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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26 10:21

我的《“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书自2009年出版以来, 已经过去了三年多。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 西方的文学和文化理论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如果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 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那么当今的西方文学理论还有什么值得一说的?这也许正是许多对理论感兴趣的人都要提出的问题。当然, 作为对“理论死亡”论的持异议者, 我在《“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那本书里, 对一些问题还来不及一一回答, 对于有些刚刚浮出水面但却具有潜在意义的理论还来不及深入讨论, 因此留下了一些遗憾。现在借写作本文之际对遗留的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以就教于国内外同行。同时, 我也试图从中国学者的视角出发, 对这三年内西方世界新出现并有着较大影响的理论思潮作一简略的描述。无独有偶, 2011年10月, 我邀请了美国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来中国访问讲学, 当时我要他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当今的 (西方) 文学理论”。作为一位对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情有独钟的文学理论家, 卡勒对当今的西方文论作出了与我不尽相同的描述, 这样我的这篇文章也算作是对卡勒的演讲的一个回应吧。

为什么是“后理论时代”?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是由一些单篇论文组合而成的, 其写作时间持续了四年多, 最早的一篇写作时间是2004年, 作为对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理论之后》的一个回应。针对文学和文化理论在西方学界的衰落, 伊格尔顿曾发出这样的哀叹:“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 (1) 他所说的确实是事实, 但是不同的人对这样一些事实作出的反应却不同。作为一位文学和文化理论家, 伊格尔顿的态度比较悲观, 他甚至对自己所曾经热情鼓吹和阐述的文学理论 (literary theory) 在今天是否存在或有用都表示出了怀疑, 因此他在书中用了“文化理论” (cultural theory) 这个术语, 用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确实, 他在上面这段开场白中所列出的十多位文论大家至少有一半以上并不是专门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 但由于他们的著述和思想的跨学科性和广泛影响, 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是无法回避的, 并且不得不在自己的著述中引用和讨论他们的观点, 而从事具体批评实践的人则更是自觉地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因此伊格尔顿便笼统地将他们的理论称为“文化理论”, 这无疑说明了他对当代西方文论界发生的变化所持的一种态度。那么, 同样作为一位文学理论家, 卡勒的态度又如何呢?他为什么回过头来又开始用“文学理论”这一术语呢?这也同样说明了他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 早在出版于1982年的专著《论解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中, 卡勒就认为, 自从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进入美国乃至英语世界以来, 西方文学理论界便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 文学理论并非直接来自文学实践, 而更多地是来自其他学科, 结构主义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理论转变成了“去 (文本) 中心”的解构主义, 而解构主义者所阅读和分析的文本则无所不包, 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因此他干脆称结构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为“理论” (theory) , 以表明其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区别。我想这也是历来注重文学形式、审美和叙事的文论家卡勒的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他一方面要继续从事自己的专业,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文学理论界发生的种种变化作出自己的反应。实际上, 即使在卡勒大力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引入美国并加以推广之后, 他仍然一直活跃在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 只是他的视野比那些坚定地注重形式的文本中心主义者更为开阔, 对来自文学以外的一些理论思潮, 包括文化研究, 仍持较为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比如他对文化研究的关注和讨论就是一例。 (2)

与卡勒的态度所不同的是, 几乎出版于同一年的伊格尔顿的那部影响广泛的著作《文学理论导论》则开宗明义地讨论了文学理论, 并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尽管两人在当时对文学理论的态度迥然不同:卡勒更注重文学形式和语言, 伊格尔顿则更注重意识形态和历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 前者主张用理论来概括当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全貌, 后者则坚持使用文学理论这一传统的术语。在我看来, 两位理论家所强调的重点恰恰是别人指责其有所忽略的地方:卡勒从一开始就被人认为是一位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在英语世界的主要阐释者和推广者, 他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身份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过, 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三足鼎立的时代, 他恰恰要通过将各种来自文学以外的文化理论统称为“理论”来摆脱自己的“结构主义者”的单一角色;而对于伊格尔顿来说, 他素来被人们认为是一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人们认为他除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视角对英国文学有所研读和阐释外, 并不关注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文本, 因此他恰恰要通过强调文学理论的“文学性”来使人们对他另眼相看。但尽管如此, 依然如同卡勒一样, 伊格尔顿也不满足于仅仅活跃在文学理论界, 他的批评锋芒所指几乎触及了当代文化的各个方面。越到后来, 他越是看清了文学理论的萎缩和乏力, 进而改用“文化理论”来取代它, 并惊呼“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对于伊格尔顿的这一激进的态度, 卡勒是如何回应的呢?可以说他对那场“伊格尔顿旋风”几乎是保持沉默, 在他那本出版于2007年的论文集《理论中的文学性》 (The Literary in Theory) 中, 除了在导论的注释中淡淡地提及了《理论之后》这本书外, 甚至连其作者的名字都未提及。即使在他于2011年中国数所高校的演讲中, 也只字未提伊格尔顿的大名, 更未提及他的那本曾产生过轰动效应的《理论之后》。这其中并不乏文人相轻的色彩, 但卡勒最后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对“理论死亡”论作了回应, 并对当今的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作了宏观的描述。

按照卡勒的描述, 当今的西方文论有这样几个方向:第一是叙事学的复兴, 也即传统的以结构主义的文本为中心的叙事学转向了更加宏大的 (社会和文化) 语境, 甚至与历史的叙述以及认知科学相关联, 用国内学者的话来说, 也即经典叙事学向后现代叙事学的转向, 应该说, 这是卡勒从未放弃的一个研究领域。第二是“较多的德里达, 较少的福柯和拉康”, 这也说明了他本人对德里达的情有独钟, 或者说, 德里达所关注的对象虽然超出了文本, 但依然很重视阅读和文本结构, 这一点与卡勒本人十分相像, 而另两位后结构主义者则更多地将理论的触角指向文本以外的社会历史问题。第三便是“伦理学转向”, 在经历了多年来的形式主义和文化批评后, 伦理道德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因而当代文学理论中便出现了回归伦理学的倾向, 在这一转向的影响下, 文学研究界还出现了对动物的研究, 这应该有别于传统的文学伦理学。第四是生态批评, 这虽然是卡勒本人很少关注或涉足的一个领域, 但由于这一批评理论近年来声势浩大且影响面较广, 并与当代人所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他也不得不给予必要的关注。第五是“后人文研究” (posthuman studies) , 在当今的后现代和全球化时代, 高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本身的价值和作用受到了质疑, 面对机器的强大作用, 人是否还能像过去那样驾驭它并使之为我所用?这已经成为当代理论家以及其他学科的人文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所谓后人文研究正是来自文学理论界的一种反应, 目前这种反应正方兴未艾。第六便是“返回美学”, 或者说所谓的“审美转向”, 这是当今的不少文学研究者呼吁了多年的一个方向, 现在, 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以审美为主的方向终于在卡勒这里被权威性地提出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1) 当然, 人们还可以据此描绘出更多走向, 但这几种方向可以大致描述当代西方“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从上述卡勒所描述的当今西方文学理论的现状, 我们不难看出, 以卡勒为代表的注重审美和形式主义的文论在经过了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洗礼后再度步入前台, 带有鲜明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倾向, 大有与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 (后来逐步演变为“文化诗学”) 、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这些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十分鲜明的理论方向平分秋色的态势。当然, 看了卡勒对当代西方文论的这六个方向的描述后, 人们也许会问,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后殖民理论是否已经衰落?女性主义文论是否也已陷入了困境?新历史主义文论还有无发展的空间?审美的回归将取代意识形态批评吗?这显然是令我们思考的。又是无独有偶, 2011年, 就在卡勒在中国数所高校大谈当今的西方文学理论时, 伊格尔顿也出版了一本题为《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的颇有争议的著作, 试图选取当代十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点, 一一予以批驳, 其行文显然沿袭了伊格尔顿式的机智、讥讽和雄辩风格, 对行将冷却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升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 后来发表在英国《卫报》上的一篇书评作者却对伊格尔顿的这一努力不以为然, 他甚至认为, 经过伊格尔顿的“辩护”, 人们不禁感到“马克思似乎更为渺小了, 并没有被拔高”。 (2)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伊格尔顿的阐释和辩护而对人们更有吸引力。

尽管如此, 我这里还是不妨提出这样一个假设, 假如我们邀请的不是卡勒, 而是伊格尔顿来就当今的文学理论这个题目发表演讲, 他会为我们描绘出怎样的一幅图景?假如我们邀请斯皮瓦克或霍米·巴巴来讲这个题目, 我们所得出的又会是一个怎样的画面呢?这就再一次应验了我所描绘的“后理论时代”的这一时代特征。 (1)

那么何谓“后理论时代”?它究竟有哪些时代和审美特征?我的回答是:所谓“后理论时代” (posttheoretic era) 是我用来回应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所用的一个术语, 一经提出, 便在国内外的文论界产生了一些反响, 我这里再次简略地重申它的含义。“后理论时代”并不仅仅说明理论衰落后的状态, 它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内容:它标志着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黄金时代和轰动效应, 即使是最有影响力和持久性的理论也有其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它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它既然来自文学和文化实践, 那就理应返回它应该发挥功能的场所。因此, 在“后理论时代”, 理论并没有死亡, 只是不再具有以往的那种所向披靡和无所不能的效应, 但依然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既然文论界目前所风行的各种理论思潮基本上都是出自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实践, 因此它在用以解释非西方文化和文学现象时就应该被“语境化” (contextualized) , 而且在对特定民族/国别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解释的过程中难免受到质疑和被改造, 甚至被建基于非西方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实践重新阐释。这就是“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功能和性质的转变。其次, 在“后理论时代”, 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说君临一切, 甚至都很难说能够持久地占据主导地位, 它和其他理论呈一种共存和互动的状态, 因此“后理论时代”又是一个没有主流和中心的时代, 每一种理论都能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找到自己可赖以发挥作用的有限空间。再者, “后理论时代”的到来为原来处于理论关注之边缘的民族/国家的理论向中心运动铺平了道路, 从而打破了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格局。对于这一点, 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专门论述。 (2)

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性和文化理论的文学性

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泛文化性现象和来自文化研究的冲击, 不少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甚至不安, 对于这一现象, 卡勒等一批学者多年前也已经注意到了:尤其是在美国的比较文学界, 学者们的研究除了跨文化、跨文明语境的文学之比较研究外, 还涉及文学以外的哲学、精神分析学、政治学、医学等话语, 这确实为那些恪守传统的精英文学立场的学者所不容。 (3) 在这方面, 哈罗德·布鲁姆可算作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1999年和我的一次访谈中, 布鲁姆甚至公开宣称:“理论已经死亡, 而文学却仍然存在, 并且有着很大的市场。现在的所谓的‘理论家’写出的文章只是在很小的圈子内流行, 常常是我引用你, 你引用我, 缺少基本的读者群” (4) , 因而是一种小众的话语或理论的自恋。布鲁姆的这番言辞虽然不无偏激, 但仔细想来仍不无一定的道理:过分地将理论的作用夸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来自文学和文化实践的理论充其量只可用来解释文学和文化现象, 除此而外也就力不从心了。对于这一点, 布鲁姆和卡勒都十分清楚, 因而他们很少逾越文学和文化的疆界将研究的触角伸向更为广大的社会政治领域。

确实, 诚如布鲁姆等人所注意到的, 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尤其在新一代学人中颇为风行。以比较文学为例, 在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的青年学者中, 以影视和大众文化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者, 不仅在西方学界不足为奇, 就是在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界也开始出现。这样一来, 确实使得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变得越来越宽泛, 甚至大有以文化来吞没传统意义的文学研究之趋势, 对此卡勒曾大声疾呼:“把文学当作其他话语中的一种似乎是有效的和值得称道的策略。” (5) 与布鲁姆的偏激所不同的是, 卡勒对这些现象虽不苟同, 但也深表理解, 并试图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进行协调。他一方面承认文化研究之于理论和文学研究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其对文学研究的冲击, 力图在这两者间找到可以沟通和对话的契合点。几年前, 卡勒将自己所发表的论文编辑成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最后定名为《理论中的文学性》, 其中又把当年的那篇《比较文学:最后的一搏》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Last) 稍加修改收入其中, 旨在说明, 即使在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年代, 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仍有其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一点也正是卡勒与他的许多文学研究同行所不同的。那么对于理论在当今时代的命运, 卡勒的态度又如何呢?它与文学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这本书“导言”中, 卡勒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论并没有死亡, 在最近几年里, 报纸和杂志似乎热衷于宣布理论的死亡, 而且学术出版物也加入了这样的大合唱。出现了题为“高端理论的终结” (the end of high theory) 这样的文章, 题为《理论之后》 (After Theory) 、《理论之后的生活》 (Life after Theory) 、《理论留下了什么》 (What’s Left of Theory) 以及《理论之后的阅读》 (Reading After Theory) 的专著也十分流行。只是偶然出现一些持有乐观态度的著作, 例如《理论的未来》 (The Future of Theory) 或《理论问题》 (Theory Matters) 。宣布理论的死亡是那些反对理论者的企图, 他们以表演的形式试图描绘理论的消亡, 但是这样一些著述的题目并非仅仅来自反对理论的人。 (1) 在这里, 卡勒虽然也和伊格尔顿一样, 提出了文学理论界出现的这些令人沮丧的现象, 但与后者不同的是, 他并没有对此持悲观的态度, 而是公开表明了自己对理论的未来前景持一种乐观的态度, 并且勇敢地奋起捍卫理论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位毕生从事理论研究的文学学者, 他很快就用另一些事实来证明当今风行的各种理论与文学的关系:但是任何在文学系科的聘任委员会任过职的人都已经目睹过这样一些十分明显的证据:理论并没有死亡。在竞争十分激烈的学术就业市场, 任何一个教职都会吸引数百份申请, 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申请来考察文学研究的现状, 所得出的结论是必然的:理论真是无处不在。甚至那些对理论防范或抵制的领域, 例如中国研究或中世纪研究, 今天也产生出一些理论素养深厚的人选———对各种理论话语广为熟悉,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们喜欢提出问题, 正是这些理论话语帮助他们形成了这些问题, 包括文学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全球化的力量, 等等。 (2) 卡勒说得确实不错, 就拿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来说, 近十多年来, 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很快加盟这一领域, 从而给传统的封闭的美国汉学带来了新鲜血液, 使这一领域的学者更为关注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现状。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所从事的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 因而他们同时活跃在这两个领域, 实际上起到了这两者之间的沟通和对话作用。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着深厚的中英文造诣和理论素养, 很快就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等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一个长项就在于能够娴熟地运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实问题, 而且在解释的过程中又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具体实践出发对西方的理论进行“语境化”、改造甚至重新阐释, 从而实现了理论旅行的双向路径。对于这些, 卡勒看得很清楚, 并关注着理论在这些中国研究学者中的市场以及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他在2011年首次访问中国之前, 就仔细研读了这方面的一些英文著作和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可见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学者对理论的兴趣终于吸引了这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根深蒂固的美国学者, 使他对以往西方媒体中的中国之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 卡勒列举这些现象究竟想证明什么呢?我认为, 他所要证明的恰恰还是这一点, 理论并没有死亡, 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学术界和出版界, 理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方式。当然, 所谓纯而又纯的基于文学形式的那种“文学理论”已不复存在, 它已经淹没在文化理论或批评理论的汪洋大海之中。虽然那些大行其道的文化理论所谈论的并非是直接来自文学的问题, 但理论家所列举的文本却大多是文学文本, 他们所用的阅读和阐释方法依然是文学的, 而且他们的叙述也更带有文学叙述的特征。例如新历史主义的所谓“历史的文本化” (textualization of history) 就是一例。在新历史主义者那里, 一切本属于历史并具有“科学性”的东西都以叙述的方式而被“文本化”了, 因此, 我们今天从史书中读到的历史并非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而是经过后人选取加工并加以叙述, 最终得到当权者认可的“历史的叙述”, 这样, 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 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就模糊乃至消弭了。对于上述种种现象, 卡勒总结道, 这就是当今文学理论的特征:跨学科性和泛文化性, 而理论的叙述本身又带有较多的文学性。我们今天阅读德里达的著述就像阅读一部文学理论著作一样, 不仅为他的深厚文学造诣所折服, 同时也更钦佩他的不同于传统的经院哲学家的著述方式。因此卡勒的结论是, 理论依然存在, 文学也没有死亡, 从事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而阐述理论又必须带有文学性和可读性, 这样理论才具有生命力和影响力, 才能有众多的读者。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它们的共存实际上凸显了“后理论时代”的理论特征和文学研究特征。因此, 他在描述当今的文学理论态势时, 便直截了当地号召“多一点德里达, 少一点福柯和拉康”, 因为前者更接近文学, 后者则与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密切相关。

当然, 对理论的命运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并不只是少数, 另一位对法国理论十分娴熟的美籍法国理论家让-米歇尔·拉巴特 (Jean-Michel Rabaté) 则以更为乐观的态度预示道:“理论从来就没有停止回归, 这一点已被数量众多的文选、导读、指南以及新的介绍性读物所证明。如果理论被还原为其本身的幽灵的话, 那么正是这一十分凸显的幽灵不停地行走并晃动在我们古老的学术城堡中。” (1) 如果说, 前面卡勒以学术体制内的现象来证明理论确实存在的话, 那么拉巴特则以学术出版和批评实践来证明了理论的发展前景。

毫无疑问, 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 而是早在20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 解构主义异军突起, 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 为文化理论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之后崛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 无一不以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分析讨论的对象来发展自己的理论话语, 但隐匿在这些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仍然是文学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 在各种理论批评话语中, 文学性几乎无处不在。这一点甚至可以在最近几年风行于理论界的世界主义话语中见出端倪。 (2)

我们都知道, “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 并非一个十分新鲜的话题, 它的历史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 但为什么它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得以再度浮出历史的地表, 并成为又一个热门话题呢?这也与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特征相关。讨论世界主义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哲学层面的世界主义, 政治学和社会学层面的世界主义以及文化艺术层面的世界主义。虽然世界主义并非一个来自文学的理论话题, 但是它却在当今时代被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推到了学术理论的前沿, 并和世界文学一起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的国际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 (3) 在这方面, 中国的理论研究者显然反应不太敏锐, 这与中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所占据的巨大份额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实在是不相称的。

世界主义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 我们都知道, 文学创作往往具有一些带有永恒的普遍意义的主题, 例如爱情、死亡、嫉妒等。这些主题都在伟大的作家那里得到最为形象的体现, 例如, 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表现了上述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 因此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特定的民族/国别文学, 而成了世界文学。而和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则由于其自身知识和文学素养的局限以及历史的筛选而被人们遗忘。

其次, 如果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主题主要基于文学的内容, 那么同样, 就其美学形式而言, 文学除去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外, 更具有一些普遍的特征。例如小说、诗歌、戏剧几乎是各民族文学都使用的创作形式, 而辞、赋、骚则是汉语文学中所特有的文体, 史诗则是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 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荷马史诗便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种不可企及的范本。

再者, 就文学批评而言, 我们经常说, 某一部作品在何种意义上具有独创性, 另一部作品又在何种程度上抄袭了先前产生的作品, 显然我们是基于一种世界性的视角的, 因此文学世界主义便赋予我们一个宽广的视野, 它使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 而是把目光指向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别的优秀文学, 在这个意义上, 任何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品都必须具有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 而非仅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因此, 我们从理论的角度来讨论世界文学时, 就得承认文学所具有的普世价值, 但另一方面, 又得认识到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如果不看到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而任意强调某一点, 就会或者抹杀经典文学的永恒价值, 或者陷入相对论的泥淖。

最后, 世界主义也使得世界文学的研究走出狭隘的文学研究领域, 进入到更为广泛的文化政治和文化哲学的语境, 使得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的非西方国家的人文学者和文学理论家可以在一个广阔的世界语境中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 从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这也正是我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所要探讨的“后理论时代”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后理论时代”对我们的启示

如前所述,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后理论时代”, 这个“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为我们非西方理论工作者步入当代理论的前沿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我们如果抓住这一契机, 不遗余力地提升我们自身的理论水平以便达到与国际前沿理论直接对话的境地, 也许能最终影响世界文学和文化理论发展的方向。这也许有点不切实际, 甚至有好高骛远之嫌, 但我始终认为这应该是能够实现的。最近, 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从而圆了中国文学界多年来的一个梦, 这对我们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无疑是一个激励和鞭策。中国文论进入世界主流话语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目标也应该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想在这里举几个发生在非西方国家以及我们身边的例子来证明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任何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无法忽视这样一个现象:近十多年来, 一位来自小民族/国家斯洛文尼亚的中年理论家竟被包括詹姆逊和伊格尔顿这样的英美文学理论巨匠称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 甚至被一些国家的理论研究者奉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连英语世界的文学和文论教授也很难在上面发表论文的国际顶级文学和文化理论刊物《批评探索》 (Critical Inquiry) 、《新文学史》 (New Literary History) 等也争相发表他的论文或访谈, (1) 为他的“非边缘化”和步入中心推波助澜。此外, 他还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出没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数十所世界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发表演讲, 并在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学和文化批评方面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报告, 他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媒体的追踪。通过翻译的中介, 他的著述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 并旅行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理论界也拥有相当一批追捧者, 一些出版社也争相翻译出版他的著作甚至文集。此人就是在当下的中国理论界和出版界非常知名的斯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i6ek) 。2011年, 美国的东亚研究权威期刊《立场:东亚文化批判》 (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发表了由加拿大华裔学者吕彤邻主编的专辑《从中国的视角讨论齐泽克和从齐泽克的视角看中国》 (The Chinese Perspective oni6ek andi6ek’s Perspective on China) (2) , 发表了吕彤邻本人以及美国华裔学者刘康以及中国学者张颐武和杨慧林等人的文章, 齐泽克本人也有两篇文章载入该辑, 并且又加上了一篇对刘康文章的回应, 从而形成了一种理论的对话与争鸣。虽然争论的双方所使用的理论话语都是出自西方, 但所讨论的问题却是中国的, 通过这样的理论争鸣实际上实现了理论的双向旅行和重构。一个以东亚研究为主的学术期刊竟以整个一期作为专辑来讨论一位非中国研究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著述, 这实属罕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在下面将进行讨论。

如果说, 齐泽克仍是一位在地理上属于欧洲的理论家的话, 那么我要举的另一个例子就与我们关系十分密切了。2010年出版的十分具有权威性的《诺顿理论批评文选》 (第二版) 首次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 收入了定居于美国的中国理论家、思想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论文《美学四讲》 (1) , 当然, 毫不奇怪, 齐泽克的著述也赫然收入该文选。据说李泽厚本人也积极配合参与了这种理论的旅行和“非边缘化”过程。众所周知, 李泽厚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思想界和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恐怕无人能够比拟, 尽管他的所有著作都是用中文撰写的, 但是对于真正想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中具有原创性的成分的西方学者来说, 完全可以借助于翻译的中介来认识这位思想和理论大家的价值。而李泽厚本人对他的著作的英译的直接干预和参与则从质量上提供了保证, 他亲自对自己的旧著的修改更是使得这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中文语境下发表的旧著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并将对新一代英语世界的大学生和专业理论研究者产生深远的影响。 (2)

也许国内的学者和理论家并未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 但我在此要指出的是, 如果说李泽厚最近几年在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大力推广自己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并取得一定的效果的话 (3) , 那么他的这篇旧著收入《诺顿文选》则意义更为深远:它一方面标志着国际权威的理论批评界认可了李泽厚本人的理论的普世意义和价值, 为他的著述的大面积译介为英语和其他主要语种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预示着曾长期为欧美理论家把持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理论界也开始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完备了, 它需要听到来自西方世界以外的理论家的声音, 尽管这些声音中依然有不少西方的影响, 但却带有更多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经验和文化精神。因此可以预言, 在今后的十年内, 将是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全方位走向世界进而进入国际学术理论前沿的时代, 在这方面, 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理应充当先锋。对此我们决不可妄自菲薄, 也无须妄自尊大:前者将导致我们在国际理论争鸣中怯场和失语, 后者则会使我们一些人的无知达到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我想这就是《诺顿理论批评文选》收入李泽厚著作的意义。随着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著作外译的步伐日益加快, 随着中国文学理论家的更为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 可以预言, 在未来的第三版和第四版中, 《诺顿理论批评文选》将收入更多的中国当代理论家的著作, 同时, 另一些权威性的世界文学理论批评文选也会应运而生, 到那时, 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 中国文学理论已经真正走向世界并对世界产生影响了。为此, 我这里不妨提出我本人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和对策。

首先, 我们要认真梳理历史上有影响并有可能经过翻译对当今的国际文学理论界有意义并产生影响的经典名著, 组织中外合作翻译, 再加上一篇由本领域的一流专家撰写的导论, 对这些著作进行准确深入的评介, 这样才能尽可能准确无误地将中国文学理论的精髓译介到国外, 当然首先是译介到英语世界。

其次, 经过我国高校和国外著名高校的多年教育和培养, 新一代中国学者已经茁壮成长起来了, 他们兼通中学和西学, 掌握了一至两门外语的阅读和写作技能, 并能自由地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他们完全可以直接用外语著述, 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由翻译导致的“叛逆”和误译, 同时也可以把当代学者对文论经典的理解和阐释介绍给国际学术理论界。

再者, 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到中国的著名学府攻读中国文学和文论博士学位, 我们完全可以着力在他们中培养出优秀的新一代汉学家和文论家。这样他们学成回国后, 一方面可以在教学中普及中国文学和文论, 另一方面也可以用自己的母语著书立说, 为传播中国文学和文论做出我们中国学者无法做出的独特贡献。在这方面, 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 海外汉学家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已经并仍将做出独特的贡献。他们所发出的“另一种声音”也许现在还很微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自身队伍的扩大, 他们的声音将变得越来越响亮。 (1) 另一方面, 我们都知道, 由于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华裔学者的加盟, 海外汉学家的队伍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新一代汉学家, 尤其是华裔学者, 一改以往的“重古典轻现当代”的做法, 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上, 所用以理论分析的文本也大多是文学和电影文本, 因此客观上起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2010年, 李泽厚在一篇访谈中谈到自己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看法时, 曾不无悲观地谈到:“我估计中国问题让西方感兴趣要100年以后, 100年以后对我个人而言我早就不在了, 但对历史长河而言并不漫长。” (2) 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李泽厚的谦虚, 其实, 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他完全可以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著作被译成多种世界性语言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那一天。我想, 如果我们不去做任何努力, 只是被动地等待中国文化和文论被西方汉学界“发现”进而有选择地翻译为世界主要的语言, 那么李泽厚的这番话也许不无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做出了努力, 并能在上述三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充分自信地说, 中国文化和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步伐就可以大大加快了。对此, 我本人始终充满信心并愿为之努力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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