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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31 10:28

比较文学如何命名、囊括和勾勒日趋复杂的跨越国别与民族的文学,是伴随着比较文学的困境一直存在的问题。总体来说近年来比较具有影响的有几种:宋慧慈(Wai Chee Dimock)的“全球文学”(global literature);斯皮瓦克为了区别全球文学强调另一种类型建议用“星球”(planet)取代“全球”(globe);复数的世界文学(Sarah Lawall)以及单数的“世界文学”(莫莱蒂、达姆罗什提倡)。本文所讨论的是最为集中和有代表性的关于世界文学(单数)的争论。自歌德提出后,“世界文学”几乎是被最广泛谈论、极少被清晰定义,且很难达成共识的概念之一。21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地的学者推动下,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热情重新燃起,它伴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的回应和比较文学一直存在的危机,两者一同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新活力。如今,作为概念的“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学理论”成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它已经超越了19世纪初满怀憧憬的设想阶段,成为比较文学新的学术动力。

一、当代世界文学理论的三种主要学说

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主要出现了三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弗朗哥·莫莱蒂(Franco Moretti)、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一起被称作世界文学理论的“圣三一体”学者群(a“Holy Trinity”of scholars)(Forsdick138)。他们的研究普遍带有跨学科特征,特别是与系统论关系密切。(1)

首先是空间说。法国的帕斯卡尔·卡萨诺瓦任职于巴黎艺术和语言研究中心,1999年出版了《文学的世界共和国》(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一书,书中她强调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共和国,虽然根本上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有关,但是并非完全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相关,文学也建立了自己半自治的、特殊的权力关系体系。她首先从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特别是“文学场域”中获得营养,将“世界文学空间”假设为由一个独立于政治、经济、语言和社会的统治结构。她又从经济学家布罗代尔的理论,特别是“世界经济”的概念中学习,看到将“文学”纳入了国际层面的可能性。在她后来进一步阐述的文章《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Literature as a World)中,她认为这个空间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等级制与不平等,二是相对的自治性。因为“文学的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市场,是围绕着非经济性的经济建构起来的,并依照自身的一系列价值运行”,在这一结构的两端,一端是政治、民族、商业标准等强大的“他治”力量;一端是“自治性”的对文学创造的“客观”价值的信念。卡萨诺瓦认为在世界文学空间中最靠近文学自治一端的,一般是较早参与世界文学竞争最古老的民族,大多是欧洲文学。她在注释中补充说,因为中国、日本、阿拉伯等国家文学虽然历史悠久,但很晚才参与到世界文学空间中来,所以虽然古老,但是在世界文学空间中只能屈居次要地位。(2)靠近“他治”一端的一般是文学中的新来者,最缺乏文学资源的空间。不过,她也说过于强调“他治”的力量将无法解释很多文学现象:例如所在国政治与经济力量处于薄弱地位的卡夫卡的声誉,四位拉美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115-17)。卡萨诺瓦关于“世界文学空间”的理论认为文学的世界共和国最初从十六世纪的巴黎开始,在文学的“他治”和“自治”两端徘徊,最终构建了这个“空间”。卡萨诺瓦的理论虽然有其新颖之处,但是最有争议的在于她以法国文学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已不再是“欧洲中心论”,俨然就是“巴黎中心论”。

第二是问题说。2000年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发表《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他强调了文学与自然科学的系统论、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但这不是特例,他和法国的帕斯卡尔·卡萨诺瓦一样都受益于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的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强调世界文学的不平等。不过莫莱蒂更直白一些,他首先承认文学的多样和数量,使得任何读者和研究者都不能穷尽,但“世界文学”的研究仍有可能。他征引了马克思·韦伯1904年的发言,他说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事物’的‘实际的’相互联系,而是决定不同科学范畴的问题在概念上的相互联系。以一种新方法探索新问题,‘新的科学’就在这里诞生”,因此莫莱蒂也为世界文学下了定义:“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问题,一个需要用新的批评方法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像世界上很多问题一样,无法通过穷尽资料完成,作为一个理论,它需要一个“跳跃和假设”,因此“世界文学不能仅仅是文学,要大于文学;大于我们已经在做的事情”(125)。莫莱蒂的文章总体上采用宏观比较的方法,核心是用形态学的方法对比中心与边缘地带小说的兴起,他从比较语文学的树状结构和历史语言学使用的“波浪假设”取材,用树和波浪两个比喻阐释了作为一个“问题”的世界文学,揭示了文学的生命周期。他将生物遗传学和语文学相结合,为系统论与世界文学相结合指明了新方向。

第三种是流通说。作为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教授,大卫·达姆罗什著有《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年)、《如何阅读世界文学》(2008年)等六本书,他也是《朗曼世界文学作品选》(2004年)六卷本的主编,《世界文学教学》(Teaching World Literature,2009年)和《世界文学理论》(World Literature in Theory,2014年)的主编。他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鲁特里奇世界文学参考》(The R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2011年)以及三部中文丛书:《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2010年)、《世界文学理论读本》(2013年)、《世界文学名著》(即将出版)。2003年大卫·达姆罗什出版了专著《什么是世界文学?》。他认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学概念已经超越了歌德时代的定义,应该赋予新的内涵。他从三个方面对“世界文学”进行了界定:一,世界文学是超越他的“文化起源地”进入流通的一种模式,是对民族文学的全面折射;二,世界文学是从翻译中获益的作品;三,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一种跨越时空与世界交流的方式(4)。这一提法是在对抗比较文学研究越来越倾向于界定边界、专注于文学的外部研究背景下提出的,他强调了世界文学在作者、文本和读者间通过翻译、阅读进行流通的一个动态结构。这一结构通过强调文学的阅读,重新关注了“文学性”。但是在文本越来越丰富、值得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元的全球化时代,如何阅读世界文学也成了问题,2008年他出版了以此为题的另一本书《如何阅读世界文学》。

《如何阅读世界文学》并没有拘泥于某一理论或思潮,作者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几个具体操作层面做出了指引和范例:出色的世界文学文集和选集,设计精良查阅方便的世界文学网站,大学里开设的世界文学课程和优秀教材,有关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世界文学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与世界文学相互丰富的其他艺术样式,还有就是向异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45)。总体说来,在过去的十年里,达姆罗什借助学院体制,致力于将“世界文学”观念制度化(编著颇具影响的作品选、在哈佛成立世界文学研究所每年暑期培养青年教师与学生)、理论化(出版专著)、以及教学指导具体化(编著资料汇编)。在使世界文学概念重获新生,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注入新活力方面,达姆罗什成绩突出。这些明晰的方向和切实可行的方法令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流通说”市场广泛。

二、世界文学理论与系统论、世界体系理论

总体看来,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学理论的主要动向都明显受到系统论的影响。阿普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源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黑格尔派美学、歌德的世界文学主张、马克思主义文学的‘因特纳雄奈尔’、最近聚焦于超经典与反经典循环的跨国以及后殖民理论作品、翻译市场、阅读模式和世界文学等概念本质上都是‘系统性’的概念”(“文学的世界体系”,148)。这主要是受益于自然科学系统论波及的社会科学体系论,特别是历史与经济研究中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而产生的新趋势。

早在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籍的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博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了系统论,但迟至1968年才出版他的专著:《普通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General System Theory:Foundations,Development,Applications)。虽然之后的系统论从自然科学领域延续发展出了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多个综合领域,但是他们大多都没有摆脱自然科学方法的价值中立立场,直到社会历史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提出世界体系理论。

沃勒斯坦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吸取营养,用资本主义的霸权理论分析与批判了世界体系中存在的不平等。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理论的系统论倾向与沃勒斯坦更为接近,而不是博塔兰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最初用于分析以近代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的核心原则包括整体性、有机开放性以及结构上的等级性等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以来,已经大大超出了单纯的历史、社会、文化的研究应用范畴。

不过,为了区分自己的“世界文学空间”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以及布罗代尔的“世界经济”概念,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用卡西尔(E·Cassirer)的“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s)看待“世界文学空间”,将“世界文学空间”的结构想象成是世界经济、文化、地理等流通模式。虽然卡萨诺瓦特别指出她不使用“世界文学体系”的原因是:“体系”主要指每种因素与观点的直接的相互联系,它的结构特征是侧重客观关系,可以在直接的互动之外运作(卡萨诺瓦114)。她认为沃勒斯坦的“体系”将“内”与“外”划分的很明确,可能会无法涵盖世界文学空间在很多领域中的矛盾、模糊与复杂。不过在这一点上,卡萨诺瓦片面理解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概念。

沃勒斯坦的理论广泛受益于历史学、经济学、系统论等诸家观点,也历经多次修正、补充。90年代在《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中,他在这一“体系”中增加了“核心”(core)、“边缘”(periphery)和“半边缘”(semiperiphery)概念;2004年的书中他又特别强调world-system中间的连字符,目的是强调他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全世界的体系、经济或者帝国,而是由体系、经济或帝国自身形成的世界”(Wallerstein 16)。正是这些修正避免了卡萨诺瓦的担忧:过去以单一机械模式为驱动(最初主要是市场)的体系理论,转向难以清晰界定的全球化网状体系,强调了复杂的网状关系中的模糊、多元与矛盾在体系中的相互作用。

莫莱蒂从小说史研究出发,他的一系列成果都与世界体系论关系明确,从名字看就可见一斑:《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The Modern Epic: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 to Marquez,1996年),他还有一篇文章干脆命名为《进化、世界体系、世界文学》,文中认为所谓“世界文学”事实上存在两种:“第一种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是地方文化的马赛克拼贴,它的性质由强大的内部多样性决定,新形式主要产生差异性,最好的解释是用进化论式的。而第二个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我宁愿称其为世界文学体系:world literature system)是被世界文学市场所联结起来的”(407)。(3)《世界文学猜想》一文也和世界体系论关系密切:他的主要论据和论述对象是世界文学中的“小说”,特别是“现代小说”的形成与流通。莫莱蒂也承认这一归类的准确,但他的这个理论猜想也希望填入更多细节。针对此文引起的讨论和激烈的批评,2003年,莫莱蒂写作了《世界文学猜想续篇》,文章补充说,他知道小说“虽然不代表整个体系,但却代表最易变的层次,如果只着重关注这些层次,我们可能夸大世界文学的易变性”(137),因此作者也希望在戏剧、诗歌领域其他研究者能提供更多的研究例证。他委婉承认“猜想”一文虽然可能过分强调了世界文学体系中的某些因素,例如政治,或者中心文学的自治范畴,但是这一体系的“规划”和背景的关系却站得住脚,也对未来的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142)。

此外,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理论也是希望开辟一条既是内在又是外在的批评方法,在强调文学的独特价值同时,容纳外在批评的成果,因为她认为“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空间是可以进行系统解释的。建构一个世界文学体系,旨在说明文类地位的变化、小说形式与审美的形成、各个国别文学身份的排定,即与文学本身有关,也和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相联系。至于大卫·达姆罗什,他早在2006年由苏源熙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就提出了他对世界文学构成的新层次说。他认为当前世界文学由过去的“大作家”和“小作家”构成的两层体系变成了三层体系:“超经典”(hyper canon,指过去一直独领风骚的大作家)、“反经典”(counter canon,指的是在语言或文学传统上属于非主流和有争议的作家)和“影子经典”(shadow canon,指越来越隐退的“小作家”)(44)。这种对经典的历史化描述、层级化分类以及动态性把握本身都是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特征。

综合看来,文学研究从自然科学的系统概念受益,前景广阔。在为莫莱蒂的新书《文学史的曲线、地图、谱系》所写的后记中,进化论的生物学家阿尔贝托·皮亚兹探索了语言学和DNA代码的实际类比可能性,指出“文学写作”可以理解为一个系统,它并不受自身创造的特定手段的限制,因此能够在若干知识系统内形成新的隐喻和含混性(Piazza 104)。当代世界文学理论直接或间接都与系统论相关,但是这一倾向的理论意义如何呢?

三、理论意义与问题

新世纪以来关于世界文学理论探讨的系统论倾向代表了一种试图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范式的努力;它重续了被后现代阻断的人文主义的血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对世界文学理论的系统性思考展示了一种以比较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研究在经历长久的后现代的磨难之后,试图冲破文学性缺失、价值与意义失落的魔咒,试图重新向系统性和整体性靠近的努力。

这一轮具有系统化特征的讨论,在比较文学领域并非凌空出世,因为它的结构化特征向上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4)以及捷克的结构主义,向下可以追溯到对后现代主义混乱无效性的不满。后现代理论最初起源于人文学科,后来逐渐波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它的基本起因是对现代理性原则和规范性组织系统的挑战,因此具有鲜明的碎片化、断裂化和无中心、非体系的特征,“这种思潮怀疑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以及文学与艺术、文化与日常等一切人类所从事的每一个领域之间都不存在明确学科划分的可能性”(Forsdick 68)。在这一思潮的部分影响下,最初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热衷于打破壁垒,冲破学科界限。及至上世纪90年代,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跨学科研究也的确极大拓展和深化了比较文学研究,但也付出了几乎丧失文学性的代价。

无论是系统论还是世界文学体系理论都建立在一种可以进行整体化思维的假设上,或者至少表明一种构建宏观系统化的雄心。这不仅是世界文学研究的新变化,也预示了以比较文学为代表的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后现代的断裂和破碎之后,重拾整体性的信心。因为“具有现代信念的人们试图先设法分离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后予以系统整合;后现代主义者的做法恰恰相反”(罗斯诺9)。

其次,世界文学理论的系统论倾向对唯一中心的拒绝也让它区别于现代主义的统一性。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们虽然有整体性的倾向,但是也受到后现代多元化的影响而不再强调单一核心的绝对主义,这主要体现为世界文学体系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警觉和批判,特别是对“双重性”的热情。

现代主义倾向的世界文学理论强调宏观整体性,但是其中蕴含更多的统一性。与现代主义时期单一、机械的、最终主要以西方文学为核心的世界文学不同,新一轮的对世界文学系统化倾向更为强调这一体系的多元化、有机互动性和对不平等结构的自觉批判:用莫莱蒂《世界文学猜想》中的话说,就是“体系是一,但不是一体”(132)。因此这里的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整体:在卡萨诺瓦那里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空间”,核心与边缘的移动、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互相渗透,而不是简单的覆盖与同化;在达姆罗什那里是超经典、反经典与影子经典的不断位移,以及层级化分布。

此外,这一波世界文学理论的讨论者似乎都对“双重性”别有兴趣:例如卡萨诺瓦认为“每个作家的地位都必须是双重的,经过两次定义的:每位作家的地位是由他/她在民族空间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他/她在世界空间中的位置决定的”(“作为一个世界的文学”115)。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所谓“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281)等学说也是强调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复杂的双重焦点性。而且世界文学体系论都强调体系的动态性,这种对文学的本质主义观点的怀疑,无疑也是拜后现代所赐。

最后,新一轮的世界文学理论探讨的主体(学者)主要来自西方,这些理论家的研究起点虽然难逃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病,但是理论却为未来打破世界文学体系的不平等提供了可能。

最有影响的三位理论家,其立论的重点和主体都是西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身在巴黎,主要从法国文学出发;莫莱蒂在罗马接受教育,之后在意大利和美国任教,主要研究19、20世纪的欧洲早期文学;大卫·达姆罗什虽然不断在他编辑的文选中增加非西方文学的比重,强调世界文学的动态流通性,但是关注的主体仍然是与其他地区文学进行对话的西方文学。他们的世界文学理论都是从西方文学内部出发,总结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颇具启发性。虽然他们研究的缺陷也引发批评和不满,不过正是他们的理论开拓,为非西方视角留下了可能。

印度裔美国学者穆夫提提醒他们今天探讨世界文学概念时,不能只强调以欧洲文学研究为中心的世界文学空间,应当注意东方主义促使东方的语言和文本传统首次出现在西方的结构范畴中,“我们需要的世界文学概念(以及讲授世界文学的实践)应当揭示出‘多样性’本身的运作方式———不管是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还是大陆的———都需要对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提出质疑,尽管它恰恰出现在文学同一性的层面。我们讲授世界文学时应该讲的内容正是这些力量和同化的权力关系”,他关注不同语言文化内外的标准化和异质化,提倡“更有价值的文本细读,既要从高度地方化的视野,又要从全球视野重视语言和文本在不同社会现实层面上的世俗性”(“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机制”,201-02),穆夫提对他们的批评事实上也来源于这批学者自身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警觉。新一轮世界文学体系理论对于霸权主义的批判、对体系中有机动态性的描述都为非西方文学研究留下了可能,因此从目前的世界范围看,一批非西方学者受益于这些学者的理论框架,正在进行更为本土的文学思考。

结语

纽约大学的著名学者艾米丽·阿普特在她那篇爬梳剔抉、宏阔而幽微的文章《文学的世界体系》中,曾提醒目前世界文学这一研究使用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概念,冒着简化文学的风险,“通常与人文主义背道而驰”(151)。但是恰恰相反,笔者认为透过比较文学的危机,结合具体文本研究,当今对世界文学理论的宏观考察与体系化把握的真正价值,在于呼唤了被后现代的断裂和怀疑主义搁置历史感的觉醒,重续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人文主义的血脉。

回顾比较文学在经历了形式主义、新批评、跨学科、文化研究的多番“洗礼”之后,翻新乏术,不仅面临“文学性”的丧失,甚至面临学科之死的威胁。对世界文学理论试图进行体系化的描述本身就是比较文学活力与跨学科胸怀的最好体现。比较文学要为全球化处境中文学多样性的整体理解提供视角,没有比“世界文学”更合适的描述了。因为在各个民族、各类文学文本与人类历史的纵横交错之中,人们试图理解过去以便解释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握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莱蒂在后来的《世界文学猜想(续编)》中声称“我们想象比较文学的方式是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一面镜子”(142)。如果承认文学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类历史和世界,那么综合性看待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探索和勾勒文学的世界流通规律是可能的,那么使用系统论和世界体系的方法就可能是有效的。新的世界文学理论试图通过宏观与微观并行的文学研究,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这一新的研究趋势不仅重新承认人类历史的书写,建构了某些可以被勾勒的秩序概念,而且也承认世界文学应该是不同民族文学丰富交流的成果,并非西方霸权的变相单一覆盖。

自从维柯和赫尔德以来,人文学科就一直试图在多重性中寻找和表达普遍的人的概念。当今对世界文学整体性的关注和理论概括的系统论倾向,表达了比较文学试图摆脱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倾向,重构破碎的人文观念的努力,隐含着珍贵的对人类内在历史的理解。这也正是新世纪世界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理论在经历诸多变迁之后,与歌德时代的“世界文学”遥相呼应的人文主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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