充满多少色彩，这都不过是工业革命冲击下精神失常的表现，是一种失语症。在表征的背后是资本的商业帝国不断破坏旧的“有机共同体”，按照资本的逻辑发展改造生存的空间，这种被生产出来的神话和被异化了的共同体结构在深层里冲击着当时的居民，冲击着当时的艺术家，于是，当时的艺术家们以文学和文化的形式记录着和建构着这个空间改变的过程，以及资本主义逻辑内在矛盾，从而孕育出解决矛盾的各种方式。

其中，作为被建构出共同体观念的巴黎空间，同样暗含了当时社会中的革命性冲动。戴维·哈维在考察这个城市空间变革过程中文学艺术所呈现的“革命”冲动，具体表述有以下几种模式：矛盾对立革命模式，居民无法忍受城市空间被压榨而奋起反抗，暴力夺取城市空间；结盟模式，波德莱尔认为“应该将资产阶级当中想要推翻传统阶级权力的人结合起来，组成同盟”[4]，是一种解决空间问题温和派的代表观点；指引模式，巴尔扎克认为由贵族指导，革命才有保证，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哈维认为当时文艺表达中的革命冲动是对城市神话和表面的繁荣“共同体”的反抗，文艺建构的城市空间表征了巴黎作为当时资本的大本营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叛逆的革命色彩，也表征了资本发展的矛盾性所在。

四、结语

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历史、空间变革的历史和文化变化的历史，三者之间的交融变得不可分割，同样也相互渗透和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与当下各种类型的学科观念交织在一起，而对城市的解读也不再聚焦于物理尺度。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兴起，城市空间密切关联的文学与艺术要素也被重新概念化与互文化。因此，当文学和艺术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现实性、同构性的同时，城市空间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与文化文本的转变。与物质的城市相比较，文学文本和文化范式提供的是城市的概念化，正是这种概念化的方式，可以重新将城市空间归复到人的尺度，归复到历史的尺度，归复到政治经济的尺度，归复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内，在增加空间美学的维度同时，捕捉住时间空间的变迁，以及其中发展过程的辩证法色彩。戴维·哈维在解读文化巴黎的过程中从地理学的角度探究了这座城市历史、政治、经济以及与美学的错综复杂关系，从文艺作品的想象空间中挖掘出一副“城市地形图”，对都市权力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运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起了补助作用。并从文学表征和空间变革的历史中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结合在一起，从资本主义城市化的物质化进程的历史中，揭示文学艺术与空间形式的重大且深刻的关系，成为文学、历史、美学结合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