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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10-18 06:24

自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标志着我国的城市化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在新的城乡关系背景下, 一股浓郁的社会思潮“乡愁”弥漫开来, 最终成为全社会的焦点话题。2013年全国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号召。2015年1月至2018年4月, 中央电视台大型百集人文纪录片《记住乡愁》从面世以来已走过四季的播放历程, 引起社会尤其是知识界关注。2017年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提出要“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 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 提升乡土文化内涵, 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 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国家倡议和宣传行为体现着社会脉搏, 是民众心理的晴雨表。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政策文件中“乡愁”屡屡显现, 意味着我国城市化进入新时期以来“乡愁”又一次成为全民的集体意识和社会情绪, 在民众心灵之中萦绕不绝。诚然, “乡愁”作为一类社会文化思潮, 并非是新鲜情绪。不论是古典时期的“诗歌乡愁”, 还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海外华人首倡之“文学乡愁”和中国大陆“寻根文学”, 皆可视为中华民族面临重大社会问题时的情绪表达。21世纪以来的“乡愁”情绪仍不例外, 学界研究大都趋向于认为这是中华民族面对当今飞速发展的“现代化”与“城市化”的“强烈生命体验”1, 对于“乡愁”的研究更是不计其数。然而对于中国历史时期“乡愁”的生发机制, 当今“乡愁”与古典时期的比较研究, 仍有未尽之处。事物的本质往往就是它的起源, 重新了解古典时期“乡愁”及其生发机制可以促进对当今“乡愁”的重新审视。本文尝试在对各学科的“乡愁”研究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之上, 引入地理学中“人地关系”等相关理论作为视角工具, 以“文化是人地互动形成的系列产物”等过程分析作为理解框架, 以期揭示中国“乡愁”文化实质本源, 为当今“记住乡愁”提供可考之源, 并为“缓解乡愁”奉献可鉴之资。

一、引言:多学科视角下“乡愁”研究综述

“乡愁”在中国的最早最直观显现是在古典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中, 不论是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 还是中古时期的唐诗宋词元曲, 乃至现当代乡土文学、华人文学以及影视剧作品, 在文艺研究者的眼中皆可归于“乡愁文学”主题。因此文学视角下的“乡愁”研究也是其中开始最早、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文艺学科领域中的“乡愁”研究之习惯路径大多由具体“文本”入手, 剖析其中所蕴含的“乡愁”意义。相关成果颇丰, 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学者已将乡愁文学看作是一种文化研究的学术观照, 将其作为“一种突出的历史现象与时代潮流”2, 这就使乡愁超出了“文学”意义而走向更为深广之学术背景与文化观照当中。

无独有偶, 哲学研究亦将“乡愁”作为一种称为“文化乡愁”的生存方式, 独特的思考特质使得他们较为重视“乡愁”中呈现的“文化身份模糊”以及“被放逐的巨大失落和酸楚”3, 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乡愁”之深层基底有着重要意义。此外, 心理学层面的“乡愁”则呈现出“自我提升与突破”镜像反映4。可以说这两类学者都将“乡愁”引入人类情感与精神语境之中, 体现着更深层次的人学关怀与历史叩问。

民俗学、社会学、城市学、文化传播等领域学者的“乡愁”研究相对来说现实意味更加浓厚, 这自然也是由其各自学科背景决定的。他们将“乡愁”置于当今城市化进程语境之下, 普遍将其当作一种有着历史生成背景和现实导向的“社会思潮”来看待, 认为中国当代“乡愁”思潮在当今全球化现代化时代潮流中具有一定的积极与消极文化功能。虽然由于各自学科背景不同在研究论著中呈现出理论、术语等方面的书写差异, 但仍可窥见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 那就是承认“乡愁”在当今城市化进程中在城市、城镇、乡村建设方面所具有的“能动”功能所在, 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乡愁”在文化传统传承、5遗产保护、6城乡关系、7地方治理8等社会问题中的具体影响及实践策略。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有的文化学者对于“乡愁”的剖析开始呈现出了客观冷静的多维层面, 如提出“乡愁”与历史、地理、公共、自我4个主题有关9, 体现出具有社会学以及文化地理学学科背景研究者对于“乡愁”的认知已经超越单向度的文化感知而解构出其中较为丰富的文化层次与内涵。

将“乡愁”置于“地理空间”“地方”等语境中进行研究是地理学研究者的独特贡献。在地理学分支中, 文化地理学者对于“乡愁”的认知呈现出较为一致的观点话语建构。由于这一学科本身研究专注点在于分析“形成区域或地方的文化机制”, 10因此多将乡愁作为一种文化, 探讨其形成和分布的地理学机制。如周尚意11旨在尝试“建立乡愁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框架”, 采用的路径为用“尺度、距离、移动性刻画出乡愁的空间性, 用身体感知、情感记忆和文化建构及认同分析乡愁的地方性”以及“用对自己、对他者、对自然的三个道德评价维度”评判“留住乡愁”的空间实践是否成功。张祖群在观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II》“脚步”一集时, 以历史地理学者的学术眼光解读出其中隐藏的“乡愁”意味, 认为《脚步》是以中国文化地理版图为基础的乡愁故事场景, 12这一观点是来自作者地理学背景与视角下的学术产物, 也说明地理学者以其学科眼光对于“乡愁”的独特解读。而文化地理学者对于“乡愁”的一系列解读势必会走向对于地理学中核心概念“人地关系”视角的介入。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 可以读出中国当代学界对于“乡愁”的研究呈现出姹紫嫣红的多学科参与氛围, 围绕着“乡愁”的生成历史、文化内涵、现代变异、理论解构与实践功能等方面各抒己见, 业已获得较为丰富之研究成果。总而言之, 除了文学研究者以外, 研究关注基本落在中国当今的“乡愁”思潮及其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之上。另外, 中国的“乡愁”研究仍有更多路径需要去尝试, 仍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分析——“乡愁”对于中国而言到底是何种样态之存在?是一种心理?一种情结?还是一种文化?我们应如何去界定它, 决定了用什么样的理论和工具来分析它。中国古代“乡愁”与现代“乡愁”异同如何?各自的生发机制又是怎样?关于此类问题学界至今没有较为精细讨论与深入剖析。而笔者认为上述问题应该成为“乡愁”研究之核心所在, “生发机制”的明确对于我们直击研究对象实质意义重大, 中国古今乡愁之内核差异的剖析对于现代乡愁社会思潮的认知与处理具有烛照功用, 同时即便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全球化、现代化裹挟下的中国“乡愁”, 但是谁又能说现代乡愁没有古代乡愁的文化基因所在呢?基于以上种种疑问, 本文尝试将中国“乡愁”置于历史回溯与现代观照场景之中去探其来路与追其去向。

二、从“文学”到“文化”:中国“乡愁”生成的历史语境与内涵再释

时至今日我们皆知“乡愁”已不仅仅是文学主题, 而是一个意义链、复合系统。13有人用“文化乡愁”表达这样一种思乡的行为方式, 有人用“乡愁文化”描述其呈现出来的物质与精神状态。那么, “乡愁”究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心理与情结?还是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系统文化作为基础承载着这一种心理思绪?恐怕只有将其放置于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去追溯, 才能知其来路、明其本质, 更能探其去向, 因此以历史发展的观点和角度看待中国乡愁演进历程为其中必要之研究路径。

查考“乡愁”在历史中的演变历程, 可分为古典生发时期、近代变迁过渡与现当代新变3个时段, 在这样的演进历史中, 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心理的乡愁, 在中华文化史中贯穿始终, 成为一种集体之无意识状态, 支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组织行为。

古典时期的中国“乡愁”首当其冲、最显而易见的, 便是在古代文学作品中, 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中的深层心理。其具体原型表现张叹凤已归纳得十分详尽, 大致有战争动乱、家园兴废、差役与谋生在外、聚散持赠、生命有限与心志难竟、孤寂以及知音难遇、节庆佳日的思念、思乡思亲和空房幽怨以及生存困境等9种, 14从以上原型主题的归纳可以看出, 在文学研究者眼中中国文人在诗词歌赋中呈现出的几乎所有愁苦状态皆可归结为“乡愁”这一原生意象, 这使中国古典时期的“乡愁”呈现出一种由乡土家园到个人境遇、再到宇宙时间生命意识的多层次情感体验, 并升华出“天地人神”四维一体的思想境界。然而还应看到, 中国“乡愁”原点始终在于“乡”这个空间概念上。“乡”对于中国人来说, 即是乡土、家国, 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因此对于古典时期乡愁而言, 不仅有文学主题为其发扬延伸而彰显华彩, 更重要的是农耕文化安土重迁、慎终追远的文化心理作为此“愁”之现实生成土壤, 此即为中国乡愁文化的要旨所在。

有了这样的前提语境, 我们再将古典时期的乡愁表现从文学领域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范畴当中, 会发现先民的许多行为方式、制度文化及社会组织皆与“乡愁”这一文化心理有关。一般来说, “父母在, 不远游”, 体现的是个体对于乡土家园之眷恋情思;但有时为了“求发展”, 更为了家族荣耀、治国 (更大的“家”) 抱负, 又不得不“远游”。游子们或在外经商, 或求取功名, 或在战争来临、山河破碎之时颠沛流离, 举家举族举乡迁徙, 但凡离乡, 又有一系列行为举动显示着浓浓乡情与乡愁。在语言层面, 个体远游有“乡音无改鬓毛衰”者, 群体迁徙亦有在客地坚持家乡口音呈“方言岛”语言地理形态者。在物质生活层面, 有以服饰、饮食、民居等生活民俗不改以示怀念家乡及先祖者, 如西南少数民族服饰纹样中呈现出的迁徙历史信息、人们对家乡饮食的怀念、海南黎族的船屋等。于行为方式、制度文化及社会组织层面, 有古代文人字号中常以原籍自称, 发迹后不忘乡里, 官吏告老还乡、商人落叶归根等行为举动, 更有明清时期同乡会馆在各通都大邑的繁荣作为“乡愁”之最好注解。凡此种种皆显示在中国古代社会不仅只有诗词曲章作为文学“乡愁”之载体与表征, 可以说古典时期的乡愁经过历史长河的数千年流淌与积淀, 已内化为一种文化特质与精神原型。它溯源于原始社会血缘制度之延续与遗留, 先秦时期天人合一自然观与诗性智慧的发展奠定, 在中古时期愈来愈浓烈的乡土情结与家园意识中迸发出绚烂的辞章火花, 最后在明清时期同乡会馆“祀神、合乐、义举、公约”15之具体功能实践中渐达理性与契约。凡此都昭示着在中国古代社会“乡愁”不仅仅凝结于文学作品之中, 更多的外在行为、制度与社会组织文化中皆有“乡愁”情结凝聚。如此说来, 中国古代“乡愁”不论从内涵还是外延来看早已突破“文学原型”窠臼, 而走向更为深广之历史社会语境。

一般来说, 学界所公认的中国近代社会开端大致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 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 在思想、社会与文化等方面亦多嬗变。正如有学者所判断的那样:“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环境改变就是西方文化的冲击与竞争, 最紧迫的问题就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产生的救亡图存问题”16。这样大的文化环境转换, 对于千百年来横亘萦绕于国人心中的“乡愁”情结而言, 又呈现出新变样态。首当其冲者自然仍在文学, 众所周知的“乡土文学”是近代乡愁之典型呈现。由于历史变幻与社会变动, 彼时的乡愁文学表现出两种层次:在表层之上, 是文人常规的对于家乡的怀念与眷恋;在深层意义, 则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社会激荡形势下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担忧, 也就是说此时的乡愁文学已经升华为“一种更为广大深远的民族的、阶级的忧愤与弱势 (包括精神失语与扭曲) 群体的关怀意识”17。在行为方式、制度文化及社会组织等方面, 近代“乡愁”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由于全球社会的激烈变动, 海外华侨及中国都市移民成为“去国怀乡”的两大主要群体。不论在海外还是在中国近代新兴都市, 这两类群体的行为表征皆显现出中国式“乡愁”的强大基因作用。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余年中, 中国华侨逐渐发展成为高达千万人18之巨的海外群体, 足迹遍布世界各国。但不论何时不论何地, 不论从事何种职业, 他们思乡、念乡、恋乡, 祈盼回乡, 时刻关注家国, 稍有条件便扶持乡里、回报桑梓, 他们投资事业、捐资教育、为革命奔走呼号, 倾囊而助, 体现了中国“乡愁”情结之巨大向心作用。另者, 近代城乡社会之变动使得近代大都市形成, 这一阶段的移民规模更大于从前以外出经商、考取功名为主要发展取向的城市移民路径。以上海为例, 从开埠以来到1949年近百年时间整个上海地区人口增长了9倍左右, 净增长人数达近500万人, 如此巨大而快速的人口增长率除了辖区的扩大以及人口的自然增加, 主要是由于人口从广大内地迁入的缘故, 19如此强大的移民群体亦为“乡愁”心理萦绕。他们不仅循乡音、听乡剧, 促进了上海话的形成与各地方剧种到“大戏”的华丽转身, 还写乡土小说与散文, 以上种种行为都生成了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文化繁盛状态。另一方面, 客籍工商业者还秉承明清时期同乡会馆之历史传统, 并借鉴西方社会组织“民主”管理理念与方式, 创造出“同乡会”这一近代民间组织样式, 成为早期实行“自治”团体之先声。各客籍旅沪同乡会注重互济、公益性事业投入, 尤以办理教育及医疗事业为主, 扶助同乡, 在保障都市社会安定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近代乡愁文化处处体现出中西、新旧冲突与交融之态, 呈现出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状态。

及至20世纪50、60年代, 全球化与现代化开始成为世界文化的主题话语。由于1949年前后的历史变故, 汉语文化阵地分散割裂为隔海相望的主要两块, 由此形成了中国式“乡愁”的现当代语境。而这种文化心理也在此语境中逐渐嬗变, 一方面逐渐融入世界全球化“乡愁”怀旧行列之中, 另一方面又顽固坚挺保持自身固有特质, 时至今日终成一种延续与撕裂的焦虑与冲突, 并呈社会思潮逐渐影响着华人社会。总体来说, “全球化”“现代化”的文化冲击与本土城乡二元对立构成了当今中国“乡愁”的现实两翼, 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其呈现复杂与暧昧状态。

以上笔者之所以花如此大之文字篇幅来叙述乡愁在中国之演进历程, 其实基于这样一个目的, 即从中找寻理解“乡愁”含义与准确定位之密钥所在。从上述文化思想的“千年之旅”我们不仅初步观察到中国“乡愁”文化的历史脉络, 也从中可以窥见, 在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中“乡愁”业已成为中国人共同“文化基因”, 以集体无意识形式深埋于国人内心。从生发机制来说, “乡”自然是“愁”的物质远点和现实基础。不论诗词中的游子如何思乡, 当今之人如何想要“记住乡愁”, 他们心中之“乡”总能落在具体环境景物上, 有时是具体的村落屋舍的故乡“原风景”, 有时则是代表着地理归属标志的山川大河, 还有的则表现为浓郁乡音与宗族邻里等熟人社会。“乡愁”的本源起点自然是人对于原生地物质及非物质环境的熟知与依赖, 是“人地互动”的文化产物与情绪表达。

三、人地关系视野:中国“乡愁”研究的应有视角与现实依归

人地关系顾名思义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此处“地理环境”并非简单的地质地表环境, 而包括自然 (地理) 环境、经济 (地理) 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这3个层次之“地”20。文化研究者大都承认文化是人地关系的媒介, 或认为文化是“行动”的产物, 从地理学理解其实“文化”就是“人地互动”产物。按照文化学的研究成果, 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的结构由3个层次所组成, 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三个层次, 既各有其相对独立性, 又有彼此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 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21笔者认为, 从人地互动关系的生成脉络和历时次序来看, “物质文化”主要是人和“自然地理环境”互动的产物, “制度文化”的直接生成则由于人与“经济地理环境”的互动, “精神文化”作为“人类在改造和创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的思维活动和精神活动, 是文化整体的核心部分”, 是人与3个维度的“地”互动之时皆会产生的“文化产品”。精神文化的被创造不是完结, 而是另一个开始——她又反过来制约着人和其他三个层面的“环境”的互动关系, 如此循环, 往复不绝。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互动”和“关系”中持续创造出一系列的“文化”与“环境”。其实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 第一个维度的互动成果“物质文化”“经济地理环境”在某方面具有等同意义, 同理“制度文化”和“社会文化环境”亦如此。在此意义上, “人-文化-环境”三位一体, 尤其是“文化”与“环境”两个层面的等同状态说明了这两者其实都是“人”的能动创造产物。一般来说, 当文化适应自然时, 人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 文化与自然冲突或对抗时, 人与自然则处于对立状态, 产生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 (Donald Worster) 所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起因不在于生态系统本身, 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 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22历史上古文明的兴衰, 除外力原因外大多是由于它们的文化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社会和自然条件, 或在不正确的文化即反自然的文化指导下采取了不正确的适应方法, 从而导致了文明的崩溃。而近代环境问题的重要思想则根源于西方文化传统、强化于基督教教义之中、在近代工业和科技革命时代被极度张扬的内涵于传统工业模式之中的精神和物质, 主体和客体, 价值和事实, 文明和自然绝对的二元对立所导致的机械二元论自然文化观与发展文化观, 以及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文化观、反自然文明观的错误理念。这一与自然敌对的文化理念随着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支撑的工业文明而席卷全球, 并形成了不可持续的反自然的文化-环境范式。

由此而言, 中国古典时期“乡愁”呈现出3个层次的意蕴, 一是对故乡风物、故国山河及旧时情景的怀念, 也就是最原始层面上的“乡”, 一般呈现出物质实体状态;二是对家人旧故、乡亲邻里、亲族同胞的思念, 此为延伸层面上的“乡”, 也就是“乡土社会”, 是制度文化层面的“乡”。第三则是对浸润其中的历史文化、民族传统等的浓情眷恋, 或将其延伸为人生际遇、生命有限、天地宇宙精神与生命的时空意识23, 这是“乡愁”的最深层体验, 也是最为隐秘但却无比恒定传承的精神内核。而这3个层次的“乡愁”表现用上文我们建构的“人地互动框架”来分析, 即分别是“人”与3个维度的“地”互动之关系呈现。

从第一维度的“人地互动”来说, 我国先民在特有地理环境的适应与改造中, 创造出精耕细作农耕经济及其物质文化, “乡”即是其物质文化凝结。而“乡愁”是先民对自身所创造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与田园生活方式的适应与依赖, 由此乡愁文化中“对故土人文的自豪与难以抑制的赞美之情”跃然纸上, 满溢而出。在第二维度的“人地互动”层面, 先民在小农经济环境中创造了“乡土社会”这一制度文化及社会文化环境, “乡愁”中表现出的对故亲故友的依恋其实是对“乡土社会”制度及环境的认同。第三个层面的“乡愁”不论是人生际遇的感悟, 还是天地生命的追问, 其中表现出来的深层内核皆为“深思远虑”心理特质, 这是中华民族在与精耕细作农业环境与乡土社会生活浸润下的精神生成, 也是中国“天人合一”诗性智慧文化之典型呈现, 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人地互动”第三个维度之生发机制。

古代文学及文化学领域研究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其精神方式是诗学。其文化基因库就是《诗经》, 其精神顶峰是唐诗。总括来说就是:中国文化是诗性文化。或者说是诗这一精神方式渗透、积淀在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艺术各个门类中, 并影响、甚至是暗暗地决定了它们的历史命运。”24我国农耕生产方式千年不变,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经济环境所在。从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地区即开始逐渐步入以精耕细作为主的生产方式范围, 这是一种生计农业类型。中国各地自然条件多样, 总体来说大部分地区皆为以耕作农业为主、家庭手工艺为补充的多种经营方式, 如此便形成中国特有的小农传统。这是一种将大量人力投入农业为主要特点的自给自足式经济生活, 社会中农业人口的占大部分比重形成了“父母在, 不远游”的安土重迁传统。另一方面, 小农生产方式决定了古代中国社会观念中“国”为“家”之延续。宗法与政治紧密结合、血缘与地缘黏合协作, 形成“家国一体”的伦理政治态势, “光耀家族”和“报效朝廷”双重理想又使得政治、文化、商业等各类“精英”远离故土到各项资源较为集中和先进的大都市中去“暂时远游”, 以实现个人价值之同时完成对家族的贡献。此外, 在自然灾害或战乱频仍, 生存条件受到挑战之时, 也不得不举族举家迁徙, 但即便是在异乡生活了多年, 还是对自己“原乡”之生产生活方式念念不忘。在物质文化层面, 有“不食周粟”者, 有坚持穿戴原乡服饰者, 有以家乡风物景观来装饰居所者, 以至于要以“客家”这样的名称来称呼自身群体。如此在“不远游”与“远游”的交互情绪与矛盾行为积淀中生发出浓浓乡愁, 正体现出“文化 (乡愁) 产生于人与经济环境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 的互动 (适应与依赖) 之中”之生发机制与生成历程。

与古典时期的“乡愁”相比, 中国当代乡愁则有着不同的表现与生成内涵。一般来说, 学界皆认为中国当代乡愁是外部生成空间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与现代化洪流裹挟下的产物。除了传统意义的怀旧之外, 中国语境的“文化乡愁”是对“中国精致文化传统的留恋”25以及对“现今文化状态的关注和焦虑”26。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不但大量农民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中剥离出来, 背井离乡、四处奔波, 就连在城市里人口流动加速、城市旧景观消失与传统社区生活改变, 更成为中国当代集体“乡愁”情绪的助推器。因此, 中国古典“乡愁”与当代“乡愁”之最大不同便是前者起码是“有乡之愁”, 而后者则是“无乡之愁”, 这种“无处安放”的情感状态是当代乡愁焦虑的主要内因。

不仅如此, 当代乡愁的关键起源节点之一还在于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的二元对立。近代以降城乡关系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 是人地关系不断恶化内因与西方列强侵略之外因双重作用的产物, 也体现着人地互动关系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时代小农经济下的城乡关系走过了从国野分治到城乡融合的历史路途, 27特有的农耕环境形成了以农村供养城市的经济结构与模式, 其商品经济亦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即“农业的生产者即是手工业的生产者, 手工业的产品变成市场里的商品”28。在此经济环境下, 城市作为政治统治和管理中心, 其余的与乡村并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在中古社会时期城乡人口可自由流动, 城乡差别不大, 是为“城乡融合”之历史阶段, 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等伦理制度对小农经济进行了保障, 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城乡的相对平衡和融合是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相对和谐的社会产物。

然自明清以来, 人地关系恶化。由于人口漫无节制增长, 人向自然界攫取资源的程度不断加深, 人类非理性人地互动模式开始显现, 如长江中游的围淤促田、四川盆地的毁林开荒以及掠夺性使用地力等人地“互动”, 皆与前代如秦汉时期对黄河中游的移民与开垦, 宋代太湖的围湖造田相比有本质的不同, 如此造成了明清以降环境恶化与抗灾能力的下降。29而在这一历史阶段, 又有外部环境的雪上加霜——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靠“炮舰政策”打开中国大门, 攫取资源与掠夺财富, 虽然客观上造成了东南沿海口岸城市的部分“畸形繁荣”, 却以广大农村的破产为直接代价, 可谓是中国传统社会人地关系的重要转捩。因此可以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与社会环境为中国城乡分化对立的关键起点。

晚清民国时期, 我国开始了近代以来第一次的以“被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和城市化, 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以来广大农村的凋敝为直接代价的, 广大破产农民、乡村知识分子等大量涌入城市, 开始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愁”情绪的起点, 这一时期的“乡愁”主要以文学表现, 大致和乡村凋敝、国民性探索有关, 以鲁迅为标志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其中典型30。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间的30年左右时间, 城乡户籍制度使“乡愁”情绪处于相对隐匿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 城市化大潮逐渐猛烈, 集体“乡愁”情绪又开始逐渐弥漫。21世纪以来的“乡愁”再次达到历史的又一高潮, 从本文前述的“人地关系”理论来看, 环境恶化、现代化与城市化裹挟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 人际冷漠、精神疏离等成为更深入分析与审视当代“乡愁”的逻辑框架。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新的人地关系紧张状态下, 三个层面和维度的“地”都面临着比以往更为严峻之境地, 产生出比古典时期“乡愁”更为强烈的集体焦虑。诚然, 对于当下的“乡愁”情绪有学者认为是“拼命追赶西方工业革命的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语境下”“被赋予悲壮使命”的集体情绪, 31其实从以“人地关系”角度分析, 以上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上述“外因式”焦虑早已非今日中国集体“乡愁”情绪主流。实质上是由于经济发展而来的“时空压缩”成为当今“乡愁”的内生因素。与之前几次“乡愁”不同的是, “有乡可愁”已逐渐沦为“无乡之愁”, 人们的心理预期和诉求从原先的“缓解乡愁”发展到“记住乡愁”。

因此, 若将今日之“乡愁”情绪放置于“人地关系”框架中进行观照, 中国传统的人地和谐理念即“天地人合一”是否能给我们更多的行动启示?对于第一维度之“乡”来说, 生境保护、地方精神以及场所营造成为安放“乡愁”的物质环境空间, 乡村振兴、发展小城镇、城市遗产保护、景观与场所呵护等倡议都是这一维度和层面的应有之义。再次, “人地关系”框架下第二维度之“乡”的重构重点是社会联结的重新建立和修复, 如社区营造、“业缘”“趣缘”等新型关系的维护与促进32是近年来城市化浪潮下城市社会粘接;在精神之“乡”层面上, 有学者提出将“精神共同体的构建”“自然观的重建”以及“全球化冲击的理性面对”33等作为文化乡愁的重构重点, 可以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创意开发利用作为重要支点和载体。总之, 将“乡愁”置于“人地关系”的三个层面和维度审视其内涵与实质, 皆可获得当今“记住乡愁”的操作框架与处理模式, 通过不同层面之“乡”的重塑和修复, 从而使得全民实现“年深外境犹吾境, 日久他乡即故乡”34的诗意栖居, 更能让“乡愁”这种千百年积淀而来的中国独特审美情绪与诗学传统, 在新时期“中国梦”语境下发挥其应有的精神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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