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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18 06:24

说到词中“贺兰”,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自然是岳飞名下的《满江红》名句“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围绕着这个“贺兰山”到底是实指还是泛指, 是指宁夏贺兰山还是磁州贺兰山, 在20世纪的词学界和宋史学界, 展开过一场持久的学术大讨论, 余嘉锡、夏承焘、邓广铭、张政烺、谷斯范、程千帆、龚延明、王曾瑜等先生陆续发表意见, 至今余响不绝。其中夏承焘先生提出一种观点, 认为这首词是明人托名所作, 与弘治年间的宁夏边事及当时兵部尚书王越有关1。笔者未必完全认同夏先生的观点, 但这不失为我们考察宁夏词坛的一个切入点。故本篇的目的, 首先梳理宁夏地区相关词家的作品, 探究其背后的明代藩王文学传统, 及都察院督抚官的边塞创作风气, 对宁夏地域词坛之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然后通过对历代文章、诗、词文本中“贺兰”意象的考察, 分析“贺兰”一词使用语境的形成与变迁, 重新审视署名岳飞的《满江红》词的写作年代;并借此探讨文学意象的时代性及其指涉的局限性, 对于考辨某些后出存疑的名家文本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一 宗藩与督抚:明代宁夏词学传统之成立

洪武二十四年 (1391) , 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六子朱为庆王, 封地陕西庆阳 (今甘肃庆阳市) ;洪武二十六年 (1393) , 徙驻韦州 (今宁夏同心县) ;建文三年 (1401) , 移居宁夏 (今宁夏银川市) 。此后直至明末, 封地再未有更动。有明一代, 庆王府先后受封亲王十世十一人, 郡王四十二人。

庆靖王朱“天性英敏, 学问博洽, 长于诗文。所著有《宁夏志》二卷、《凝真》十八卷、《集句闺情》一卷。其草书清放驯雅, 绝无俗碍, 海内传重, 视为珙璧”2, 另编有《文章类选》《增广唐诗鼓吹续编》等书。受其文学喜好的影响, 在庆藩历代宗室中, 诗文有造诣者颇多。庆康王朱秩煃“好学有父风, 著《慎德轩集》”3;安塞郡王朱秩炅, “性通敏, 过目不忘, 善古文。遇缙绅学士, 质难辨惑, 移日不倦”4, 著有《沧州愚隐录》六卷、《樗斋随笔录》二十卷;丰林郡王朱台瀚, “读书好古, 欲踵凝真、樗斋之躅, 其所著诗文有《平斋集》”5;弘农郡王朱台泙, “亲贤乐善, 笃学崇文, 佩服祖训, 善诗文, 有梧台、竹苑之风”6, 有《贺兰晴雪》等诗存世。另外, 我们切莫忘记, 明代著名诗人孙一元, 本姓朱, 为庆藩安化郡王朱寘鐇宗人。因朱寘鐇在正德五年 (1510) 坐叛逆伏诛, 遂变姓名避难。他早年的文学素养, 亦来自于宗藩教育体系。

以上诸家别集, 除孙一元《太白山人漫稿》外, 其余皆已亡佚, 我们只能从历代《宁夏志》《朔方志》等史籍中窥得一斑。而且在诗、词、文章各类文体中, 词只占很小一部分, 不甚起眼。由于《全明词》《全明词补编》皆未辑录7, 因此这些作品处于失声状态, 其词史意义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据白述礼《大明庆靖王朱栴》提供的线索, 我们可从《 (正统) 宁夏志》中辑得朱词十一首8;从《 (嘉靖) 宁夏新志》中辑得朱秩炅词一首9。考虑到朱和朱秩炅的生活时代, 主要在永乐至天顺年间, 正是明词中衰的低谷时期, 他们对边塞词的发展来说, 可谓先声。

另外, 《全明词补编》据《毛襄懋先生别集》卷九《抚夏集》收录十首幛词, 皆同僚与毛伯温的赠词。其中李泰署任灵州知州, 张世显署任平凉府管宁夏四路仓场通判, 刘云汉署任宁夏中卫儒学训导。从以上线索, 可知作于毛伯温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期间, 据罗洪先《兵部尚书东塘毛公行状》, “丁亥, 擢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巡抚宁夏……戊子, 罢职归”10, 可知其任期在嘉靖六年 (1527) 至七年间。另有署名“苾斋”“平斋”的两位宗室词人, 姓名失考。今据《抚夏集》中“苾斋”注曰“巩昌王”, 可推知为巩昌郡王朱寘銂, 庆定王朱台浤之叔父, 嘉靖四年摄庆王府事, 十一年 (1532) 废为庶人;“平斋”注曰“宗室, 丰林”, 当为丰林郡王朱台瀚 (著有《平斋集》) , 庆康王朱秩煃之曾孙, 嘉靖八年 (1529) 袭封郡王, 十一年因争权奏扰废为庶人, 十八年 (1539) 复爵。时尚未袭位, 故以“宗室, 丰林”相称, 明示属庆藩丰林郡王一支。嘉靖六年, 朱寘銂正摄庆王府事, 朱台瀚则是当时庆藩才子之翘楚, 二人赠词毛伯温, 在情理之中。

限于史料, 目前所知的庆藩词人止此四位, 作品数量多寡不一。但朱、朱秩炅、朱台瀚三人向以善诗文闻名宗室间, 在他们的维系下, 宁夏边塞词创作在明前期一脉延续, 未有断绝。从反映宗室文学风貌的角度来说, 庆藩词的意义远不如诗文, 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从边塞文学多样性的角度来说, 这一阶段的诗, 不过唐边塞诗传统以下的老生常谈而已;这一阶段的词, 却是边塞词传统得以建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北宋虽有边塞, 却无相应的填词风气, 范仲淹《渔家傲》等只是孤立的个案;南宋豪迈词风虽盛, 却地偏一隅, 无边塞景象与之匹配;金人虽有不少边塞词作, 但没有形成足够的集群规模;而元代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 原先汉民族意识下的边塞观念渐趋消泯。从这个角度来说, 明代与蒙古、女真各族的重新对峙, 之于边塞词风的真正确立, 有着重要的环境意义。当然, 这一标杆的树立, 光靠宗室词人的一家之力是不够的, 还需明代督抚制度下精英士大夫的创作呼应。

如果说庆藩词人较少为学界所关注, 是因为文献罕载的缘故, 那么, 宁夏督抚词人的缺席, 更多地是受制于我们惯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平常所说的地域文学传统, 基本上是以作家籍贯为考察单位的, 因为地缘关系及在此之上的宗族、语言等联系, 更容易建立起文学、文化上的认同感。而明代的宁夏地区, 在行政上属陕西布政使司, 地处边陲, 文化落后, 从这里走出来的文士寥寥可数, 很难在文坛上发出有力的声音。故明代的宁夏词坛有别于其他地域性词坛, 它主要由宗室文人和仕宦官员两类群体构成, 本地文人基本上无所作为。这样的群体结构, 固然有其不合理的一面, 却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宁夏词别具一格的特性。

宁夏地区的往来官员,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本地官员, 一类是陕西按察司的提巡官员, 一类是中央都察院的巡抚、巡按官员。而这三类官员中, 从边塞文学的角度来说, 又以第三类最为重要。一来高品阶的中央官员意味着更高的文学素养;二来他们作为京官, 与京城词坛的联系更紧密, 便于带动朝廷中士大夫的边塞情怀;三来明代巡抚担负提督军务的大任, 有权调度军队, 这使他们的生命体验更接近边塞军旅的实貌。明代设立宁夏巡抚, 始于正统元年 (1436) 。天顺元年 (1457) 罢, 次年恢复建制, 直至明末。另自弘治十年 (1497) 始, 朝廷以重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节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四抚。弘治十五年 (1502) 后, 此职或设或革, 至嘉靖四年 (1525) 始定设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 第6册, 第1774、1777页) 。我们熟知的王越, 就是当时边情告急之际, 以左都御史总制军务, 出任第一任陕西三边总督。在现实中, 无论是宁夏巡抚, 还是陕西三边总督, 均属京官系统, 代表着宁夏地区的最高权力。

如果说《 (正统) 宁夏志》由庆靖王朱来主持编纂, 意味着明前期宁夏地区的文化话语权掌握在庆藩文人手中, 那么, 《 (弘治) 宁夏新志》的主事者为时任右副都御史、宁夏巡抚的王珣, 《 (嘉靖) 宁夏新志》的主事者为时任右副都御史、宁夏巡抚的杨守礼11, 则标志着都察院督抚系统已经完全取而代之, 成为地域文化的新领导力量。这从正统、嘉靖二志的收词情况即可见一斑, 正统志收录朱词十一首, 附范仲淹词一首、陈德武词二首, 既对明初词坛的多样性作了展示, 有藩王亦有流寓文人, 也对宁夏词的起源作了追溯, 向范仲淹词致以敬意 (事实上, 范词作于延州, 宁夏当时属西夏国, 朱有错位巧立传统之嫌) 。后来的嘉靖志, 在正统志的基础上略有改动, 收录朱词 七首、朱秩炅词二首、冯清词四首。较之正统志, 其最大区别在于删去了范仲淹词而增加了冯清词。我们固然可以将之理解为求真之态度, 但事实上, 恐怕是编者对两宋金元词的兴趣甚微, 更愿意凸显“新志”中的国朝元素, 对当下的宁夏新词作一次史志留存。冯清在正德七年 (1512) 至九年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宁夏, 留下了四首节序词, 边塞色彩并不鲜明, 之所以能够入选, 与杨守礼的身份认同不无关系。

嘉靖志的编者杨守礼, 别号“南涧”, 这一称谓在《全明词》及补编中, 有两处颇为显眼的存在。一是锦衣卫籍陈儒的《奉和总制杨南涧先生行边词》十首, 二是甘肃人赵时春的《小重山·寄总督杨南涧》三首, 皆可算明中叶边塞词之佳作。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杨守礼的词作存世, 但从陈儒、赵时春的相关作品来看, 杨守礼在填词一事上, 有相当的热情。由于督抚拥有节制地方的权力, 一般士大夫乐于投其所好, 唱和其辞。如杨守礼作《行边词》十首, 并将自纂的《宁夏新志》赠予陈儒12, 陈儒不仅依次奉和, 还在其中一首《念奴娇》中, 有“忆昔黄扉从事, 紫塞经营, 韬略曾闻说”一句, 自注曰“往年从石门相公行边” (《念奴娇·出塞》, 《全明词补编》, 上册, 第279页) , 指嘉靖十八年翟銮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行边一事, 实有自矜兼奉迎之意。当时陈儒以锦衣卫侍行左右, 创作了不少诗歌, 如《赠元老翟石门相公行边诗》《午日奉侍石门相公行边, 时北虏来降者, 二诗以纪之》《宁塞再侍石翁燕集》等13。翟銮是否写过词, 我们不得而知, 但当时同僚中确有以词赠寄者, 如夏言就有《沁园春·寄赠石门阁老行边》一词。可见边塞诗或词的文体选择, 对作家来说或许随意, 但词作为弱势文体, 却已借此获得了颇为充足的发展空间。

类似的群体性创作, 在明边塞词中并不少见, 可惜留存下来的, 大多止一两首, 很难展现唱和之全貌。前面提到毛伯温《抚夏集》中的十首幛词, 算是典型且较完整的一例。毛伯温没有一首词存世, 却在其《平南录》《凯寿词》《抚夏集》中保留了相当多的他人赠词, 又以《抚夏集》为最。当时宁夏文武官员对督抚大员的敬畏和奉迎之态, 于此可见一斑, 甚至毛伯温并不是词人, 这些宁夏士人还是用赠词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 足见当时以幛词赠人的风气已趋常态。奇特的是, 这些赠词都是联合署名, 甚至如《归朝欢》有杨镗等一百五十二人署名, 《水调歌头》有刘云汉等一百六十五人署名, 《御街行》有聂昂等四百六十五人署名14,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种情况, 除非像张镇等人共同署名的《氐州第一》那样, 在最后标注曰“李泰撰”, 否则, 这些词的实际作者是谁, 我们没法探究, 只能被动地以署名先后来判定作品的归属权。一方面, 我们固然认为这些作品没有太多文学价值可言, 它们只意味着宁夏文人有这样的写词风习, 并不意味着这些文人有多高的词学素养;但另一方面, 连一向对词没有兴趣的毛伯温, 以及一批只能找人代笔作词的宁夏武官, 都对词赠答一事如此热衷, 只能说明一种不得不遵从的官场社交惯习, 在当时已然形成。这种强大的创作惯性, 对地处边塞的宁夏词来说, 是一个极有效的外在推动力, 与内地词坛的自我驱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的来说, 以督抚为代表的精英士大夫的身体力行, 以及宁夏地方官员对高层大员的奉迎和步趋, 与先前的庆藩文学创作一起, 共同促成了宁夏词坛的进一步发展。

二 金元明边塞词中“贺兰”意象的指涉层次

诗中“贺兰”, 盛唐已有王维“贺兰山下阵如云, 羽檄交驰日夕闻”等名句;词中“贺兰”, 在我们的常识范围内, 最早为岳飞《满江红》中“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一句。王维《老将行》中的“贺兰山”, 无论实指与否, 至少不认为有确凿本事;但岳飞笔下的“贺兰山”, 却因为地理空间上的错位, 引起了一场作品真伪的大讨论。挺岳派主张文学意象有泛指的功能, 岳词中的“贺兰山”代指北方游牧民族地区而已;质疑派则认为岳飞伐金理应直指黄龙府, 与当时西夏境内的贺兰山相距太远, 有违常识, 此词或非岳飞手笔。

岳词的真伪问题, 我们且置不论。先看岳飞身后的词人们, 在哪些作品中用了“贺兰”一词。笔者眼力所及, 较早的是两篇金人词作, 包括被杨慎推许为金人乐府第一15的邓千江《望海潮》词:

云雷天堑, 金汤地险, 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 山形米聚, 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 时有雕盘。静塞楼头, 晓月依旧玉弓弯。 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 上将斋坛。区脱昼空, 兜零夕举, 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 歌按云鬟。未拓兴灵, 醉魂长绕贺兰山。 (邓千江《望海潮·上兰州守》,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 中华书局1979年版, 上册, 第37—38页)

刘祁《归潜志》曰:“金国初, 有张六太尉者镇西边。有一士人邓千江者, 献一乐章《望海潮》……太尉赠以白金百星, 其人犹不惬意而去。”16则此词为金初文人的投献之作。时兰州属临洮路, 在金国边境的最西端, 其西其北皆与西夏国接壤, 词中的“贺兰山”为实指无疑。另一首折元礼词, 同样为《望海潮》调:

地雄河岳, 疆分韩晋, 重关高压秦头。山倚断霞, 江吞绝壁, 野烟萦带沧洲。虎旆拥貔貅。看阵云截岸, 霜气横秋。千雉严城, 五更残角月如钩。 西风晓入貂裘。恨儒冠误我, 却羡兜鍪。六郡少年, 三明老将, 贺兰烽火新收。天外岳莲楼。想断云横晓, 谁识归舟。剩着黄金换酒, 羯鼓醉凉州。 (折元礼《望海潮·从军舟中作》, 《全金元词》, 上册, 第58—59页)

此折元礼赴任彰武军节度副使之作17。兴定五年 (1221) , 木华黎假道西夏, 南攻葭州, 折氏死难。词中的“西风”“羯鼓”“凉州”等, 皆典型的西北边地意象。“六郡”指西汉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诸郡;“三明”出《后汉书·段传》, 时段 (字纪明) 与皇甫规 (字威明) 、张奂 (字然明) 并称“凉州三明”;“岳莲楼”为西岳华山之胜迹, 这些典故清晰可辨。当时金国与蒙古交战正烈, 作者以六郡少年、三明老将的精神自期, 词中的“贺兰烽火”, 实指蒙古。如此, 邓、折二词, 虽然没有亲历贺兰山, 但其中意象并非泛指, 而是有一个确凿无误的指向, 即距之不远的金、夏或金、蒙战火。

接下来在词中用到贺兰意象的, 是明初宁夏地区的三位词人:庆靖王朱, 安塞郡王朱秩炅和流寓文人陈德武18。三人都与明初庆王府有密切关系, 可将这些作品视为在明初封藩、戍边政策下, 宁夏地区文化发展的一个侧影。其中尤以朱词最为雄壮:

登楼眺远, 见贺兰, 万仞雪峰如画。瀑布风前千尺影, 疑泻银河一派。独倚危栏, 神游无际, 天地犹嫌隘。琼台玉宇, 跨鸾思返仙界。 我醉宿酒初醒, 景融诗兴, 笔扫千军快。下视红尘人海混, 脱履不能长喟。对月清光, 饮余沆瀣, 气逼人清煞。玉笙吹彻, 此时情意谁解。 (朱《念奴娇·雪霁夜月中登楼望贺兰山作》, 朱撰, 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下,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第417页)

这是词史中第一篇专门描写贺兰山的作品。先前无论是岳飞名下的《满江红》, 还是邓千江或折元礼的《望海潮》, 都只是使用贺兰意象来指代边塞战火。岳飞的军事活动范围, 离西夏国有千里之遥;邓词为投献兰州刺史之作, 折词为奔赴延安之作, 与贺兰山也有一定距离。我们要认识到, 实指和实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19, 邓、折二词中的“贺兰”虽为实指, 却未必实写;至于岳词的“贺兰”, 连是否实指都还有争议。但朱的这首词, 却是全然实写, “万仞雪峰如画”“瀑布风前千尺影, 疑泻银河一派”之类的辞句, 颇异于中原风貌, 没有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很难写出来的。

与朱同时, 还有两位词人语涉“贺兰”, 即与朱有交游的流寓文人陈德武, 及朱之庶五子、安塞宣靖王朱秩炅。其词如下:

凉风淅淅凉云湿, 羁怀何事归思急。秋气入单衣, 偏增久客悲。 贺兰三百里, 只隔黄河水。何日是归程, 中秋正月明。 (陈德武《菩萨蛮·归思》, 《宁夏志笺证》卷下, 第422页)

朝岚扫黛半阴晴, 凉透葛衣轻。野黍离离, 水禽唽唽, 陇麦青青。 百年遗址埋烟草, 此日又重经。浮生几许, 可堪回首, 触处牵情。 (朱秩炅《朝中措·贺兰怀古》, 《 (嘉靖) 宁夏新志》卷七, 《续修四库全书》, 第649册, 第223页)

与朱的壮思逸兴不同, 陈德武和朱秩炅眼中的贺兰山, 流露着边地的丝丝寒意。只不过一位借贺兰、黄河之咫尺, 反衬故土之遥远;另一位借今日贺兰山之萧条冷落, 反衬百年前战事的风云浮沉。基于身份的不同, 陈德武尚有一丝暮年返归故乡的残念, 而身为郡王的朱秩炅, 已命中注定将在这边远之区度过余生了。与宋、金的三篇作品相比, 明初三篇作品的最大变化在于, 对“贺兰”一词的使用, 从对异邦的想象, 变成了眼前实景之观览。在某种程度上, 只有真正进入现实的写作维度, 所谓的地域文学传统才能建立起来, 故宁夏词学传统的形成, 至早也只能在明初时候。而后来的词中“贺兰”意象, 也因此径分为两类, 一种是身处宁夏当地的写实之作, 一种是遥望宁夏、想象边塞的寄寓之作。

从集群的角度来看, 第一种类型理应是建构宁夏词学传统的主力。如宗室词人朱、朱秩炅、朱台瀚, 督抚词人冯清、杨守礼, 武官词人杜文焕等, 他们或长或短的宁夏经历, 及相关交游赠答活动, 确保了宁夏词创作风气的一脉延续, 也让贺兰山的实景画面得以在词文本中继续呈现。如晚明宁夏总兵杜文焕的《霜天晓角·望贺兰山》, 有“崇严峭壁, 矗起千千尺。霞外崔巍凝黛, 青未了, 苍无极” (《全明词补编》, 下册, 第985页) 之壮丽描绘, 其情景相融之处, 实可与朱的《念奴娇》词一较高下。

但落实到对“贺兰”一词的使用上, 情况就不一样了。能代表宁夏地域性的词汇很多, 不同作家的观感有别, 并非所有词人都偏爱“贺兰”一词, 也不是所有词作都适合使用“贺兰”一词。其他如“龙沙”“黄河”“塞下”“五城”“萧关”等, 同样是宁夏文学中的鲜明意象。在本地文人的近距离写实作品中, 作家有丰富的情境感受, 其选择余地较大, “贺兰”未必就比“龙沙”“五城”等更具典型性。倒是在外地文人的想象宁夏之作中, “贺兰”一词的使用频率更高。究其原因, 当是贺兰山作为宁夏地区的景观名片, 在远距离的想象作品中, 更容易成为词人的无意识前见而被优先使用。

第二种类型的作品, 以京城士大夫与宁夏巡抚的赠答词为大宗。我们以一向关注河套边事的夏言词为例:

汉兵朝出塞, 胡马夜临关。咫尺云中烽火, 羽檄满长安。幸赖君王神武, 报道天声不杀, 黠虏望风还。庙谟皆帝力, 仁义炳如丹。 是何心, 甘战斗, 恣贪残。忍使农耕荒却, 机杼尽抛闲。堪叹沿边骁将, 可惜连营劲卒, 冻苦雪霜寒。果谁驱铁骑, 直捣贺兰山。

紫阁名公, 玉堂词伯, 仗节行边。计策马云中, 关山春日, 回车辽左, 海戍秋烟。嘉峪关前, 贺兰山下, 几夜星营鼓角喧。临戎处, 喜宫袍座拥, 赐带腰悬。 怜公将相双权。算文武才猷世罕全。况司马壮游, 驰驱万里, 韩公雄略, 功业千年。当宁虚怀, 故人远念, 几见军中羽檄传。早归来, 共高歌雪曲, 酒醒朝天。 (夏言《水调歌头·答甬川少宰言边事》《沁园春·寄赠石门阁老行边》, 饶宗颐、张璋编《全明词》, 中华书局2004年版, 第2册, 第671、678页)

第一首《水调歌头》, 与吏部侍郎张邦奇论边事, 作于嘉靖十二年 (1533) 至十六年间;第二首《沁园春》, 寄赠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翟銮行边, 作于嘉靖十八年。两首词同为想象“贺兰”之作, 就关注的主题来说, 都是泛言整体边情。第一首用“云中烽火”和“贺兰山”两个意象, 概指明代的北方边事;第二首中出现“云中”“关山”“辽左”“嘉峪关”“贺兰山”诸意象, 也是对北部边塞的一次整体观看。从这个角度来说, “贺兰”一词确可以有泛指之义。但我们应认识到, 这一泛指功能的形成, 建立在多个文学意象相整合的基础之上, 而单独的“贺兰”一词, 依然是实指的。第一首中的“贺兰山”, 借指河套地区, 收复河套, 是夏言一生最大的愿望。词中“果谁驱铁骑, 直捣贺兰山”一句, 与“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近乎同义, 考虑到夏言曾次韵过岳飞《满江红》词 (夏言《满江红·和岳武穆》, 《全明词补编》, 上册, 第246页) , 则此句之写法, 或有致敬之意。第二首中的“贺兰山”, 与“嘉峪关”并举, 亦属实指。翟銮的这次巡视活动, 东西跨万余里, 词中所有地名, 包括贺兰山旁的宁夏诸卫在内, 都属于他的行边区域。故总的来说, 夏言二词中的“贺兰”, 首先是实指宁夏, 然后才与其他地理意象一起, 构成整体上的泛言边塞之义。这与纯粹的泛指, 有着本质的区别。类似之作, 尚有陈儒的《少年游·出塞》 (中有“贺兰赤木喜功成”一 句20) , 为 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二年杨守礼任陕西三边总督期间的赠作;崔桐的《水调歌头·赠宁夏王凤泉中丞》 (中有“贺兰烨烨霜旓”一 句21) , 为 嘉靖二十六年 (1547) 至二十八年王邦瑞任右佥都御史、宁夏巡抚期间的赠作。此二词中的“贺兰”, 虽为赠答中的想象之辞, 但亦有事可考, 仍属实指。

这种以“贺兰”实指宁夏边塞的写法, 贯穿了整个明代, 至崇祯年间依然如此。最典型的就是晚明重臣孙承宗的名篇《水龙吟》:

平章三十年来, 几人合是真豪杰。甘泉烽火, 临淮部曲, 骨惊心折。一老龙钟, 九扉鱼钥, 单车狐搰。念河山百二, 玉镡罢手, 都付与、中流楫。 快得罴熊就列。更双龙、陆离光揭。一朝推毂, 万古快瞻, 百年殊绝。玄菟新陴, 卢龙旧塞, 贺兰雄堞。看群公、撑拄乾坤, 大力了心头血。 (孙承宗《水龙吟》, 《全明词》, 第3册, 第1349页)

学界普遍认为, 这首词作于孙承宗免官家居期间22, 但具体时间未作考证。笔者认为, 此词作于崇祯八年 (1635) 。理由有二:一、词云“平章三十年来”, 孙承宗为万历三十二年 (1604) 进士, 相距正三十余年;二、词中“甘泉烽火, 临淮部曲”一句, 以往学者有不同看法, 黄宝华认为, 此借《汉书·匈奴传》典故喻清兵直逼京畿, 借《新唐书·李光弼传》典故喻朝中无能人 (《元明清词鉴赏辞典》, 第306页) ;吴企明认为, 此泛指外有清兵侵扰, 内有地方军队骚乱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 第679页) 。其实, 这句话既非纯用古典, 也非简单泛指, 而是有明确本事。“甘泉烽火”指李自成部在宁州、真宁两歼官军, 破咸阳、逼西安之事;“临淮部曲”指张献忠部攻克中都凤阳、焚毁皇陵一事。这两件大事都发生在崇祯八年, 正当得起“骨惊心折”的巨大震撼。在某种程度上, 孙承宗对今典的运用很到位, 层次感也很清晰, 上阕“甘泉烽火, 临淮部曲”指内有动乱, 下阕“玄菟新陴, 卢龙旧塞, 贺兰雄堞”指清兵入侵, 未有混淆。上阕中的“甘泉”, 固然可以借匈奴喻女真, 但在这首词中却不合适;下阕中的“贺兰”, 也并非黄宝华所认为的, 自岳飞将贺兰山写入《满江红》词后, 它就成为关涉东北边事的一个典实 (《元明清词鉴赏辞典》, 第307页) 。至晚在崇祯六年 (1633) , 尚有蒙古插汉部虎敦兔联合河套各部进犯宁夏, 造成宁夏总兵贺虎臣战死。故此“贺兰”仍属实指, 与“玄菟”“卢龙”遥相呼应, 暗示明王朝东北、西北边事并重, 缺了任何一角, 都不可能“撑拄乾坤”。

那么, 词中“贺兰”, 又是否像程千帆先生所说的那样, 存在“用典故来借古喻今”23的泛指之义呢?笔者眼力所及, 确有这种情况, 但最早作品, 也在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后, 即明中叶文人尹耕的《满庭芳》词:

秣马龙堆, 洗兵鱼海, 古来无限英雄。虎颈燕项, 曾建贺兰功。少甚鸣弓抚掌, 封狼居、百代瞻崇。山川在, 鹰扬人去, 原壑起悲风。 胡儿轻汉将, 控弦十万, 一夕云中。便腥风地暗, 猎火山红。谩有孤忠壮志, 精诚动、白日长虹。伤心处, 廉颇善饭, 双鬓任飞蓬。 (尹耕《满庭芳·遣怀》其二, 《全明词补编》, 上册, 第419页)

尹耕隶万全都司蔚州卫军籍, 嘉靖十一年进士, 官至河南兵备佥事。因列严党被劾, 发配辽东, 后绝意仕进, 返乡家居。著《塞语》《乡约》《两镇三关志》等多部边塞防务书籍。其《满庭芳》词两首, 第一首有“世事难堪, 吾生易老”“毛发日苍苍”诸句, 可知作于嘉靖三十一年后24。尹耕的生活时代, 正是嘉靖中叶蒙古俺答部侵扰京师之时, 其军籍所在的蔚州卫, 正在宣府、大同的防御线上。他笔下的“龙堆”“鱼海”“贺兰”“狼居”“云中”, 无具体的地理指向, 泛言边塞而已。其中“龙堆”即今新疆罗布泊白龙堆, “鱼海”即今新疆博斯腾湖, 此处实借岑参《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中“洗兵鱼海云迎阵, 秣马龙堆月照营”一句而来;“狼居”即狼居胥山, “云中”即云中郡, 实用《汉书》中“封狼居胥”“持节云中”之典故;“虎颈燕项”出自《后汉书·班超传》, 亦有出塞封侯之义。以上种种, 无论地理位置, 还是发生时代, 都与尹耕其人其事有较大的差别, 可推知“贺兰”亦泛指边塞之义。

在《全明词》及补编中, 最后一首语涉“贺兰”之作, 是明遗民杜濬的《减字木兰花》。这也是所有想象贺兰的词人中, 唯一一位与国家边事无关之人:

阴山月黑。雪满弓刀行不得。远火星繁。知是前军保贺兰。 度辽年小。三戍渔阳人已老。无定河边。可有春闺梦里缘。 (杜濬《减字木兰花·秋夜, 概括唐人边塞诗语为词》其一, 《全明词》, 第4册, 第2166页)

之所以说他无关边事, 因为这是一首隐括唐人诗句之作。首句括卢纶《塞下曲》:“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 大雪满弓刀。”次句括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半夜火来知有敌, 一时齐保贺兰山。”三句括张仲素《塞下曲》:“三戍渔阳再渡辽, 弓在臂剑横腰。”末句括陈陶《陇西行》:“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由于其中意象多借自唐人诗句, 我们很难判定此“贺兰”的意指, 到底是受制于隐括技法而对前人意象的惯性承袭, 还是有感慨家国难以保全的现实寓意。考虑到杜濬从未到过北方, 明亡时只是一介太学生, 而且这种“概括唐人边塞诗语为词”的作品共有五首, 有明显的游戏笔墨之意, 笔者更倾向于视此“贺兰”为泛指。

从以上宋金元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可见, 绝大多数“贺兰”皆是实指, 且作者的身份和交游活动, 确与宁夏地区有实在的联系。将贺兰泛指为边塞的, 只有岳飞的《满江红》、尹耕的《满庭芳》和杜濬的《减字木兰花》三首。但尹、杜二词泛指边塞的效果, 是由若干个地名共同促成的, 尹词中的“龙堆”“鱼海”“贺兰”“狼居”“云中”, 杜词中的“阴山”“贺兰”“渔阳”“无定河”, 多个不同方位的地名出现在同一篇作品中, 制造出地理空间上的明显矛盾之处, 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实指的不可能性。这个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岳飞《满江红》中的“贺兰山”, 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正在于其地名使用的孤立性, 即整首词中只有“贺兰山”一处地名。先前夏承焘先生曾举王维《老将行》、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中的“贺兰”一词, 来证明唐诗中的“贺兰”皆为实指 (《岳飞〈满江红〉词考辨》, 《夏承焘集》, 第2册, 第445页) 。后来程千帆先生指出, 此二例并不指向某一具体事实, 只是泛咏某种思想感情, 应属泛指而非实指25。单在泛指还是实指一事上, 笔者更认同程先生的说法, 但我们应考虑到, 《老将行》中出现了“疏勒”“贺兰山”“三河”“云中”四个边塞地名, 《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中更有“榆关”“望夫山”“卢龙”“陇头”“关山”“龙堆”“长城窟”“贺兰山”八个边塞地名, 它们相互碰撞共存, 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这些地名的实指可能。故在某种意义上, 王、卢二诗中的“贺兰”是实指或泛指, 并不能用来推证岳飞《满江红》的情况, 因为它们在地名的使用上属于两种不同的技法类型, 没有太多可予互证的意义可言。

总的来说, 在元代大一统之前, 由于贺兰山在西夏国境内, 宋金文人的词中“贺兰”, 多为“涉边之实指”, 并没有身临其境的景象描绘。明王朝建立后, 由于宁夏诸卫位于抵御蒙古部落的最前线, 以陈德武 (流寓词人) 、朱 (宗室词人) 、冯清 (督抚词人) 、杜文焕 (武官词人) 为代表的有宁夏生活、仕宦经历的词人, 开创了宁夏词创作的一种新类型, 即“居边之实写”。词中宁夏, 也因此从“异域”变为“新疆”,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情。与此同时, 北部边事一直是明代士大夫的共同话题, 在很多与西北地区督抚的赠答词中, 文人们时常流露出对边情的关心, 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宋金以来“涉边之实指”的传统, 亦颇为可观。至于“涉边之泛指”, 在笔者的理解中, 应是文学典故相对成熟以后的产物, “贺兰山”作为一个首见于《隋书·地理志》的地名, 其泛指性不可与“天山”“阴山”等旧词并论。唐诗中的“贺兰”, 也是与其他若干个地名意象一同承担起泛指功能的, 而这种形式, 在词中更是到明中叶夏言、尹耕词中才渐露头角。因此, 在宋人岳飞的《满江红》中, 让“贺兰”独立承担起泛指的功能, 在笔者看来, 有违意象与典故之演进常理, 作家固然可以发挥其创作上的主观能动性, 但这种能动性依然受制于他所处时代之观念。考虑到完整的《满江红》词, 最早见于明景泰六年 (1455) 刊刻的《精忠录》26, 在此之前所有语涉“贺兰”的词作, 皆取实指之义;而在此之后的词作, 也没有用单独的“贺兰”意象来泛指边塞的情况。那么, 《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 或亦取实指之义。

三 诗文“贺兰”与《满江红》写作时代的再审视

严格意义上说, 文学意象的指涉范围, 不会因所处文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因此, 只讨论词中“贺兰”, 而罔顾诗中“贺兰”、文中“贺兰”的使用情况, 绝非严谨、周密的论证之法。借考察词体之外的“贺兰”意象, 旁观词中“贺兰”之指涉成立与否, 夏承焘、程千帆等先生早有论及。然限于时代条件, 其论证主要围绕唐诗文本来展开。时过境迁, 我们已进入数字化时代, 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论证宋金元时期“贺兰”一词在各体文学中的使用情况, 所具有的文献优势是前辈学人难以想见的。

我们以“贺兰”为关键词, 检“《全唐诗》分析系统”, 排除无效文本, 唐诗中有七例“贺兰”诗27。其中顾非熊《出塞即事》、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贾岛《送李骑曹》三首, 因有“萧关”“塞北江南”诸语, 可知确指宁夏地区;王维《老将行》、卢汝弼《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谭用之《塞上》、顾况《梁司马画马歌》四首, 同 (组) 作品中有其他边疆地名与“贺兰”共存, 一同支撑起唐代边塞的整体意象。

同样方式检“《全宋诗》分析系统”, 排除重出及无效文本28, 宋诗中有二十五例“贺兰”诗。根据作者与“贺兰”意象之空间关系, 借鉴前及词中“贺兰”居边、涉边之区别, 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诗歌的创作地点, 就在宋、夏边境诸州军。如姚嗣宗的“踏碎贺兰石, 扫清西海尘”29, 是他在庆历三年 (1043) 任环州军事判官时, 题壁驿站之作;吕南公的“黄河东背贺兰山, 回望尘沙万里宽” (《黄九游河州》) , 是他游历河州之作;司马光的“贺兰山前烽火满, 谁令小虏骄慢延须臾” (《将军行》) , 是他在庆历四年 (1044) 任武成军判官时所作。李之仪的“贺兰夺故穴, 安西还旧疆” (《次韵家室送别》) , 是他在绍圣四年 (1097) 任原州通判时所作。这一类情况, 尽管不能像明人那样身临贺兰山下, 实写群山景观, 但视为居边之实指, 可无疑问。

第二种情况, 作者并不在边疆, 但赠答、吟咏之对象与宋、夏战事有关, 当视为涉边之实指。可分为两种子类型, 一是寄呈、赠别之作, 受赠者在宋、夏边境诸州军任职。如李复“关塞星烽葱岭远, 尘沙毳幕贺兰空” (《上延帅沈内翰》) , 沈括时任延州知州;梅尧臣“西城橐驼来贺兰, 入贡美玉天可汗” (《寄渭州经略王龙图》) , 王素时任渭州知州;王觌“贺兰黄口儿, 焉用长缨絷” (《送中济侍郎帅庆分韵得十字》) , 范子奇时任庆州知州。强至“十万强弓略未弯, 妖氛渐灭贺兰山” (《送刘嗣复都官赴辟秦州幕府》) 、黄庶“欲于塞外勒姓名, 往往夜梦贺兰石” (《送李室长庆州宁觐》) , 受赠者尚难考证, 但观诗题, 其人任职的秦州、庆州, 亦在宋、夏边境。

另一种类型, 作诗情境无关西夏, 但交游者或其祖先曾是抗夏将领。如张耒《送刘季孙守隰州》、张元幹《范才元道中杂兴》, 题中“刘季孙”为抗夏将领刘平之子, “范才元”为振武军节度使范雍裔孙, 故有“君家将军本缝掖, 叱咤西摧贺兰石”“君家鼻祖大范老, 气压贺兰威凤鸣”诸句。韩驹《醉中走笔留别杨将军》, 苏籀《次韵孙邦求少监游刘园》, 所涉一为太原杨氏家族, 一为刘法、刘正彦家族, 杨家世代参加对夏战争, 刘法殉国于统安城之战, 故有“山西老将尚童颜, 曾臂红旗到贺兰”“贺兰青海勋名事, 雅意未谐幽与并”诸句。另如周邦彦笔下的薛侯, “以战功累官左侍禁, 西方罢兵, 归吏部授官”, 其云“焉知不将万人行, 横槊秋风贺兰道” (《薛侯马》) , 指刚刚罢歇的西线战事, 亦无疑问。以上无论哪一种类型, 皆涉边之实指。

第三种情况, 针对具体的军事行动或整体的边境局势, 有感而作, 吟咏边事。视具体的创作背景, 可分为涉边之实指与泛指两种类型。

基于某一军事行动的闻讯而作, 皆涉边之实指。如苏舜元的“贺兰磨剑河饮马, 颈系此贼期崇朝” (《瓦亭联句》) , 专咏庆历二年的定川寨之战。此战宋军大败, 瓦亭寨失守, 渭州门户大开, 时舜元、舜钦兄弟丧母守制, 听闻时事有感而作30。又如曹辅的“贺兰狡兔遁三穴, 黄口娇雏永离乳” (《次韵答天启》) , 为元祐二年 (1087) 同文馆唱和中次韵蔡肇之作, 起句“天兵连营十万釜, 烈烈威声震西土”, 指当年七月宋、夏开战之事。据吕肖奂考证, 这次锁院从六月二十日持续至九月二十日31, 七、八月正在锁院中, 他人作品皆聚会主题, 唯曹辅吟咏边事, 正对应“吾乡蔡子喜谈兵”的人物形象。又如冯山的“借将贺兰作都护, 戍守尚恐难栽培” (《送江衍巨源提举赴阙》) , 起句“潼川昔迎公西来, 益昌今送公北回”, 潼川、益昌, 皆梓州别称, 冯山于熙宁六年 (1073) 至八年任梓州通判。诗中“去秋西师出四路, 欲举夏寇除根荄”“河南数州入封略, 恶土弃壤如尘灰”诸句, 实指熙宁六年的熙河开边。冯山赠别江衍回京赴任, 结合西北时事, 寄予抱负之意。

普通的文人谈兵之作, 则实指、泛指皆有可能。如陶弼的《兵器》诗, 无关具体边境事件, 只是对当朝军事史的回顾, 但其中“戎昊乘我间, 南驰贺兰骑”一句, 专指李元昊建国事。滕元发的“终令贺兰贼, 不着赭黄袍” (《结客》) , 据《中吴纪闻》卷四“滕章敏公结客”条, 可知作于青年交友时期, 大致在庆历五年 (1045) 进士落榜后, 皇祐五年 (1053) 与郑獬、杨绘同科应考前32。滕为范仲淹表亲, “自少侍文正侧”, 范仲淹在康定元年至庆历三年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诗中的“贺兰贼”, 固然可解释为泛指外虏, 却基于滕元发早前跟随长辈的宋、夏边疆经历而来。华镇的“惟有祁连及贺兰, 朝廷未欲知疆理” (《永嘉巡检张侍禁廨舍辟洞名黄石》) , “贺兰”“祁连”并指西北, 考虑到华镇身在中原, 将之解释为国家整体战局, 亦无不可。然其《事业论》提及异族巢穴, 有“今流沙之东, 贺兰、灵武;幽蓟之地, 卢龙、范阳”33一句, 可见他对西北、东北敌情有明确的区别, 相关意象及典故, 应不会互置或混置而用。

相较而言, “贺兰”泛指的情况较少。如李廌的“君不见燕然易水波桑干, 东连鸭绿西贺兰” (《谢公定所宝蕃客入朝图》) 、“贺兰吹不尽, 何用战蓬蒿” (《秋风》) 。前一首作于绍圣四年, “贺兰”与“鸭绿”西、东相对, 泛指国家边事, 这种意象组合的泛指之法, 常见于唐人诗歌中, 须两个以上意象方可成立。后一首为节候之作, 从文本的角度来说, 以“贺兰”泛指边陲, 并无不妥之处。但结合李廌的生平及思想, “元祐求言, 上《忠谏书》《忠厚论》, 并献《兵鉴》二万言论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 将致法, 廌深论利害, 以为杀之无益, 愿加宽贷, 当时韪其言”34。可知他对西夏军情的认识颇为深刻, 那么, 此句专指西线战事的可能性颇大。

由上而论, 在有些诗歌无法还原创作语境的情况下, 其中的“贺兰”意象, 被解释为北方整体边事, 从读者阐释的角度来说, 本无不可。但换个角度看, 此中泛指性的出现, 正说明在北宋中后期, 宋、夏边事已成为文人谈兵的首要话题, 甚至足以代表整个国家的军事议题。也就是说, 即使“贺兰”可用作泛指, 也必须在此地区边事升级为国家核心战事的情况下, 方可成立。南渡以后, 国家战事的核心区已经转移, 能否用典出西北的意象来泛指以东北为焦点的整体战事, 尚可商榷。

以上二十二首宋诗中的“贺兰”, 除李廌《秋风》较难明确指涉外, 其余皆为实指, 至少在没有意象组合的情况下, “贺兰”一词不具泛指功能。且基本属于北宋诗人35。从创作时代来看, 北宋与西夏交界, 贺兰指宋、夏边事, 合乎情理;那么, 南宋与西夏不接壤, 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利害冲突, 剩下的三首南宋诗作, 其“贺兰”到底何意, 更令人关注。

《全宋诗》据《永乐大典》录李伯玉《送萧晋卿西行》一首, 中有“贺兰鼠子不足平, 底用西征出师表”一句。然据薛瑞兆考证, 此诗并非南宋李伯玉作, 而是金人李纯甫作36。金人语涉贺兰, 自在情理, 前及邓千江、折元礼词, 都是类似情况。而晚宋许月卿的“只鸡斗酒群群谶, 吾力犹能灭贺兰” (《挽陈节使》) , 汪元量的“童儿空想追徐福, 疠鬼终朝灭贺兰” (《北师驻皋亭山》) , 是所有宋诗中最后提及“贺兰”的两首诗歌。许月卿生于嘉定九年 (1216) , 西夏亡国 (1227) 时尚为稚童, 金亡国 (1234) 时亦未弱冠, 而汪元量更迟至淳祐元年 (1241) 出生。故他们诗中的“贺兰”, 既不可能指西夏, 也并非指金国, 而是指蒙古政权 (前及折元礼词中, 已有贺兰指代蒙古的先例) 。也就是说, 现知所有语涉“贺兰”的宋诗, 或反映北宋、西夏战争, 或反映南宋、蒙古战争, 这明确表明, 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 不存在用“贺兰”指代女真政权的情况。如果诗坛真有泛指之法, 不可能从南渡至金亡的一百余年间, 没有一首类似的诗歌存世。

宋文中“贺兰”一词的使用情况, 与宋诗相仿。以“贺兰”为关键词, 检“《全宋文库》检索系统”, 得三十九例。排除二十三例有关姓氏人名的文本, 有十六篇文章中的“贺兰”作为地名出现。文章的确指性要强于诗、词等韵文体式, 故以“贺兰”代称的用法, 主要出现在四六句式中。这十六例中, 十五例为北宋文人之作, 全部指向宋、夏边事37;唯唐士耻为南宋理宗朝人, 然其《神宗皇帝御制祭狄青文赞》亦言宋、夏旧事。可见无论哪一种情况, 宋文中的“贺兰”, 都不存在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及其边境之意。这也符合古人文章用词比诗歌更精准的基本规律。

综上所述, 不难发现, 无论是用典较多的诗歌、四六体, 还是行文质实的散文体, 从南宋立国 (1127) 至金国覆灭这段时间内, 宋人的文学作品中, 基本上没有出现“贺兰”一词。仅有的几个特例, 也是论前朝的宋、夏旧事, 而非当朝的宋、金时事。而在邓千江、折元礼、李纯甫、元好问等金人诗词中, 以“贺兰”心系国家时局, 颇为常见。但以军事地理而论, 金、夏边事是宋、夏边事的翻版, 金人对“贺兰”一词的使用, 只是延续了北宋文人的书写模式, 并不存在从实指到泛指的转变。考虑到文、诗、词在文人创作中的主次关系不同, 那么, 在主流文体皆实指贺兰, 且宋、金对峙为创作空白期的情况下, 南宋词中出现了一个以贺兰指代女真的孤例, 令人生疑。

结合唐宋诗文中的“贺兰”使用情况, 与金元明词中的“贺兰”演变, 不难看出, 意象的指涉及其范围变化, 并非简单地从实指到泛指的单向发展, 而是与历史语境密切关联。唐代的北方战线较长, 故诗歌中的“贺兰”, 或单一实指, 或组合泛指;北宋与西夏战争断续数十年, 成为文人热议之话题, 故实指之贺兰, 成为诗歌中经常出现的意象;南宋偏安一隅, 与西夏再无瓜葛, 诗词中的“贺兰”亦消失;而与之对峙的金国文人, 则继续实指贺兰之创作;直至蒙古政权的出现, 宋朝文人才重新体会到西北异族之恐怖, “贺兰”意象再次出现在文人的创作中;随着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 作为边塞、战争、异族之代称的“贺兰”, 再一次淡出了文学世界;入明以后, 北方战事再度吃紧, 且不局限于具体一两个地区, “贺兰”的使用, 又回到了与唐代相似的情况。

那么, 署名岳飞的《满江红》, 到底创作于哪个时期?笔者以为, 至早在南宋末年, 即汉族政权的北方交战对象变为蒙古以后。词中“靖康耻, 犹未雪, 臣子恨, 何时灭”的语境, 或指向北宋国破、南宋濒危的双重悲愤, “踏破贺兰山”“渴饮匈奴血”, 皆代指驱除蒙古之志。以上说法, 是一种较大的可能 (作为明词, 同样是一种可能) 。但根据“贺兰”意象在宋金诗文及宋金元明词中的使用情况, 《满江红》创作于南宋初年, 几无可能。至于“磁州贺兰山”说, 其证据皆出自明清方志, 在逻辑上, 我们无法认定宋金磁州已有“贺兰山”的地名, 遑谈其名能否进入当时文人、军官的一般知识结构之中。结合上述宋文、宋诗中的“贺兰”山意象, 皆指向宁夏贺兰, 磁州贺兰从没有出现过, 笔者以为没有讨论的必要。

最后, 提一下文本与文献的时代错位问题。由于文本独立留存的难度, 前人文学作品, 载录于后世编纂的史书、总集、类书之中, 是很普遍的现象。从情理来说, 最稳定的文学文本传播方式是别集传播, 即作家拥有完全署名权的一部书籍, 作为完整而独立的单元, 进入传播渠道。但事实上, 很多文学文本流传至今, 有赖于各种集外传播方式, 既有独立的口头传播或单篇传播, 也有形式多样的依附性传播, 如载录于总集、类书、笔记、诗话等。这固然是别集传播停止后的一种生存方式, 但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文本与文献在时代上的错位。从经验法则来说, 不同时代的不同著述类型, 在学者眼中位居不同的信任层级, 有些较低层级的著述类型, 其书中首见或仅见的名家作品, 要面对真实性的质疑。但由于文本署名时代与文献编录时代之间, 存在传播史上的一段真空, 研究者将陷入疑罪从无还是从有的困局, 谁也无法说服谁。这个时候, 通过意象的演变来重审文本的时代归属, 不失为一条别径。如先前学界讨论杜牧《清明》诗的真伪问题, 其中一法就是引入杏花意象的演变, 由文学意象的时代性, 推证某一类指涉只可能出现在特定时代。而通过本篇的考察, 我们亦可知, 文学意象未必是单向的演变, 同样会出现多向、反向演变的情况;同为意象的泛指, 也有不同的层级与边界, 扩大意象的整体指涉范围, 是否等同于可指代其范围内的所有个案, 实可商榷。希望随着大量案例研究的不断充实与深化, 相关逻辑思考及理论建构会日益完善, 真正发展成为学界可资信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这需要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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