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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7-13 09:58

1930年代, 随着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 出现了《中国出版》《出版周刊》《出版消息》等十余种以“出版”标名的期刊, 这些刊物, 多以反映出版动态为宗旨, 兼及图书评论和读书指导。而《出版消息》则偏重于文坛信息发布和文学类图书宣传, 实质上是一种致力于新文学传播的刊物, 该刊出版者乐华图书公司, 1929年9月由陈惟清创立于上海, 曾出版《作家自选集》《中外文学家辞典》《中外文学名著辞典》《当代小说读本》等多部较有影响的文学书籍。

1932年, 乐华图书公司聘请顾瑞民为总编, 于12月1日创办《出版消息》半月刊, 向读者评介、推荐文艺书刊, 并登载出版界、文艺界相关信息。到1935年3月终刊止, 一共出版48期。虽然该刊在披露文坛相关信息、服务文学爱好者、引导文坛潮流、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较好成绩, 但目前鲜有学者注意。本文拟对这一问题略加梳理分析, 敬请批评指正。

一、“文坛的情报者”

在《出版消息》的首期《扉语》中, 编者即提出“文坛的情报者”和“出版界的喉舌”的办刊宗旨, 这清晰地表明, 《出版消息》不仅试图扮演出版界代言人的角色, 更以揭示文坛信息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事实上, 在“出版界的喉舌”角色方面, 《出版消息》相较于其他刊物并无特别之处, 但对文坛的关注程度以及对文坛信息的反映, 远比其他出版类期刊更为周到、全面。

“新出版书目录”是《出版消息》的常设栏目之一。该栏目将半月以来的新书加以整理, 标出书名、作者、出版者等基本信息。各期内容汇合起来, 便成为这一时段的简明图书目录, 概括地反映了出版界的主要成果。其中文学类书籍所占比例尤大, 如1932年第1期该栏目共列出新版图书55种, 其中文学类书籍共33种, 占到全部图书的60%, 反映出该刊明显的倾向性。

“出版界”栏目关注出版界的最新动向, 举凡国家出版政策、出版机构往来交涉、新书新杂志面世、新书局书店设立, 乃至打折售书、书店迁址等, 无不包含其中, 而各种文学书籍依然是其重点宣介的主要内容之一。

除此之外, 《出版消息》还经常针对一些热点著作加以专门介绍, 如《读此两本书, 胜抵万卷文》等, 并归纳了《当代小说读本》的三个特点:选录小说, “完全着重于个人底思想的代表和描写的技巧”;附有传略, “将他的事迹、著作生活、思想倾向、特殊技巧, 都作一番详密的分析”;每篇小说之后附有简短介绍, “客观地检讨着该篇之特点及值得注意的地方”[1]。第5、6期合刊《世界文学史之荣誉》, 借用程演生、王独清、章衣萍等人的评价, 指出《世界文学史》一书独特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

此类介绍, 虽然带有一定的广告色彩, 但无疑也提供了该书的一些基本信息, 为读者鉴别选择提供了很大方便。

实时追踪作家动向, 是《出版消息》实现“文坛的情报者”角色的另一重要举措。由了解作品进而希望了解作者, 这是读者的普遍心态, 为此, 《出版消息》设置了“作家的消息”“文坛消息”“情报”等多种栏目, 以反映中外作家生活、创作和各种社会活动。诸如谢冰心养病西山、李白英福建教书、夏丏尊拒写自传、王礼锡赴美游学、冯沅君埋头作稿、郁达夫生活悠闲、向培良湖南编书等, 均以较为简短的文字, 给读者提供了作家的最新信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刊物编辑者并没有把视线局限在国内, 欧美、日本的文坛人物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如合刊第5、6期《作家的消息》集中介绍了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尔斯华绥、爱尔兰小说家乔治·摩尔、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美国文学家辛克莱等几位欧美作家的文学风格与思想倾向。第11期《秋田雨雀小传》, 介绍了秋田雨雀的生平简历、创作历程和主要作品。这一做法, 在一般读者对国外文坛尚感陌生的文化环境下, 实际上打开了文学爱好者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

《出版消息》不仅对上海文坛充分关注, 还把注意力扩展到中国的其他地区, 诸如南京、北平、广州、天津、西安、厦门、宁波、汕头、汉口、香港、常州等地的文坛状况, 《出版消息》都留出一定篇幅予以介绍和批评。如《常州文化界的奋兴》介绍了常州地区16种报刊及其副刊、7家主要的书店和出版机构以及部分文艺团体。作者指出, “常州的文化界, 一向是阴沉灰暗的”, 同时希望“新澜社”等民众文艺团体能够成功组织起来, 那么“常州的文化界, 将从此洗刷掉阴沉灰暗的面相而奋兴起来了”[2]。

同时, 《出版消息》也没有忽视国外文坛的最新动向, 如《新群众》在德国被禁、纽约革命作家同盟颁发高尔基奖金、美国革命诗集《我们集中力量》出版、苏联召开读者与作者会议、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之国际竞赛等, 均在第一时间予以刊载。

《出版消息》立足全国、放眼世界的宽广视野, 在出版类刊物中绝无仅有, 即便和同时代的《现代文学评论》等文学类刊物相比也并无多少逊色。这不仅更为全面地反映了文坛信息, 也使其“文坛的情报者”的刊物定位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与读者“永远地握手着”

《出版消息》创刊伊始就表示:“我们极诚恳地来和读者们联系起来, 永远地握手着。”[3]之所以提出这一口号, 当然是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以维护期刊的生存。但作为新文学传播期刊, 读者群体的扩大必然意味着更多的读者将受到新文学的影响和熏陶。其新文学传播的功绩, 也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以致有读者称该刊是“大众前面的引灯”, “青年们求知的批发所”[4]。这样的赞誉, 代表了多数读者的心声。事实也证明, 《出版消息》争取读者的努力, 确实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在其存续的两年多时间里, 刊物发行数量激增至原来的五倍以上。《出版消息》争取读者的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始终把读者利益置于核心位置。在发刊词中, 该刊提出三条旨趣, 均以读者为依归。第一, “把半月间出版界地状况和文坛的消息完全集中的陈述起来, 使读者们有一个系统的寻索”。第二, “用无偏的目光每期介绍几本好的读物给读者, 使读者们不至于不经济而无目的的滥读”。至于第三个旨趣, 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刊物的真诚和温暖, 为减轻读者的负担, 该刊特地“成立了一个书报代办部和读者会”, 提供出版信息, 不定期开展降价、打折活动, “使读者们永远得到购书的便利和利益”[3]。就刊物定价而言, 每期2分的价格十分低廉。遇有特别事件, 刊物不能按期出版, 则增大其后合刊的篇幅, 避免读者遭受经济损失。

不仅如此, 《出版消息》还自愿充当读者权益的维护者, 主动揭露出版界的欺诈行为。其刊载的《函授与骗钱》《我也是被骗的一分子》《被骗人语》《被骗者岂亮时》等文章, 将神州国光社、《万岁杂志》、明智书局的欺骗行为昭示天下。虽然仅是经济上的利益, 但这些做法无疑使《出版消息》在读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获得了他们的高度信赖与认可, 并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新文学的影响。

其次, 加强刊物的趣味性与可读性。值得一提的是, 这方面的进步都是在读者的建议下取得的。在刊物出版过程中, 常常有读者建议增加一些文坛逸事趣闻或国内外文学家日常生活、小传、家庭状况等介绍, 这些建议很快得到了回应, 并在刊物栏目上反映出来。

比如, “文坛春秋”栏目刊载作家趣事:李初梨需装扮一新才可写文章、陈独秀做文章必须闻足臭、冰莹写文章必须桌上摆满气球或洋娃娃才可动笔、刘复“夫人两举金莲足, 赢得方帽博士归”, 等等。“作家素描”栏目倾向于对作家的性格、偏好、日常生活进行刻画, 如郭沫若“眼睛是沉着有光, 两只不大不小的手时常张开着, 头是上半部大下半部略小的, 演讲时候的表现很是激昂, 远远不像着鲁迅的冷峻态度。远远地看着他身子不动的坚挺着, 而从嘴里喷出许多唾沫来”[5]。其他如对王独清、冰心、丁玲、冰莹等人的描绘同样妙趣横生, 给读者提供又一个了解作家的窗口。常规栏目之外, 一些随机设置的小栏目和专文也体现出这种趣味性, 如第39、40期合刊中, 有现代作家笔名考、作家亲戚关系调查, 共列举了160位作家的笔名和40组作家之间的兄弟、夫妻、叔侄、父子等亲属关系;第32期、33期的“文坛小统计”栏目, 统计了当时去世的作家、夫妻作家以及同名异姓作家。

三、“含起社会的意义”

1930年代的中国, 内忧外患交织, 民族危机十分严重。作为在社会上影响广泛的新文学, 理应担起揭示现实、引导社会的责任。成仿吾说, “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 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 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表现时代、批判时代乃是新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6]。1933年初, 日军炮轰山海关, 中国的民族危机益加深重, 《出版消息》的编者意识到“时代已到了尖锐之顶, 每一个人, 都应该负着自己的使命起来干了”, 对刊物“要设法使他有目标, 换句话说, 我们要把他含起社会的意义来”[7]。

《出版消息》的这种社会责任意识, 一是表现在批评文坛脱离现实的倾向, 呼吁作家认清时代, 建立反映社会现实的新文学。

虽然国家危机深重, 但某些文艺副刊内容依然是“花呀、月呀、爱呀的调子”, 或“专门在迎合一般低级心理, 制造些迷人而空虚的题目”[8], 其他出版物类也多是如此, 而真正能代表群众的意欲和要求的东西, 实在少之又少。为此编者呼吁, 作家应该“深切地把握中国的环境, 民族危机的主题来写文字, 使民众瞭察到中国之革命的正确的路途”, 任何脱离时代的作品都是不合时宜的[9]。

基于这种认识, 《出版消息》号召青年作家:“我们应当赶快努力, 我们应当把握每一件事变, 如黄河泛滥、长江水灾、农村破产……用大从化的文字创造出伟大的作品来。”[10]剑平等人强调文学作品应当“写实”:“若要改良这庞大的社会, 就非得明了这社会的情形不可的;若要明了这社会的情形, 那末, 这种‘写实’的作品, 也就是重要的了。”[11]

同时, 《出版消息》也在有意识地引导读者关注世界局势, 当时德日法西斯正使用残酷的手段, 迫害进步作家, 查封进步刊物, 对文化的摧残之烈, 前所未有, 为此, 编者发出战斗檄文, 大声呼吁“一切的文化的战士们, 应当毫不退缩地迎上前去做这唤醒大众的光荣的任务”, “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将出来做你们有力的援助”[12]。另外, 他们还邀请方土人翻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宣言》, 希望文学人士能够以笔为武器, 自觉担负起唤起民众、反抗法西斯、保卫人类文化成果的时代使命。

《出版消息》社会责任意识的另一表现, 是倡导新文学服务于大众。

1930年代, “左翼文学家从社会革命的需要出发, 把受众定位于革命性最强的无产阶级工农大众”[13], 促使新文学向社会下层延伸。而《出版消息》则试图成为这一潮流的推动者。瑞民认为, 文学内容应该贴进民众生活:“我们要的是群众生活情形之实供, 背面社会之解剖。”[14]泉霖的表述更为直接, 那些能够反映“鸽笼式的工房里的怒吼的, 鸡埘样的草屋里的咆哮的, 流浪在十字街头的呐喊的”作品, 才是百姓真正需要的读物[11]。

此外, 《出版消息》进行读者调查时, 不少读者也强调文学作品在表现社会的同时, 还需要考虑大众的阅读能力。但有的作品刻意模仿西语文法结构, 冗长拖沓, 诘屈聱牙, 读来晦涩难解, 实际“成为高等华人的买办文字”;一部分人倾向复古, 语言犹如“至今盛行的封建小说的白话”, 因此, 必须建设一种“大众所能了解的语言, 也就是他们自己的语言, 而又须最适宜表现大众生活与思想的言语”[15]。与此相应, 在“大众化”方面比较突出的作品受到称赞:梁新桥认为丁玲的《法网》能“充分地运用劳动者的口语, 而且写来浅显而圆顺, 一无生硬之感”[16]。即便是已经翻译而来的外国文学作品, 也应进一步改编为通俗本, 使“任何识字的人, 都能看出他的大概”。文句应当“避免欧化, 然也不完全像旧小说。而要使他简单明畅, 实像现代人的话语”, 将人们“逐渐地引入新文艺的疆域”[17], 这才是大众化最终的目标。

综上可见, 《出版消息》在披露文坛信息、扩大新文学读者群体、促进文学承担社会使命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绩。但该刊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 反映文坛信息有时显得零碎。冰莹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我反对象新闻纸一般的连人们放一个屁也要登载。”[18]其次, 《出版消息》并非专门文学期刊, 其理论探讨多是基于社会普通读者的直观感受, 相较于《文学周刊》《文学月报》《现代文学评论》等显得肤浅, 缺乏足够的理论吸引力。加之存续时间较短, 刊物设定的任务尚未充分展开, 文坛名家的著作、评论刊发较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期刊的影响力。但无论如何, 其传播新文学的功绩值得肯定, 面向大众、关注时代和国家命运的新文学取向也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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