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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22 10:03

“二流子”在中国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备受关注, 因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边缘化存在, 而被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学等角度广泛探讨。上海大学的孙晓忠教授多次撰文讨论“二流子”问题, 他引用了1955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词词典》中关于“二流子”的定义:“‘二流子’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 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1]他认为“二流子”一词可能是由“二流答瓜”引申而来的,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9年的延安报刊中, 1939年前, 延安老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地痞、牛毛 (流氓) , ‘爬鬼’、‘二流答瓜’”[1]。孙教授认为“二流子”在陕北地区数量最多, 这个称呼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最早产生。赵树理小说作为延安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品也涉及“二流子”, 如《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二诸葛, 《李有才板话》里的喜富、广聚, 《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喜, 《邪不压正》里的小旦, 《福贵》里的福贵等等。“二流子”处于社会底层, 广见于中国历史和文艺作品中。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 观察其处境形成的经济、社会成因无疑对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及其深层结构有更丰富的意义, 探讨赵树理关于“二流子”及其改造的文学书写极具学术价值。

游民一直点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屏风上, 在社会变迁和动荡的时期尤为普遍。要追溯从游民到“二流子”的流变历程, 是一个较为烦琐的工作。游民作为一个阶层可能出现于宋代, 它的出现和整个中国的新陈代谢历程同频共奏。

首先, 不得不提到中国的小农经济和土地制度。土地是中国人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富, 农民和地主具有租佃的关系。佃农和自耕农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就是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关于小农经济的保守性, 学术界也早有探讨。个体农民既能自我生产又能自我消费, 周而复始地重复性发展, 虽能自我满足, 具有稳定性, 他也同样限制了小农的视野, 具有保守性。

克利福德·吉尔茨提出了内卷化的概念, 黄宗智是第一位用内卷化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 其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分析了中国农业内卷化的现象。家庭小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动远比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多, 以致这种劳动力集约化出现了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实际上就是五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劳动力过剩又无法合理分配在适合的领域。中国社会人口规模庞大, 当时确实存在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现象, 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象征。明清以来, 挣扎在饥饿困苦中的农民为了养家糊口, 为了家人和自己活命, 不得已才做了些商品化的事。黄宗智主要阐释的内卷化概念, 其实在某些角度等同于“糊口经济”。家庭农场是小规模经营, 劳动力在家庭农场中是过剩的, 却并没有办法解雇, 劳动力进一步密集化, 又无法跳出家庭小农场, 走向大规模生产。面对这种劳动力人数过多的压力, 农业就出现了内卷化现象。

欧洲国家多世代传承的庄园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却具有独特的土地私有和买卖特色。土地可以买卖, 所以地主阶级能够通过兼并掌握更多的土地, 大部分土地越来越集中地流向皇族、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上。在封建社会中土地的分配一直是不平等的, 占有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只有少量土地, 故而农民的生活一直相对艰苦。土地是私有财产, 所以分家析产是理所应当的。“汉代以后, 中国在财产继承方面长、幼、嫡、庶之别已趋淡化。《大清律例》中与此相关的条文说:‘嫡庶子男, 除有官荫袭先尽嫡长子孙;其分析家财田产, 不问妻、妾、婢生, 止以子数均分。’多产之家往往多妻多妾多子孙, 而再多的田产也经不起一析再析, 几代之后, 集中的土地又会化整为零。”[2]5分家制让经营式农场变为家庭式农场, 再分下去, 变成贫农或者雇农。为了求得生存, 他们就去做长工或者短工, 一个雇农的工资并不能养活一家人, 小家庭副业越来越分化萎缩, 中国自明清以来的农业种植等家庭农场内卷到最后, 造成了劳动力的闲置和家庭的贫困, 因此游民大量形成。贫困的被损害得只会更贫困, 以致房屋、田产、粮食都丢失殆尽, 无法谋生的贫雇农甚至参与赌博和偷窃。

其次, 游民产生成因的探查也要论及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官僚体系虽然到最末端是县令, 但是在中国农村有一种极具特色的社会组织——宗法组织。虽然它不是行政制度的一部分, 却在农村有着深远又绵长的影响。中国社会从根源上是一个乡土社会, 历来以农业为主, 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泥土中生生不息。土地是无法移动的, 靠土地谋生的民族往往安土重迁。如果没有出现特别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政治灾难, 农民不会轻易迁徙。这还是个熟人社会, 一个人生长于斯又死于斯, 世代繁衍, 所以宗族势力特色明显。“宗族的存在, 以血缘为纽带, 自成一种社会集体。宗祠、祖茔、族谱、族规、族长, 以及场面盛大的祭祀构成了它的物质外壳。其灵魂则是‘敬宗收族’。”[2]10宗族有严格的族规族训, 会挑一些特别的日子进行祭祀, 祖先像神灵一样被他们供奉。新出生的孩子都要牢记自己的族规族训, 家族中若出现挑战族规的人, 族长和族中一些身份尊贵或德高望重的乡绅会聚在一起开会商讨惩罚和应急方案。美国学者杜赞奇提出了“政治内卷化”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官僚机构其实一直没有足够的控制力, 非法机构又一直是生命力不见衰退的阻碍官僚机构的形式。政治的内卷化其实也导致政权在无法合法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一直强调在中国农村的权力模式中, 宗族势力是一种十分强大又不容忽视的势力。

农村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法律意识也相对淡薄, 这也助长了族长的控制力。“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 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利所维持的规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 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3]43乡土社会的流动性较小, 每个人都信任自己的经验, 而且同样信任长辈们留下来的经验。“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3]49乡土社会是一个世代更替进程缓慢的社会模式。礼其实就是传统, 是历史和经验在维持生活的秩序感, 村民基本不懂法律知识, 风俗往往成为判断品格的重要指标。法律起不了作用, 就滋生了横暴权力。

内生的权威在乡村社会公共秩序中是一个典型。宗族长的权力几乎不受约束, 虐待族人和村民致死也不受法律制裁。村民臣服于自己的宗族体系, 很少去思考族规的合理性, 纵观中国农村的宗族制度, 族长的权力之大令人咋舌。一个人取得功名能光宗耀祖, 一个人不被族规容纳, 也会不得已逃亡, 故而在横暴权力下无法存活的农民只能逃亡成为游民。

再次, 清代时期人口出现了激增, 从顺治帝时期到道光帝时期, 不到200年间, 人口增加了6倍。中国是一个农业国, 人口增多就意味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增加, 土地分割和土地兼并都会同时加速, 人口压力超过社会负荷。除了产生移民之外, 也会产生会党。这部分过剩的人口没有办法参与劳动生产, 聚集在一起互帮互助, 有饭同吃。四川地区人稀地广, 全国各地的游民涌入, 刚开始种田, 后来有了一定的财产积累后变得游手好闲, 故而组成会党, 土语叫“啯噜”, 广西也有很类似的“米饭主”。会党的产生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游民形成了中国社会土生土长的势力。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之间的半个世纪里, 乡村的哥老会势力就已经很壮大了。它发源于四川, 流行于湖广地区, 它的发展和湘军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游民组成的哥老会成员已经从农民变成了兵痞。他们接纳了许多失业的船工、纤夫、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因为脱离社会生产, 故而是游民的主力军。

到了延安大生产时期, “二流子”的称呼就应运而生了。“在陕北农村, 二流子是不务正业, 不事生产, 以鸦片、赌博、偷盗、阴阳、巫神、土娼等为生计的统称, 女二流子则与这一带多数女子不下田劳动的传统习俗有关。”[4]他们有一定的消耗性和道德缺陷, 在新的社会秩序中拥有残余的寄生意识。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 有一部分是丧失田地, 生活没有出路的人演变的。这个时期的“二流子”有的是没有房子住没有食物可以果腹的贫苦农民, 有的是家财散尽的破产地主, 有的是旧社会过渡而来不太懂得参加生产的家庭妇女。他们身上好吃懒做的特性比较明显, 对社会并不会构成极具震慑性的杀伤力。

“二流子”在陕北地区集中出现, 与陕北地区的地理、历史环境都有一定的渊源。陕北地区土地没有中原地区肥沃, 泥石流等天然灾害多有发生。马背上奔走的民众数量较多, 有游牧的习性, 部分人性格桀骜不驯, 为生活所迫成为土匪强盗。历史上此地又是军阀混战、权力争夺比较激烈的地区。抗日战争时期, 日军到过陕北地区, 多次对陕北农村进行清洗扫荡, 日军势力侵入后, 一些“二流子”就被日军发展成汉奸特务, 腐化中国人, 加强对陕北的控制和侵略。延安政府开展了改造“二流子”的运动, 《解放日报》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作用。当时的延安文学围绕此运动开始创作, 在小说、报告文学中多有体现, 文学成就最高的乃是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这些与“二流子”相关的作品鸿篇巨制相对较少, 多属短制。此类作品响应了政府的号召, 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主题, 是对鲁迅国民性批判地继承。

孙晓忠教授对“二流子”进行了具体分类。孙教授认为它的分类与这个人是否有正当职业、对生产的态度、生活是否腐化、养不养家等等这些最根本的农人之道有关。孙教授把“二流子”分为三类。第一种是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这类人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 甚至还做汉奸特务。第二种有正当职业, 但是还会有一些不良行为, 这种类型的人可以称作半“二流子”。第三种是不好好干活, 爱串门搬弄是非的“二流子”和放着地不种任其荒芜倒买东西的“倒爷”[1]。

赵树理小说中“二流子”也可按其品行的优劣和作恶的程度进行归类。第一种性质最为恶劣的就是替日本人做事, 残害中国人的汉奸特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家庄的变迁》中的小喜李继唐, 他当人贩、卖寡妇、贩金丹、挑词讼, 逼得铁锁家产散尽, 抗战时期做了阎锡山的孝子, 烧杀抢掠, 杀共产党, 杀无辜百姓。阎锡山倒了以后, 在维持会做黑狗, 替日本人做事, 欺压农民, 无恶不作。第二种就是在村里掌握一定权利, 在玩弄职权之余, 压榨百姓, 攫取个人利益的“二流子”。他们在乡村中处于食物链的上端, 多包括村长、族长, 也包括围绕在村长周边掌握一定权利的跟班。比如说赵树理小说中较形象的一批“吃烙饼”干部。《李有才板话》中年年连任村长的阎恒元, 一手遮天。农会主席张得贵是恒元的传声筒、狗腿子, 溜须拍马。做了村长的阎喜富曾经在部队当过兵, 贩卖过烟土, 回到村里放赌债, 当牙行, 买卖村里的寡妇, 还偷盗农民的牲口, 坏事做尽, 逼得多少农民破了产。此外还有抱粗腿的刘广聚。小学教员阎家祥, 一肚子脏计, 总占农民的便宜。他们都是在旧社会一直欺压百姓的当权者。第三种是在旧社会做当权者的狗腿子, 土改运动中又能钻空子的人。他们在地主身上巧取利益, 行为极其狡猾。如《邪不压正》的小旦, 抗日战争时期, 小旦是地主的狗腿子, 八路军把下河村解放以后实行减租清债, 小旦胡乱编了理由分了地主的财产, 浑水摸鱼变成了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 在各种斗争中捞尽了好处。

第四种一般多贫苦农民出身, 只是在同旧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 被群众推举出来, 作为农民的权利代表。他们具有一定的革命性, 但同时也有封建残余意识, 受不了权利和物质的诱惑, 出现了投机倒把, 欺负良善的行为。他们在赵树理的小说中较为出彩, 能带给人们不同程度的思考。在《李有才板话》中, 小元是积极参加斗争的年轻人。小元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 备受欺凌, 待小元成立了武委会就发生了变化。“割柴派民兵, 担水派民兵, 自己架起胳膊当主任。”[5]36他很快也被阎恒元诱惑, 生活起居模仿他之前斗争的“吃烙饼”干部, 认为参加劳动丢自己的身份。小元最初的斗争性被他滋生的权力欲望所吞没, 是土改初期贪恋权利的“二流子”典型。再如《邪不压正》中的小昌, 在参加斗争之后物质欲望愈加明显, 他从已经被批斗过的地主手里继续掠夺财富, 甚至和小旦勾结在一起集中对付小宝, 想尽办法想把软英许配给自己的孩子。小昌虽然在推翻地主的运动中表现积极, 却是个自私自利的人, 并不是踏踏实实靠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的劳动者。《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也是个相对复杂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处在农村的最底层, 是被欺压的对象, 可是他骨子里又渴望权力, 鄙视农民, 听说老杨同志作过长工, 马上变脸。他的内心深处是仗势欺人、欺软怕硬的, 受封建思想荼毒较深, 如若真的给了他一定的权利, 他定会耀武扬威, 欺压村民。

第五种是一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二流子”。他们没有正确的劳动观念, 不肯勤勤恳恳地劳作, 还会从事坑蒙拐骗行为。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二诸葛原名刘修德, 封建迷信思想很顽固, 凡事一定讲究阴阳八卦、黄道黑道, 他种地也要看历书, 一反自然规律得出“不宜栽种”, 后来却耽误了农时。儿子喜欢小芹, 他要算小芹的生辰八字, 说小芹的火命克小二黑的金命, 不同意小二黑与小芹的婚事, 还替小二黑收了个八九岁的姑娘做童养媳, 行为十足荒唐。描写很成功的女性“二流子”非三仙姑莫属了。三仙姑十五岁时嫁给了于福, 是村子里出了名的俊俏媳妇。于福和父亲每日下地劳动, 她同年轻小伙子嘻嘻哈哈地混在一处, 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假扮天神, 装神弄鬼, 村里人也向她烧香求财问病。三仙姑知道自己的女儿小芹喜欢小二黑以后, 一直从中作梗。她看上了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吴先生, 为了阻拦女儿嫁给小二黑, 她在家中演起了平时做神婆子的那一套把戏。“晚饭以后, 说是神上了身, 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 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 还唱些什么‘前世缘由天定, 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在地下哀求, 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5]8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的神婆形象呼之欲出。她不下地劳动, 不做家务, 不关心丈夫与女儿, 在家里设香案, 烧香拜佛, 涂脂抹粉, 和村里的老光棍整天耍在一块儿。二诸葛和三仙姑是不好好劳动搞封建迷信的“二流子”, 他们在抗战时期极具代表性, 与当时的农村教育水平低下, 科学思想未得到普及, 劳动观念不端正都有一定的关系, 陕北地区的巫神和神婆数量很多。

第六种本是穷苦农民, 在高利贷盘剥和村长霸凌的夹击下, 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有的被迫害致死, 有的出逃, 成为无法维持生计的“二流子”。这种类型的人本性善良, 他们的悲惨遭遇往往会使读者十分同情, 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作家批判旧社会残暴的写作意图的着力点。小说《福贵》主人翁福贵就是一个命运凄惨的“二流子”。其生活逐渐落魄的过程也能让读者管窥到民国时期贫雇农的艰难处境。福贵一名本来有祈福的寓意, 只是他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遭尽了磨难。福贵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日子虽然清苦, 还算平安。母亲突然离世之后, 因为没有钱安葬母亲, 他苦无他法, 选择当时农村中贫农常常无奈之下采用的方式——借高利贷, 从此走上了不归路。他借了王老万的钱以后, 即使常年做长工也无法还清滚雪球似的外债。福贵最后被逼到赌博的地步, 家里的田地和房子也都给了王老万。福贵因此在村子里没有立足之地, 为了讨生活, 他偷偷去城里当吹鼓手。在民国时期, 吹鼓手是最下贱最不被尊重的职业, 甚至被人称为“忘八”, 村长王老万觉得族人都蒙羞了, 以至于要置福贵于死地, 福贵因为逃跑才留得一命。

福贵的族长和村长都是王老万, 他在村里是绝对的权威。福贵因为偷了萝卜, 被罚了二十块钱, 王老万借机教训他, 把福贵的四亩地和三间房的死契弄到了手。知道福贵当了吹鼓手, 甚至煽动本族人要一起打死或者活埋福贵, 他气愤地说:“福贵这东西真是活够了!竟敢在城里当起吹鼓手来!叫人家知道了, 咱王家户下的人哪还有脸见人呀?一坟一祖的, 这堆狗屎涂在咱姓王的头上, 谁也洗不清!”[5]205族规的严苛程度让人胆寒, 族长一人对生命的蹂躏之残暴也力透纸背。“地主对佃户、债主对债户的残暴行为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地主实际上将农民的生死大权都操在自己手里, 一旦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时, 他们就任意采取惩罚措施。……有一个六岁的孩子偷了东家树上的几把叶子。地主抓住这个孩子, 用大棍打得他浑身青紫, 并且罚了他爹二十五块银圆。相当于他一整年的收入。为了熬过冬天, 他只好去向亲戚借钱, 直到十年后, 这笔债还没有还清。”[6]韩丁还提到下韩村的一个小偷因为偷了几穗玉米, 被捆在树上打死了。有人反抗自卫, 被拴住头皮吊起来毒打, 直到头皮撕裂, 栽到地上血尽而亡。在乡村暴力横行的环境下, 农民们很少反抗, 因为他们知道反抗的代价。

小说中的福贵并没有被村长打死, 最后还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翻了身, 《福贵》创作的原型远没有那么幸运。这一原型人物是赵树理的兄弟, 名字叫各轮, 因为饥饿无奈去偷东西, 最后被族长叫人团团揍了一顿后活埋了。赵树理身边这样被迫害致死的“二流子”太多了, 他对这些罪不至死的“二流子”一直怀着一颗悲悯之心。《福贵》发表之际, 某抗日军人在作战期间听人念了《福贵》, 失声恸哭, 后破敌众多, 在战争中立了大功。原因就是这位军人遭遇和福贵神似, 被人叫“二流子”, 被人看不起。可见民国时期像福贵这样身不由己地挣扎在生与死之间的“二流子”并不在少数。

在小说的最后, 福贵质问老万自己到底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这个问题可能一直困扰着像福贵这样的人。他们一生做什么选择都不自由, 因为要还高利贷, 一点点失掉所有田地、房屋, 想做些营生维持家计, 却不被家族容纳, 村长作为族长仿佛掌握了福贵的生死簿, 随意在他身上勾勾画画, 随意进行道德审判, 是非审判, 生死审判。福贵陷入一种求生不得的命运轮盘之中, 他的质问带着一种翻身之后有人做主的报仇快感。福贵偷过东西, 赌过钱, 他自身存在很多弱点。赵树理的刻画重在同情福贵, 并没有对福贵自身的缺点做批评,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赵树理虽不能完全涵盖陕北地区的“二流子”, 却提供了延安时期“二流子”的最好例证。当时的《解放日报》也发表了很多关于“二流子”的报道, 这些人都因为不老老实实参加劳动, 又从农民手中大发横财, 而被当时的社会广为诟病。“这是农村里的‘耗子’, 专吃农民的血, 农民很抱怨他, 而又不能不让他吃, 还得‘恭而敬之’, 请他来吃。”[7]“二流子”被认为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渣滓。可见赵树理的创作是与当时的生活紧密相连的, 但是也存在模式化, 类型化的缺陷, 一直强调“二流子”的沦落是外部环境导致, 人物的主观因素未被涉及, 他们的性格和心理都较少被刻画, 具有脸谱化的特征。

抗战时期开展“二流子”的改造运动, 也有一定的原因。首先, “二流子”群体庞大, 多半本性不坏, 具有改造的可能性。“人们称旧社会的为流氓, 称今日的为二流子, 这种称呼的不同, 正表现了两者含义是有区别的。旧社会里的流氓主要是敲诈勒索, 拐骗抢劫, 以及帮助土劣欺压良善, 而新社会里今日残存的二流子, 虽然妨碍生产扰害社会, 但与旧日的流氓已大有不同, 他们不过好吃懒做, ‘飘风浪荡’, 顶多是串门子、挑拨是非、偷驴盗谷而已。新社会中二流子的存在, 已不是社会制度的产物, 而是旧日寄生意识的残余。所以今日改造二流子工作, 正是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这是人的意识的改造。”[8]毛泽东分析中国的国情, 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模式。他也看出了虽然中国游民众多, 这些人贪图享受, 懒散成性, 甚至好勇斗狠, 但是却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教育改造的可能性。其次, 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有关。共产党的主力军自从转移到乡村地区以后, 队伍不断壮大, 国民党有所忌惮, 开始积极反共, 消极抗战, 一再对共产党进行经济封锁。无论是共产党的队伍, 还是基层的民众都在忍受饥饿, 动员群众参加劳动, 开荒种粮在当时尤其重要, “二流子”在陕北地区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劳动力。再次, 被日军利用的“二流子”也不在少数, 诸多习惯逞凶的“二流子”是力量不小的反社会势力。改造“二流子”也能维护社会稳定。最后, 当时的封建思想对农民荼毒较深, 不良的作风和思想都比较普遍。改造“二流子”,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也相当必要。20世纪40年代, “二流子”在改造运动后, 人数大大减少, 巫神、神官都得到了改造。他们在掌握了土地和基本的生产资料以后, 都变成了自给自足的农民, 开荒种地, 扩大了耕地面积, 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也为八路军和抗日前线部队提供了更多的粮食补给。

开展“二流子”的改造, 调查每一个“二流子”的具体情况也很有必要, 应该明确“二流子”、半“二流子”、非“二流子”的界限, 按他们的不同程度进行划分之后才能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改造。首先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说服教育。家庭内部的长者和劳动者、村民、干部都对“二流子”进行规劝, 已经改造成功的典型、勤劳奋斗的劳动者典型都被拿来当作学习效仿的模范。对较为固执的“二流子”实行一些强制和半强制的办法, 指定固定的人监督他们, 如果他们触犯了规定, 便实行一定的处罚。如果遇到难以改造的“二流子”, 政府就会将他们集中组织起来, 布置一定的生产任务, 以集中方式改造他们的不良思想。除了鼓励教育“二流子”之外, 政府也会帮助“二流子”解决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同时也会严防新的“二流子”产生。

《小二黑结婚》的三仙姑在区上就被教育, 她看着身边的人都被改造了, 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她觉得自己的女儿该嫁人了, 不好耽误女儿, 开始改变自己香艳的衣着打扮, 开始有一副家长的沉稳样子了。设立多年的香案也被她撤下了, 从此不再装神弄鬼, 欺骗村民了, 三仙姑于此彻底完成了改造。《福贵》中的区干部也找到了福贵, 把王老万霸占村民的财产都退回了。政府看到福贵没有田地, 把村里的几亩庙产分给了他, 让其养家糊口。他还在农会主席组织的会议上对王老万多年的横暴欺压进行了控诉, 并且答应从此踏实劳动, 养活妻子和孩子。

赵树理小说中的“二流子”几乎都在劝说教育和政府的组织帮助下完成了改造。这些“二流子”都普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决定改邪归正, 加入劳动大军中去。他们最初具有恶习恶行, 最终在政府的帮助下能参加劳动。政府官员、共产党员在文本中起着改造“二流子”的首要作用, 赵树理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存在政治宣传的特点, 有为新社会歌功颂德的倾向。“二流子”在改造过程中一直是外部的教育、规劝、刺激、物质帮助占主要作用, 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体现较少, “二流子”转变过程的心理变化也没有被重视。这与赵树理的整体创作观念具有一致性。赵树理一直自封文摊作家, 扎根农村为农民创作。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都能看懂他的作品。他的创作吸收了话本小说、绣像小说重在讲故事的特点, 人物脸谱化, 较少进行复杂的心理刻画。他也一直在暴露问题, 承担着主动宣传新政策的功能。解读赵树理的小说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创作环境, 中间人物的创作一直很难被主流的文艺政策所接纳, 赵树理当时也因此受到了批判。

改造“二流子”的运动在王式廓等人的版画中也有所反映, 一些秧歌剧也围绕“二流子”展开了不少篇幅的创作, 如《钟万财起家》《刘二起家》等。除了赵树理的小说创作之外, 洪林的《李秀兰》、马烽的《金宝娘》、柳青的《在故乡》和《土地的儿子》都可以看成叙述“二流子”的经典作品。赵树理创作的特点和局限性在这些作品中也都有一定的体现。

封建意识残留是历史长河的沉淀物, 不会通过简单的规劝就能得到彻底改变。但是赵树理小说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二流子”形象, 这些人物的经历是整个中国某个角落的缩影。他们受苦受难的遭遇都带着一定的必然性, 土地制度和政治权利等等都对此有影响。这些“二流子”只是沾染了一些不良生活习惯, 并不是丧尽天良的恶霸。他们的形成和沦落, 与整个旧社会和旧制度紧密相连, 解放前的旧社会经济内卷化和政治内卷化同时交互作用, 贫穷、落后、无秩序, 让失了家业的赤贫农民走向了堕落。小农经济的内卷化, 让无法维系家庭的人去做雇农、长工, 仍然无法支撑生活开支, 高利贷层层盘剥, 贫雇农一无所有, 无家可归。政治内卷化, 基层权力被长老掌握, 法律意识淡薄, 生死大权完全被族长村长控制, 一点点道德瑕疵的人都因此丢了性命, 族人又遵守契约一样维护宗族统治, 并不反抗。民国时期的“二流子”在这种毫无生机又暴虐的夹缝中无路可走, 命如草芥, 土地改革和社会变革的产生带着救赎“二流子”的必然使命。他们通过规劝改掉恶习, 拥有了田产, 开始勤恳耕作, 劳动持家, 养育后代。改造“二流子”的运动为当时的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后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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