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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1-15 11:47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之后,尤其是在1922年确立了国文课以白话文为主导的方针之后,白话文以攻城略地的态势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相反,文言文则处于节节败退的境遇之中。然而,这种白话文与文言文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无法真正建构起国语的文学,也不可能建构起文学的国语。从学校的教学实践来看,尽管教育部确立了白话文的合法地位,但在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许多学校的国文课依然以文言文为主;而有些学校尽管贯彻了教育部关于国文课以白话文为主的指令,但在实际的教学中缺少必要的白话文教材。正是针对这种情形,胡适建设性地提出了“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意在弥合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缝隙。在此情形下,调和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紧张关系的国文教材开始出现。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便是1938年10月初版、1941年2月再版、1943年7月重排出版的“国文入门必读”1的《由国语到国文》。

关于民国教材的研究,学术界已经有了部分成果。这些成果或者从新文学革命与中小学教育结合起来加以考究2,或者从史的视角研究“国语”在教育体制内的合法化问题3,或者以名家为例解析“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教育”观念的互动关系,勾勒中国现代文学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历史建构过程4,或者以中小学教材为中心探讨新文学是如何在民国时期的中小学中传播与发展的问题5,或者从教材的角度研究民国国语国文教育问题6。然而,学术界对这本发行量甚大、影响深远的《由国语到国文》却缺少应有的关注和阐释。因此,重新解读这套《由国语到国文》,对还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教育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

一、《由国语到国文》的基本内容

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文教材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发行量上都是巨大的,达到上千种。最初大多数是由留日学生编译,后来教育部则指定大学教授编撰。在众多的教材中,值得我们关注的便是由中华书局约稿、谭正璧编著的“国文入门必读”书《由国语到国文》7。此书是教育部编订的《国文入门必读》八种教材之一,流行范围较广,为当时的各地中小学所采用,基本上属于全国范围的读物。

编者谭正璧一生致力于文学教科书的编著,不仅担任过国文教师、图书馆主任、教授、院长,而且“经常为光明书局、北新书局、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编写文学概论、文学史、文学家辞典等专门著作,先后出版约七八十种之多”8,并在新中国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委。从1923年起,谭正璧开始编著国文教科书,先后编纂国文入门必读八种十一册9,编纂国文研究丛刊六种10,国文必读第一辑六种11。谭正璧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国文编纂大家,而且在文学史、文学概论、人物传记、古书选注、文字学、语法修辞、文章作法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文学进化史》两部专著在民国时期影响甚大,后者曾“被岭南大学等采用作教本。日本早稻田大学池田孝冈等曾拟译成日文。鲁迅先生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曾引用过此书中的文字”12,被学界高度评价为“1920年代的文学思想变迁史”。13由此可见,谭正璧一生致力于文学、语言等研究,学术造诣深厚。

我们不妨先从整体上介绍一下《由国语到国文》的大致内容。首先,针对《由国语到国文》的编辑大意,谭正璧作了这样的说明:1.本书供小学毕业及同等程度已通国语而欲继续进习国文者之用,分四册。2.本书第一、二册系选用本局出版之高小国语读本,译成浅近文言,与国语对照,以明语文组织、用字之异同;第三、四册系选用本局出版之初中古文读本,译成语体,附于古文之后,以助初习古文者了解其意义。3.本书目的在使已通国语者进习国文,故前二册重在译文,后二册重在选文;前二册之译文颇求流利通畅,后二册之译文以能贯通选文意义为主。4.本书所采文体,除韵文外,各体咸备;其分量亦照比例分配,内容皆由浅入深。5.本书前二册虽由语译文,其国文均浅近通俗,仅须与国语对读即可了解,故不再另加注释;后二册所选虽为简短之古文,但其含义较曲折难解,故仍附以注释。6.本书后二册除逐篇附加注释外,于必要时,另附“题解”;于作者初见之际,必附“作者生平事实”,皆以简明为主。14

其次,从篇目上看,《由国语到国文》四册选了188篇文章。第一册选了51篇文章15,第二册选文52篇16, 第三册选文46篇17,第四册选文39篇18。 其中白话文共计103篇,占总选文的54.8%,文言文共计85篇,占总选文的45.2%。从第一册到第四册的排列顺序来看,白话文和文言文看似平分秋色,但白话文的位置似乎更显赫,排在了文言文的前面,属于前二册,而文言文则排在了后面,属于后两册。这种排序方式在极为讲究次序的中国文化中,意味着白话文已经取代了文言文站到了历史的前台。与此对应的是,白话文在选文的数量上也具有更大的优势,这可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取得了绝对性胜利的表征。

二、《由国语到国文》的编选特点

课外阅读在民国教育体系中一直备受重视。阮真针对中学生国文课外阅读书目有过这样的梳理:“中学生国文课外阅读书目,近年作者不下十数家。有偏重国学书籍者,有偏重常识书籍者,有偏重小说者,亦有偏重新出文艺书籍者,多至数万卷,少亦数千百卷。”19这可以看出,中学生国文课外阅读读物的编选是极为普遍的一件事,以至于多到“数万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学生课外读物都深受教育部的重视。况且,从实际情形来看,各个作者和出版社往往根据中学生的需要,编选了各有侧重的课外读物。能够得到教育部高度重视、被列为“国文入门必读”的这种情况,还不是很多。因为“必读”是和“选读”相对的,对中学生来讲,既然该课外读物被视为“国文入门必读”,其地位便仅次于国文课本,远高于其他读物。在此情形下,这样的国文课外必读读物便不再像那些单纯承载编选者个人情感和思想的读物,也不同于单纯承载出版社意愿的读物,而成了承载着教育部意旨的读物。那么,这个时期的教育部对中学生国文课外读物会提出哪些要求呢?

首先,国文入门必读读物需要承载起培育中学生国文入门的使命。

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为此,教育部针对教育提出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沦陷区的学校开始有组织地迁移到重庆、昆明等大后方,而中学生课外读物的编选依然循着国文教育的基本要求有序推进,《由国语到国文》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编选出来的。这决定了该课外读物尽管打上了战时中国的某些烙印,但其依然注重国语和国文的基本知识,注重培养中学生的国文基本素养。对此,谭正璧指出:“三书注释,除字句解释外,兼及文法与修辞。此种注释法,当时在国外为习见,在国内尚属创举。”20这就是说,“国文入门必读”并没有编成单纯地凸显政治意识和爱国意识的国文课外读物,而是注重“国语”和“国文”这两大主体,尤其是通过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并举,培育中学生在字句解释以及文法与修辞等方面理解国语和阅读国文的能力。

从国语到国文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早在1922年教育部便颁发了教科书使用国语的规范要求,但客观情形却是,国语和国文并未能在中小学占据教育的核心地位。这种情形在当时诸多学校普遍存在。如教育相对发达的江苏的一些小学便是如此:“在民国九年一月以前,只有江苏几个特别的小学校教语体文;以外的,把语体文都认为奇怪的东西,乡村的小学,连听都没有听到。”21既然江苏的诸多小学“连听都没有听到”过语体文,那么,其诸多的中学自然也就不会听到过语体文。对此,有学者做过这样的统计:“吴县地区各高等小学中,每个星期用于国语会话教育的时间仅有一二小时,其余仍旧是‘之乎者也’地闹个不轻。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小学中。”22这说明,学校教育中的文言文在学生和教师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推演,中国其他相对落后省份学校的语体文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始终关注教育的黎锦熙在当时就不无忧虑地指出:“自己做的这些文章,都还脱不了绅士的架子,总觉得‘之乎者也’不能不用,而‘的么哪呢’究竟不是我们用的,而是他们——高小以下的学生们和粗识文字的平民们——用的,充其量也不过是我们对他们于必要时用的,而不是我们自己用的。”23作为积极倡导国文和国语的黎锦熙尚且深受“之乎者也”的困扰,其他的教师只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执教在一线的教师尚且如此,其所教导的学生也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理,这种情形在20世纪20年代的诸多学校如此,那么,到了30年代的诸多学校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便会理解谭正璧编选《从国语到国文》这一“国文入门必读”之所以这样编排的良苦用心了。

其次,国文入门必读需要承载起培育中学生优秀品格的使命。

中学时期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期,也是其品格养成的关键期,然而,中学生的优秀品格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在有意识的培育下逐渐涵养而成的。那么,课外读物作为文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必然要承担起培育中学生优秀品格的使命。概括来说,就是通过一些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等,传达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由此培育中学生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献身社会等优秀品格。

具体来说,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培育中学生的优秀品格:一是注重培育中学生的爱的情感。这类选文在《由国语到国文》中不在少数,如《给母亲的信》中不仅描写了对母亲的思念、对家的眷恋,还描写了学校老师的关爱、朋友之间的情谊以及初次离家的困惑,文字简短但情真意切。与之相对应的《父亲的来信》则用以小见大的方法给儿子“友彰”解惑答疑,针对儿子存在的陌生感问题,教育孩子要“只有‘亲热’,没有‘生疏’;只有‘真心’,没有‘虚伪’”24。这种融日常生活于课外读物的选文原则,对培育中学生爱的美好情感具有积极的作用。二是注重培育中学生做人的气节。这类选文在《由国语到国文》中也不在少数,如《父亲的来信》《两兄弟》《秃的梧桐》《愚公移山》《筍》等,这些选文往往通过对一件小事的描写,蕴含做人的气节;这种气节的培育恰好回应了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要求,那就是要努力做一个有气节的人。三是注重培育中学生的诚信。人无诚不立,诚信是人的重要品格,如果做人不诚,出尔反尔,轻则会失去人们的信任,重则会断送自己的性命。为此,《由国语到国文》选择了一篇题为《贾人渡河》的文章,该文讲述一名商人在危难之中被渔者所救,被救之前以百金许诺,而被救之后出尔反尔,仅兑现十金。当商人再次落入水中求救之时,渔者曰“是许金而不酬者也”,故“袖而观之,遂没” 。25说明了诚实守信的重要性,对失约、失信具有一定的惩戒警示作用。四是注重培育中学生要善于学习。学习是人进步的阶梯,要获得这一阶梯就需要善于积极学习和主动学习。为此,《由国语到国文》选择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学生要善于学习的文章。如《李氏山房藏书记》以藏书为由阐述了对读书的渴望、“有书而不读可惜也”的感慨;《问说》以“君子之学必好问”开篇点题,讲出学问之道在于“问”,《为学》则以“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25自问自答的设问形式,点明学习与处事的重心在于“为与不为”,等等。这些简短易懂的古文,用简单的字句阐释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深刻道理,在培育中学生的国文阅读和使用能力的同时,也塑造了中小学生勤学好问、读书励志的优秀品格。

再次,国文入门必读需要承载起培育中学生政治意识的使命。

随着国民党强化统治的要求,教育逐渐地走向了“党治”,而以“新民”为核心的新教育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式微也走向了式微,三民主义的教育兴起。26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涉及教育者列有四项条款:“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课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与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27会上同时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内含九大方针28和十七要点。 针对以上国家战时教育的方针政策,教育部组织编定了一系列教材,尤其是加大课外阅读教材的编写。这些教材或课外读物在内容上注重通过挖掘传统优秀文化、尤其是传统优秀文化的承载者等资源,培养中学生的爱家爱国意识。

作为教育部主导下的中学生课外读物,必然会体现出国民政府所主导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要求,这在《由国语到国文》中有着清晰的表现。该读物第一册第一篇文章便是《青天白日》。该文介绍了发生在“院子里”的自然风雨雷的变化,隐喻了民国经过风雨雷的洗礼,将会迎来政治上的“青天白日”,与民国“青天白日”旗的政治寓意具有内在的同构性,这相对于国土沦陷之后的日本“太阳旗”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课外读物把这篇文章当作开篇之作,彰显了课外读物注重培育中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意识。与之相对应的是,其所选的人物介绍也凸显出鲜明的政治色彩。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在这四册课外读物中,关于孙中山的文章便选了四篇,在人物介绍类的文章中占到了绝对的优势。这四篇文章分别从孙中山的故居、孙中山的革命战术、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演说辞、站在孙中山遗像前的感想等四个方面,为中学生塑造了一个“天下为公”的革命先驱者形象。这对中学生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遗志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关于孙中山的纪念文章并不在少数,毛泽东便有类似纪念孙中山的一系列文章。如果说毛泽东在1938年3月12日发表的《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入选或者补选到《由国语到国文》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像鲁迅等人关于孙中山的纪念文章也未能被选到该读物中,说明谭正璧在选文时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鲁迅于1926年3月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的文章,该文把孙中山抬高为整个中华民国的“第一人”:“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但我们大多数的国民实在特别沉静,真是喜怒哀乐不形于色,而况吐露他们的热力和热情。因此就更应该纪念了;因此也更可见那时革命有怎样的艰难,更足以加增这纪念的意义。”29鲁迅此文相比于读物所选的《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演说辞》而言更适合中学生阅读和学习,况且,此文还是鲁迅应国民党北京党部的机关报《国民新报》的约稿而撰写的,按理说政治上也不存在着什么问题。但是,这种对国民党而言本来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的文章,却随着左翼文化运动日渐被边缘化而变得边缘化了。这恰好说明,《由国语到国文》这套课外读物即便并没有编选成政治性读物,但依然体现并隐含着国民党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等鲜明的政治意识,这也说明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文章在进入中学读本时依然存在着某种障碍。

最后,国文入门必读需要承载起培育中学生家国情怀的使命。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教育部已经制订了“中华民国之教育,以根据三民主义,发扬民族精神,实现民主政治,完成社会革命,而臻于世界大同为宗旨”30的教育方针。1936年,在民族危难面前,教育部对中小学的各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6月份颁布了《修正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其中增加了“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使学生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31的条例。此条例一出,关涉民族人物、民族使命、民族精神等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内容成为全国编写教科书、课外读物等教育类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谭正璧编写的《由国语到国文》所体现的正是编选者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借助教育传播民族人物、民族意识、民族使命的编写思想。这可以看作是特定的战争时期体现教育部加强培育中学生爱国思想的主旨要求。

为了强化中学生的爱国意识,《由国语到国文》在选文中注重选择那些能够具有鲜明政治意识的文章。如《国庆日的记事》一文通过国庆日父亲在“家门口”挂起国旗和红灯笼、我到学校参加升国旗仪式以及全家人喜迎国庆日的记叙,表达了“家”与“国”一体的爱国理念。这种爱国理念相对于“国破山河在”的国家而言,恰是最值得倡导和弘扬的。其他类似的文章也是如此,如《爱国商人》《日记一则》《读书要明白它的意思》《世界最大民族》《爱国儿子的一封信》《爱国母亲的一封信》等,大都借描写人物直接抒发爱国情怀,注重培养中学生的爱国意识。

《由国语到国文》除了注重选择现实生活中的爱国题材文章之外,还注重在传统文化的优渥土壤中发掘出历史上忧国忧民的爱国人物。如在第三册中,所选的历史人物便有柳宗元、方孝孺、苏轼、田单、宋濂、司马光、龚自珍、归有光、陆游等,这些历史人物均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敢于针砭时弊、厉行改革、以身许国,时刻将国家的命运与自身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历史人物正是战时中华民族特别需要的“脊梁”式的英雄人物。

谭正璧在编选这套课外读物时,注重借用古今名士能人的人物传记、英雄事迹,涵养中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担当以及爱国情感和思想。这样的选文切合了特定的抗战时期民族解放的主旨,是国家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课外读物中的体现。

三、《由国语到国文》的现代性诉求

在众多课外书目的编写中,中华书局约编的《由国语到国文》与世界书局约编的《国文必读》为战时发行的、影响较广的书系。在教育部的引导下,两书原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以作为中小学必备读物之一,却因战争的爆发而计划破产。“1941年后,谭正璧为世界书局编《国文入门必读》八种,其为高初中学习的补充读物,是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所编写,后因战争与教育部联系中断,而作为普通读物出版了。”32“国文入门必读”《由国语到国文》作为获得了教育部认可和推荐的教材,显然并不仅仅代表编者谭正璧的个人情感与思想,而是代表了民国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教育部的话语诉求,那么,编者谭正璧在体现教育部的话语诉求中又如何融入了自我的现代情感与思想呢?

其一,在教育部主流话语诉求中,编者谭正璧融入了民主、科学等现代话语,这意味着中学生国文课外读物在政治以及救亡等话语体系中保留了五四新文化的基本价值诉求。

中华民国建立后,西方的现代话语体系开始融入中国现代文化中,有些话语甚至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现代文化理念的载体。这些话语在晚清政府那里是绝对难以接受的。对此,鲁迅早在1920年代就书写了诸多西方话语进入中国社会之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当革命者夏瑜宣讲“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时,那些20岁模样的年轻人,竟然会发出“阿呀,那还了得”的喟叹,甚至还会“现出气愤模样”。33但是,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自由、民主、民权、民生、科学、公理、自治等话语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有些话语甚至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得到了确认,在政党的纲领中得到了体现,如国民政府于1929年4月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的教育宗旨。这种政治上的宣示尽管在民国体制的话语体系中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在国民政府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却并没有全部得到真正的落实,像共产主义、马克思、民主主义等话语甚至还成为当时的政治禁忌。在此情形下,谭正璧所编选的《由国语到国文》如何使这些带有政治性的话语获得合法性的地位,便成为其不得不考量的重要问题。值得肯定的是,谭正璧在选文时还是把这些现代话语纳入了读本中,由此保留和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彰显的科学与民主的现代价值诉求。这种情形在第二册中表现得更明显。在《团体生活》《公理与私谊》《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演说辞》等文章中出现的“团体”“公理”“学生自治会”等现代话语,彰显了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可贵的现代意识。除了以上我们所论及的带有政治性的话语之外,还有一些文字彰显了尊重人性、尊重农工等可贵的以民为本的现代意识。《反对缠足》《反对蓄奴》《告农工》等文章,便表现了这一主题。

值得肯定的是,谭正璧在为中学生提供的这套“国文入门必读”读本中,还把一些外国的故事和人物介绍进来,这在第一、二册所选的文章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与第三、四册“清一色”的中国传统故事和人物具有鲜明的不同。据统计,《由国语到国文》所选择的关于国外的文章有10篇之多。其中有:《波兰的复兴者》《聪明的朝鲜孩子》《参观莫斯科的托儿所》《死里求生的凯末尔》《甘地的刻苦生活》《福尔摩斯》《极熊》《人类的救星巴斯脱》《牧人游叙利亚城》(上下)等。这些选文侧重于国家的复兴、著名历史人物的优秀品格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授。在中学生读物中加入这些内容,对拓展他们的世界视野极有作用。

其二,在兼顾文言文的同时,编者谭正璧注重推出现代文体的文章,这对传播和发展新文学具有积极的作用。

五四新文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便是一些现代语体文开始进入课堂,这些文章与科举制度下单纯地学习应对科举考试的策论性八股文具有本质的区别。从科举考试来看,所有被科举排斥在外的文体均失却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考试所钟情的策论等八股文不再是学生们推崇的对象,而一些现代文体则进入了国文课堂。在此情形下,文言文已经无法适应现实变化的客观要求,而一些现代文体则获得了学生的推崇。对此,我们不妨借助董锡惠的回忆性文章还原一下20世纪30年代国文课的真实情形:“傅老师是高唐县人,教我们高中国文时已50多岁了,是一位知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好教师。他除了教规定的课本外,每周利用一个课时,指导我们学习课外读物……同时对古代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以及当代文学家的优秀作品,也给我们作了介绍,并指导我们阅读。从那时起,我对古代文学作品有所了解,更喜欢阅读近代、现代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等名家的作品,从而提高了阅读和写作能力。”34这说明,在课堂和课外的学习中,近代和现代文学作品已经取代了古代文学,而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尤其受到学生的喜爱,这直接促成了学生的现代文体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提高。

就《由国语到国文》而言,谭正璧注重中学生接受新的文体的能力,这对中学生接受和写作现代文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如果说国语侧重于语言本身的话,那么,国文则侧重于文体及其文体写作。当然,国文离不开国语作支撑,没有良好的国语基础,自然也难以写出优秀的国文。但仅仅有良好的国语基础,也不见得就会写出优秀的国文。毕竟国文还需要学生掌握不同文体的写作规范及其规律。这一点在《从国语到国文》中有着清晰表现。如“全书分叙事、写景、抒情、述意四类,各自成编,编后均附说明,务使初学者对于各类文体的概念,获得正确的认识”35,这四类对应的恰是不同的文体,说明了谭正璧对中学生的国文写作有着明确的预设目标。如其所选的《朝三暮四》《人体内的机器》《八达岭游记》《到青岛去》《西湖是伟大的》《寒夜》等文章,便把寓情于景以及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贯穿其中,显示了作者编选的匠心。

其三,在注重国语教育的同时,编者谭正璧还注重国文教育,这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的白话文主张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正如“国文入门必读”《由国语到国文》所标示的那样,这套课外读物的重点和落足点在于“国文”,这一点可以从“国文入门必读”以及“由国语到国文”明显体现出来。编者强调的是“国文”入门,而不是“国语”入门,这表明五四新文化提出的白话文诉求得到了确认,或者说“国语”的入门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下一步的重点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国文”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说“国语”解决的是口头语言的话,那么“国文”解决的则是书面语言的问题。实际上,只有解决了“国文”的书面语言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真正解决文言文的问题。因为作为口头语言的“国语”与“文言文”本身便是两套话语体系,前者主要存活和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际中,后者主要存活和应用于文人的科举考试以及其他形式的书面文字中。二者本来就具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实际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白话文诉求尽管已经取得了合法性的地位,而在书面语言中,文言文依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说,在包括中学生在内的学生的写作中,“国文”的白话文并没有真正地像口头语言那样取得绝对性的胜利,许多中学生还依然把“国文”与“文言文”混为一谈。如何由“国语”到“国文”的成功转型,依然需要中学生在课外阅读读物中汲取精神营养。唯其如此,谭正璧编选的这套“国文入门必读”便显得非常必要。

那么,编者谭正璧是怎样实现由“国语”到“国文”的成功转型的呢?他主要通过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互译互动,搭建起了由“国语”进入“国文”的通衢。谭正璧以白话文为正文、文言文为译文,即古文后附白话的译文、白话文后附文言译文,这等于为中学生确立了在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自由转换的桥梁,可以帮助中学生借助文言文学习白话文,同时还可以帮助中学生借助白话文学习文言文,由此便使“国文”得到了确立的根基。对此,谭正璧说过:“我著书的宗旨约可归纳为三点:仪式文字务求通俗易解,绝对不用深奥难解的古文,即使介绍古人的著作言论也一概用浅近的文言或纯粹的白话来引述。二是凡叙述历史内容,总是自古及今直至当代,放笔直书,不因有所避讳而不敢下笔。……三是引用前任著述的言论,不限于古人,也不菲薄今人,只是根据需要择善而从。”36这就是说,谭正璧在编选这套读物时,刻意打破了原来的白话文与文言文二元对峙的状态,有意识地模糊了白话文与文言文之间的界限,其目的就在于让白话文由此找到通向“国文”的通道。据谭正璧回忆:“《由国语到国文》为中华书局约编的《国文入门必读》八种之一,共分四册,首二册选白话文,附文言译文,后二册为浅近古文译成白话文,是当时国文读本中一种新创的体裁。”36而且,除却《国文入门必读》,后来的世界书局约编的书目《国文阶梯》《国文进修》等也采用了此种方法,甚至是加大了文言的比重。因此,《由国语到国文》这套读物通过打破文言与白话的界限,将古文与白话文恰如其分地融为一体,它不仅延续了新文学所要求的白话文学的教育,更打破了新文学初期文言与白话“势不两立”的对立姿态,将对峙的二元统一起来,极大地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承与发展。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国语到国文》四册课外读物对中小学生的国语、国文教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亦存在一些历史的局限性。1937年,中国现代文学已经走过了20来年的艰难历程。在此阶段,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现代作家已经横空出世,且获得了很多教材的青睐,但值得关注的是,这套“国文入门必读”却没有广泛地编选现代作家的现代作品,这对中学生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陶冶是非常不利的。这也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在最初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进入中学生课堂的文学教育方面则尚未获得与文学成就相适应的理想呈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编选者谭正璧本人的选文标准起了重要的作用之外,还与这套课外读物深受教育部的主导有着内在的联系。毕竟,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导下编选的中学生课外读物,不能不满足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意识形态的话语诉求。我们知道,国民政府倡导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在此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排斥,这既有政治上的考量,也有文化上的考量。从政治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带有激进主义倾向的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排斥乃至打压,他们的文章自然就难以进入教育部主导的中学生课外读物。且不说鲁迅、朱自清、叶圣陶等现代作家的作品无法进入课外读物,即便是蔡元培、胡适等隶属于国民政府阵营的人的文章也没有进入课外读物。事实上,这套课外读物之所以选取了一些并不甚知名的作者的作品进入课外读物,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切合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诉求。

谭正璧一生致力于编著国文教材、语法修辞运用、历史文化古籍以及古典文学作品等。其编著的书稿不仅语言通俗易懂,而且文体形式丰富多样,深受战时国文教育的青睐。因此中华书局于1938年出版《由国语到国文》后,又多次重印,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重要读物教材之一。37从时代的维度予以观照,我们可以看到,相比较于新课程标准适用的中华书局出版的《初中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国语课本》、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学国语文读本》等中小学教材,尤其是相较于抗战时期的国统区意识形态控制严格的“领袖文”38来说,《由国语到国文》作为课外读物对既有的教科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尤其是其用白话文与文言文“互译”的做法,打破了二者泾渭分明的界限,对白话文从“国语”倡导阶段向“国文”阶段飞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五四文学先驱者所提出的从“国语的文学”到“文学的国语”的真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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