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的主体:重探王安忆《海上繁华梦》

日期：2021-01-26 11:23

《海上繁华梦》由寻根文学运动推动而产生,它以“寻找”为宗旨,开启了王安忆长达数十年的“寻找上海”的创作,它在作家寻根历程中的重要地位应在一般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上,其“都市寻根”的个性已经现出端倪。透过这篇小说,我们初见王安忆经由上海城市生长过程的虚构故事寻根,叙述倾听上海人心声、都市喧哗市声,又能与平庸的人生拉开距离,超越了一般市民淹没于日常生活之流的习性。此时,隐喻的上海还神龙见首不见尾,明清两朝“海上”生活经由反思而变为新的文学背景,王安忆安排上海各色人等逐步登台展示其形形色色的生活。

一、“梦”系于“根”

《海上繁华梦》是王安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标志性作品,起码作家心下有过那样的自许1,它也是缘故事而倒溯历史,开始“寻找上海”的起点2。这个小说可确立王安忆研究的自在脉络,其几十年的上海都市寻根不可能源自写安徽北部的《小鲍庄》,发端其实在《海上繁华梦》。

这个中篇小说拉开了海上繁华追根溯源的序幕。王安忆在五个短篇规模的故事间展现了一个多声部的喧哗空间,并不对都市缘起与构成提供唯一解释,其时作家未必确切把握往后写“海上”的什么或什么样的“上海”。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已阅读过王安忆叙述上海生活而发生影响的一系列小说与散文,尽管这些作品的络绎出版时间客观质证了我们进行的《海上繁华梦》论述属后见之明,但它仍是有待阐发的文学现象,必须讨论。我们一边需要对王安忆海上/上海叙述有个清晰的脉络观,一边把王安忆几十年孜孜矻矻“寻找上海”的文学想象与寻根文学运动及其后续的历史作整体观。《海上繁华梦》是王安忆小说创作走到必须拓展自身境界的关键时刻的一次蜕变,她的创作主体深入参与“寻根”文学运动,为自己后续的创作“植根”,种下一个从明清海上到当今上海的根系,延伸出纵横交错的节点,众多作品整合一体而勾心斗角,蔚为大观。

没有寻根文学运动的引发,就没有王安忆丰厚的上海文学叙事。“寻根”就是一个笼罩许多杰出小说家的文学梦想,参照王安忆同代人莫言、贾平凹等的文学成就,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寻根的热潮过去了,文学的寻根却从来没有结束,一代作家成就辉煌者莫不得益于寻根,只是寻找的向度多样,不同小说家各具个性,他们都开创了基于寻根的独特的个人文学世界。值得区别的是都市与乡村,莫言、贾平凹等小说家都是在自家几代人出身的土地上寻根,而王安忆一家则是移民到上海。她的南洋父系几乎无根可寻3,母系的浙江根苗正如《上种红菱下种藕》篇名所示,“红菱”的根须如“浮萍”(另一部小说《富萍》的主人公从苏北来上海)一样漂浮在浅水层,深一层的“藕”的脆嫩也不同于坚韧的大树根系。王安忆自己的生活之根只能从上海说起,《大刘庄》《小鲍庄》《兄弟们》是植根不深的经验,知青“扎根”农村终于成为一段生活“漂泊”,《流逝》类的早期作品的时间厚度不超过作家的上海弄堂生活经验,必须有一个更深邃的背景与阔大的境界,这都是从《海上繁华梦》开始建构。

作者声明,《海上繁华梦》借用晚清孙玉声章回小说名目,“旧词新用”而立意不同。清末值得一探的海上小说非止《海上繁华梦》,而且它的成就也不是最有代表性的。王安忆选用这个现成名目,于“繁华”和“梦”别有怀抱。小说讲述五个故事,并未着意结构的圆熟和谐,似乎有意让故事松散,不求结构谨严,好像这不是小说主体,只是提供一个开放的海上文化装置,为更精彩的人生故事继而登场上海县城/都市作背景。这个小说的意义结构就延伸到了后续的作品中,作家接着要寻找更多上海人的海上故事。我们确认《海上繁华梦》是王安忆“寻找上海”系列写作的肇端,是响应“寻根”文学思潮、运动的个人实践,也是作家践行自己建构的寻找都市上海的诗学原则。比较王安忆的其他作品来看,开放的故事群自有其张力:《小鲍庄》植根禹的传说与“仁义”观念,似深实浅,其寻根庄重与反讽结尾并不协调,寻根主体还没有自身逻辑;到了《纪实与虚构》,叙述在“我”与“无我”间摆荡,“虚无”的走向不知伊于胡底,实际上面对了哲学问题,与寻根的故事文体设定不同向。

“海上”的繁华是历史,喧哗声间歇而留下惘惘然的文学梦。在妈祖庇佑下开始第一个“漂洋过海”故事,到名旦舞台上男扮女装的身段和明眸“亮齿”的末一种叙述,女人与上海的关系是血脉骨肉的一体。“繁华梦”将宏大与琐细融为一炉:初民原始的蛮荒,科学启蒙渗透市井,物事与地景让“繁华”底面相配,梦的婆娑中见出“海上”“海派”,延及“天香园绣”“煮书楼”的雕饰(《天香》《考工记》)。《海上繁华梦》梦里乾坤大,它好似布袋和尚那个兼容虚空与十方的布袋包袱,打开这个有历史根系的包袱,且看它还能藏纳多少人心世变。

二、“旧词新用”

“海上繁华”是晚清、民初的“上海摩登”4,是沟通世界前提下的当方本地的现代性。上海开埠以来,欧西舶来文化日盛,华洋杂处的多元生态带动了上海滩的经济繁荣,在此谋生者莫不跃跃欲试,报人文章不失时机地表现这种繁华嘈杂,在各种华文报纸上汇成一派喧哗之声。韩邦庆、孙玉声一辈报人继王韬之后、在包天笑之前,以章回小说《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绘声绘影,此类海上小说延续到民国,诸如《歇浦潮》《人海潮》的繁华、摩登演化为一波波上海的欲望潮流。

王安忆托称“旧词新用”,实为独立特行的探索与寻找,她没理由放着《海上繁华梦》这样得体合宜的小说命名不用5。标题“海上繁华梦”是偏正结构词组,“梦”接受双重修饰与限制,空间限制是“海上(这个地理意义上的本土旧称也不无时间意涵)”,“繁华”状貌包蕴有从海陬原始蛮荒到华洋杂处的不同情境中人的精神状态。同样字面的语词,在晚清报人小说家海上漱石生那里的内涵不大一样:“海上”的指涉空间仅限于洋场与上海县旧城;“繁华”也有双重寓意,首先暗喻现代都市色相象征的交际明星(红倌人)的青春美丽,其命名用意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的“海上花(高级妓女)”大致相类,其次是传统店铺与外来洋行的市面繁荣,奔走其间的形形色色的中西掮客、买办(如韩邦庆笔下的洪善卿以参号为名、吴松乔在意大利洋行奔走)。至于“梦”的境域,王安忆笔下的现代交通的世界,比之孙玉声笔下的洋场少年与青楼妓女梦,不可同日而语。“海上”“繁华”“梦”的新用,是被王安忆赋予20世纪80年代意蕴的语用方式,需要将其作为关键词来解释,但我们要将其顺序倒过来:“梦”“繁华”“海上”。

首先,释“梦”。文学为梦之说与弗洛伊德有关6,王安忆未必信其文学白日梦之说,但它可以刺激作家有一个更大的文学梦想。古今作家以虚构作品践行一个通则:以文字拟绘想象与愿心,在时空漫溯中产生一系列似有若无的拟态叙事,并以此为基础,抒发主体感受与认知。它是梦,也是真实与虚无的复合体,王安忆的《海上繁华梦》也在其中。这些梦真切存在于作家的写作过程中,一旦完成叙述,便有些惘然,与作者生分起来,于是梦醒。然而,也会有大梦婆娑,连绵蹁跹的景况,梦一个接一个地连绵而至,王安忆的“海上”之梦便是,这一群梦从明清的“海上”络绎不绝到今天的上海,最值得提起的是《长恨歌》《天香》《考工记》。当王安忆写《海上繁华梦》连绵错杂地安排五个梦一般的故事时,她秉持一个理想的大梦:寻找上海,它的过去与当下。

其次,说“繁华”。王安忆措辞“繁华”着意于一种氛围与动态,这是由它的当下意涵所决定,“一旦提起那个年代,许多人和事便簇拥着过来,排序和情节都杂乱着,纠成一团,显出万般的激动热闹。……即80年代中期,文学运动潮起的日子。”7如《海上繁华梦·自序》所说,现世繁华在人心中激发起喧哗,他们面对“一个机会甚多又甚速的世界,一些想沉沦又沉沦不了的人生……”8,20世纪80年代生机勃勃。另外就是晚清旧梦中的海上繁华对于王安忆的“发生学”意义:“繁华似锦的世界,遍地都是机会……转眼间花开花落,给人不确切不真实的感想。这一切,在我生活的这都市里,只是一场旧梦了。这场旧梦却令我想起这地方的发生与繁荣,……感觉到它的神妙,于是便时常地要去探究思索它。”9

再次,说“海上”。在明清时,“海上”被本地文化人用来称浦江边的上海县,有学者考较,书面的“海上”,“最早见诸《题琴鹤高风诗册》中的‘海上晚生徐光启’自署。明末徐光启与利玛窦之交往见证堪舆之学的‘海上’与思想文化知识的世界交流密不可分。晚清以降,……非徒标示区域地名或行政单位划分,意旨侧重于交通,既有舟楫交际,更有意识观念遥通东亚乃至泰西之涵义。对外,它是通往异域、异族文化乃至欧西器物文明之‘门户’;对内,空间上它的地域边缘呈模糊扩张,不断地吸纳周边……,文化上它呈现其提升文明、擢拔人之识见的同化力,呈巨大吸纳融涵之能量。晚清小说的‘海上’以华洋杂处的上海租界与旧城为地理标志,洋行资本、掮客买办、才子文人、书寓妓女麕集,这些形象的寓言表达则有《海上花列传》,它引起一系列的以‘海上’命名的追随小说,余下大小报纸都记载彼时特殊的洋场人文。”10王安忆的“海上”用法的侧重点在世界交通,《海上繁华梦》中的漂洋过海、国际投资如此,《天香》中的徐光启与传教士亦然。

三、故事新编

20世纪80年代的《海上繁华梦》不是升腾发达的南柯一梦,也不关心性长成与太虚幻境,而是多重声音纷至沓来、喧哗不已的大梦。它是男人的梦,又是女人的梦;它梦回蛮荒,漂泊大洋;人物摇身一变而幻出现代,留洋归来便立身夷场上。五个故事无须精确还原出朝代纪年,从蛮荒自然的海上漂泊到科技发达的蓝天飞行,多种资源的事实材料被聚合撮录,仍然延续鲁迅《故事新编》传统,其名为中篇,形同短制。王安忆的这五个故事,人物事件的叙述不发生关联与交叉。二十年后,她对“寻根”文学活动的回忆提示我们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运动,《上海文学》组织寻根文学的主要倡导者与践行者在杭州开会(1984年12月),阿城的发言是讲故事(会议热况被转述,那时王安忆在徐州的阴霾欲雪天气里买不到火车票,因不能与会而怏怏不乐),印象是阿城讲三个故事如禅机,不作解释与归纳。王安忆处于这一次活动的边缘,接下来却以中篇小说《小鲍庄》被认定为寻根文学(《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第四次文代会上冯牧指点她修改,两个月前的这次杭州会议理念也自然产生了影响)。《小鲍庄》本来应该是《大刘庄》(《小说界》1985年第1期)的姊妹篇,它的“寻根”元素因修改而凸显。王安忆更自觉地介入寻根文学运动的是接下来苦心孤诣叙述的《海上繁华梦》(1985年创作,《上海文学》1986年第1期发表)。

如何整合这五个散在故事的意义?作者把选择的自由交给读者。对于这个作品,文学批评未完成的解梦工作,时隔三十多年已经变为文学历史的研究了。今天重读这五个故事,恰如一个“繁华/喧哗”的时空艺术装置,新读者进入不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老读者也回不去了,远距离想象晚清海上洋场却又隔了两层。再读这个貌似通俗故事实为复杂装置的小说,如果不是文学研究的专门家,大概既难得兴趣,也没有能力弄懂它为什么是那样,但我们至少可以对五个故事作一提要,以备钩玄。

故事(一):

小说从地质蛮荒中生出似锦繁华。第一个故事设定为海滨渔村,每天的日出日落,在生生世世的重复中寻得妈祖神的降临与庇佑。从父一辈到阿二都将生活的重心放在海上,阿二长成后便再次开启子承父业的“飘洋船”故事。从漳州到吴淞江口,是从海上来;载着货物出洋,也是由海上去。飘洋船往“黄金铺路的地方”去,遥远的想象吸引人去探索。故事逻辑延伸为世界交通,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来来往往,这个城市的根通往世界文化。对比《小鲍庄》追溯大禹治水与儒教仁义,可见捞渣短短的一生是没有多少生命力的逻辑与格局。

故事(二):

“环龙之飞”则写了一回法国人在上海进行现代飞行表演的虚构故事11,飞机是船的技术进化发展,王安忆意在海上现代文化的叙述。从《点石斋画报》中的热气球飞行到拟构飞机在上海江湾的飞行表演,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近现代文化浓缩;起讫点是江湾玉佛寺到静安寺跑马厅,飞机与佛教并置,中外历史时空在此出现又一轮交集。

在等待看飞行表演的过程中,庙前的食物摊贩的生意最兴旺,点缀以世俗人等逞口腹之欲,饥肠辘辘的向午时分,一位市井男人嚼芝麻烧饼,惹得人人侧目。“毕竟是马路地方,贫贱富贵人人立得,百万富翁要看飞机,叫花子也要看飞机”12,大马路上的无贵贱,无等差的公共活动,每人都有发表意见、采取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上海的科学与民主,起始就是这样。

故事(三):

“玻璃丝袜”的故事转向微观日用,是赵钱孙李的百家姓故事,也是物质现代化的时装文化的一隅。故事更转换性别重心,落实在男人以外的女性——小李太太行走江湖的能干历练。她穿着玻璃丝袜的小腿一路展示女性娇媚,其韧性非男人可比,更在危机中化险为夷,在一群男人眼中日益提高地位。误入匪窝,小李太太竟然成就了一桩向山中大王宣讲时尚的启蒙功业,现身说法地讲述旗袍、高跟皮鞋和西装。

从江湖回归海上,玻璃丝袜的生意幻生出老孙对西人铝业的投资股票,又终于幻灭。赵钱孙又得空吃茶,财散人复聚,往事如烟看不透,却在其积淀中识得一个关于女人的道理,小李太太这般女人前所未有。一个海上女人的叙述就此诞生,是性别书写的开篇,也是一个现代神话:“飘忽若神,……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若往若还”,小李太太的丝袜高跟鞋堪比曹子建笔下的洛神风韵。

故事(四):

阴魂缠腿的“陆家石桥”故事,比照故事二中的小李太太,于展示现代性方面是进一步退两步,是为表达上海历史的参差。方浜是上海县城两道主要河浜之一,河上有一座陆家石桥,桥下葬着一位未偿风流孽债抑屈而死的陆姓女子,每当有逢婚娶之年的男子过桥时,皆有被魂女虚凰求凤的可能。过桥男人的心理在拉锯:风流向往寓危机,人世寂寞少浪漫,实在是“人生观”与“人死观”的缠斗。药店账房周老先生就是过桥逢上纠葛的一位,他时而有《红楼梦》中贾瑞的愿望,时而又在惜命心思中战栗危惧。周老先生的聊斋梦已经向都市欲望转化,美梦成真与“仙人跳”携手,次第而至。现代市政建设终于拆除了陆家石桥,可算一次寻根究底,祛除了陆家小姐的梦魅,新增了现代性的梦魅。

故事(五):

“名旦之口”说一位牙医留日归来后的故事。在东洋饿着肚皮读完颌面外科专业的程医生,弃医从商又经商失败,在妻子面前愧悔作势,得到宽谅,转身回来开了诊所,却门庭冷落,只做些江湖医生拔蛀牙的零碎生意。他把诊所挂号室分租给不乏江湖气息却又经营有术的川沙商人,维持诊所门面的同时也得到一点启发:行医也如经商,要有出格的创意。他终于在陪太太看戏的时候,找到了契机。台上饰演贵妃的名旦唱做俱佳,只是牙齿黄黑,欠一点鲜明。程医生回来连夜给名旦写了封信,接着歇业两个月去游山玩水,由那名旦四下打听搜寻其诊所何在。归来后,首要的事务是给名旦做一副皓齿。因名旦义齿这一物事,程医生颌面外科医术扬名海上。

四、灵根自植

《海上繁华梦》故事写作发表时节,正是小说家们诗情主体“喧哗”的时代,文坛上“充盈着诗情,人人都是诗人”13,他们要寻找适合展开中国小说个人叙述的“新背景”。时至今日,我们有后见之明:那时小说家幡然醒悟,要建构自己的前所未有的小说诗学并持恒践行。王安忆《海上繁华梦》注解了“寻根”,寻找的主体不创生新背景就没有当代小说的新动作、新格局。一代小说家的寻根不为在文化传统中寻找叙事的合理合法性,返视过去是为设置一个更深邃的舞台布景,宗旨是获得文学行动更多的台前自由。从文学观念史看,“寻根”观念异于同时翻译介绍的现代派理论,它是作家反思现状后有纵深感的理性思考,也是中国作家未曾充分理论化的理性自觉,它作为践行着的诗学一直存在于那一代作家的文学创造活动中,是一群固执坚韧的践行者。

如果没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运动,我们的当代小说会一如既往地只盯着眼前的现实,终归是短视的14;如果止于文化寻根,写出来的小说终究只能是人类学、风俗民情的诠释。小说不宜厕身历史文化实证,而是要虚一点,在实有之中开掘虚无之上的“灵”,对小说家提出“灵根自植”的要求,必备者是体现为小说家有根柢、显根系的个人诗学。王安忆的小说诗学在《海上繁华梦》中已经露出端倪:她把都市上海的上溯过程变成世代人物生命的植根与变易,安排人心与生计可以附丽的物事,用习染时尚、烙印义理与制度的人们标记时代更迭。在这几个故事中,都市小说诗学建构的主要元素略已具备,它的完善则有待持续的践行和修正。下文将选择聚焦王安忆小说诗学的几个关系要素来讨论《海上繁华梦》。

第一个要素,“都市”的空间关系。在中国给“都市”找个对照的意象一定是“桃花源”,人可以在狭隘封闭的山谷中自给自足,那里无“市”,没有不同空间的人际交往。从临时的集市发展为固定的城市,而后也会陷入在山海阻隔面前的自我痼闭,人类克服这个限制的最大努力即是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海上繁华梦》的第一个故事从水上开始写都市前身,而不是沿溯史书从陆机等文人名士说起。“海上”须依靠当地密布的水系才能通江达海,故事(一)依从闽粤海洋风俗祭祀妈祖,江边即海上(清代上海县小东门外江边十六铺建天后宫)15;故事(二)从漂洋船延伸到外国飞行器来海上表演,天空从来只是文学兴叹的对象,现在由飞机变得无可阻绝而任意交通。这两个故事拓开了一个海天辽阔的空间,由上海县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的现代繁华梦日渐汇集了男男女女形形色色的生活,空间随时间流动。

“都市”意味着包容,形形色色生活的多样性、多元化,乃至全球化都在其中,因而它是众声喧哗的场域。处于不同立场,富有不同经验的人群对事情的反应殊异。一次飞机升空的飞行表演,没有成为新的英雄崇拜,却仍是《山海经》的奇闻异谭,芸芸众生执着于对科学的蒙昧态度,扎堆起哄觅食的看客身份与现代都市市民的身份内涵之间还有一道鸿沟。王安忆对都市的把握,截然不同于晚清李伯元、吴趼人、海上漱石生,她不耽于“奇闻”“现形”“怪现状”,还有超越单个经验、时过境迁之后返观且富有包容性的审视空间。

第二个要素,人事与物事互动,世故沧桑和世态人情共生,这也是时间性的关系。论者曾就王安忆长篇小说《考工记》讨论其小说美学的“人·物·事”16,而其《海上繁华梦》之前的一系列小说中就致力于这三者相互为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物”的时尚与时代标记、作为人的生计的品质、持续生发事情、事件的功能,至于三者相互为用的圆熟技法则是随创作进展而日渐老到,《海上繁华梦》中的“玻璃丝袜”“陆家石桥”还不足以与《考工记》里的“煮书楼”、《天香》的“天香园绣”相提并论,《天香》《考工记》倾长篇之力而述一物的功夫是几十年后的炉火纯青。

“玻璃丝袜”曾经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是女性时尚装扮的一部分。这种摩登物品彰显出小李太太入时、应变的素质与能力,也是老孙与小李夫妇等同行贸易(类于“跑单帮”)的商品,是其盈利与再投资的资本。小李太太的玻璃丝袜与高跟鞋完成了其摩登女郎的形象,难得摩登风韵与江湖风尘合二而一,更让她超越了时髦女人广告的刻板印象。老孙的两箱丝袜生出两箱钞票的经验已经是个神话,更生成大洋彼岸的铝矿股票的黄金梦。有朝一日,变为两箱黄金的梦想幻灭,老孙蚀光资本,又两手空空地回来作赵钱孙李的吃茶闲谈。“陆家石桥”的造与拆历经前现代与现代的上海,伴随男女遇合的缘生缘灭、真情骗局,做鬼也不依不饶,是真实也是虚无。上海市井人生的现代性正是如此。

《海上繁华梦》的故事组合还不是“人·物·事”小说美学培植的沃土,这些表面互不相关的故事,一般会被处理成人浮于事、物象罗列、过眼烟云。言之有“物”而加以特殊的装置设计,确保“人与事相互为用”17,已经是《海上繁华梦》所能做到的极致,所以王安忆说花了数倍的精力讲这几个故事,总算不是事倍功半。这个作品还未能保证由“人物领导着事实前进”18,虽然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发展成有一定篇幅的独立小说,但王安忆要完成的是为未来都市小说创作提供“背景”的装置功能。几个故事中,人的脉络唯有“女人”一脉突出。小李太太可谓晚清民国新人,“漂洋船”故事的脊梁是身为妻子、母亲的女人与保佑海上的天后妈祖,“陆家石桥”络绎出现不同时代、生活态度与手段不一的女人,“亮齿”名旦男扮女装,她/他与医生太太共同成为诊所转运的契机,连万人空巷看“环龙之飞”也是男女混杂,机会平等。“上海女人心”与“生计”的关联,是日后王安忆“寻找上海”写作中调度全部经验与想象发展的主题之一。《海上繁华梦》对“事”的处置,首要的成功在于控制,连绵络绎的一大堆事极易陷入臃肿、凌乱,须有控制的手腕;其次,是“事”能关“情”,她写的是“事情”,因而与上海通俗生活写作的“事件”“琐事”划清了界线。至于言之有“物”的成绩,“玻璃丝袜”足够令人惊艳,虽然比起《考工记》的“煮书楼”能够作为主角尚欠一筹,比起“海上小说”洋场装点与“文化研究”的物质文明,如出版印刷文化、煤气灯、救火龙等,自是另类有生命、有灵气的运用。

第三个要素,以实构虚,是事实根由与虚拟构想的关系。中国小说的虚构理性源自俗语“小道”,那是《汉书·艺文志》所谓“道听途说”,但地点不明的“道”“途”与来源不确的“听”“说”,往往也有些许实物根苗用以想象为凭,大荒山青埂峰与绛珠仙草仍需要那块石头的所在与花草形状。王安忆《海上繁华梦》的故事虚构总有一些事实或物事根由,远非晚清民初吴趼人、包天笑等通俗小说家泥实于新闻而做编辑剪裁。韩邦庆能超越一点,他也说“陆家石桥”这个物事,用作《海上花列传》虚构叙事的导引,叙述人“花也怜侬”引出赵朴斋从桥上被撞跌一跤,而后的生涯都与“花事”相关,自己与长三书寓中的年少女仆大姐结合,连带着妹妹赵二宝也入了这“长三”行当而高悬艳帜,此后陆家石桥就尽了职责退场,没有王安忆那贯穿故事首尾的结构功能。

《海上繁华梦》与王安忆此前的小说虚构有何区别?境界拓展第一,此外难以缕叙。有一个实例可供玩味,仍然是“玻璃丝袜”。中篇小说《大刘庄》在作者生活过的上海与皖北两地交叉展开叙述,小说叙述目的为让上海学生插队落户有归属地。其时上海某父亲是个背时人物,接受入时人物的外调质询,讲到其表哥在抗战期间的生意:“做成功了。听说,他带去的是两箱玻璃丝袜,带回来的是两箱钞票。”19这种不足为据的“听说”,是他日逐与外调人员打交道自保与保护被查关系人的伎俩。故事的连带想象是那位表哥善于投机,被调查的结论反正坏不过投机商身份,这背时的受询人未必不是在虚构一个于人无损的故事。《海上繁华梦》中的老孙贩售玻璃丝袜形同《大刘庄》里的表哥,然而老孙不止于此,那两箱钞票再资本化,于是成为国际投资。小说为人物选择买铝矿股票的投资方向,叙述背后有关于铝业的全部历史知识:小说陈述的“那铝实在是比黄金还要宝贵的东西”,至少是更上个世纪的事情;1911年,化学家霍尔因发明、提取铝的成就而赢得美国化学工业最高奖——珀金奖章,此举惠及美国的东亚研究与“燕京学社”,也带动铝矿的投资,老孙便落入了不明所以的陷阱中。王安忆好像并不考虑小说叙述与世界铝业实况的时间错乱颠倒,她以实构虚,虚构的世界比实况记录更重要。不仅老孙的资本来源夸张,丝袜——钞票——铝矿——黄金的虚构逻辑更是空中楼阁,它需要一个合理解释,这就全赖生花妙笔了。这玻璃丝袜为何会有这么好的销场?小说安排小李太太做了个活广告,她穿上丝袜高跟鞋的小腿征服了同行的一众男人,占山的大王也艳羡她的风姿。若非小李太太,则无从体现这一物事的时尚与性感,人与物的结合才有了活色生香的效果。然而,小李太太绝非花瓶,她既能收服男人,也能征服市场,现代上海女人的生计盘算、魅力、能力与胆识,才露一角冰山呢!玻璃丝袜会有这么多虚虚实实的腾挪变化!“环龙之飞”是更大的虚实调度,不仅把欧美人的航空技术与飞行表演时间提早,而且移置于完全没有航空业基础的东亚上海,市民与科学的距离、飞行与佛教并举把中国现代性的尴尬戏剧化展示出来,上海就这样走向现代繁华。然而小说几个故事的叙述重点几乎都是外在的,心灵的真实与虚无无法在概述的故事中体现,或者说其时王安忆还没有前行到这个地步。

第四个要素,弄堂与外滩的关系。这也是都市陌生人游览与老城厢市井居民生计的相左关系,这重关系不仅为上海所特有,也是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下水道及芳汀生活区的关系。轮到本雅明《波特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讨论文学,作家已经不是雨果那样的人道主义的关怀者,而是一种“游手好闲者的注视”,这种目光是异化者的。波特莱尔也有梦,“在梦幻中,城市时而变成风景,时而变成房屋。二者都走进百货商店的建筑物中。百货商店也利用游荡者们销售其货。”20上海被比为东方巴黎,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刘呐鸥也许和波特莱尔相近,但是王安忆不像波特莱尔对拱门街一样需要外滩,弄堂女孩也会看百货公司的橱窗,更实惠的是几分钱一碗的没有肉的牛肉汤。王安忆笔下的十六铺比外滩更有吸引力,非但《海上繁华梦》不涉及外滩,《考工记》也不曾涉笔,《长恨歌》里的程先生住在外滩一带马路边的高楼上,而他也正是从高楼上面跳下来结束了生命。洋场建筑几乎被王安忆的小说放逐了,《长恨歌》叙述的重心是“上海这城市最少也有一百条平安里”21,步小李太太后尘的王琦瑶也是个复数。王安忆的都市小说诗学不看重个人抒情,她写熟悉城市的居民,不写以异化、陌生的眼光看外滩的西洋建筑群。

王安忆小说中的都会上海大致属于女人,叙述对于上海男人们熟悉与描写的洋场兴趣了了。外滩大马路到五马路的洋场在一百三十年前就像巴黎拱门街一样成为地标,世界建筑文化到20世纪30年代陆续完成物质呈现,洋行、报馆排列在黄浦江边,犹如没有围墙的博物馆。铅字印刷文化在此洋场中心铺展,是墨海书馆、《字林西报》(英文)、《申报》馆等。移民进入上海寻求发展,办公司、大公馆,不同层次与人群的生意、生活、生计打成一片。这些地方不是住人的,若在此寻根,那会寻到外国去。都市交通的有轨电车会进入后续的小说中,《长恨歌》的鲜明意象有那午后、夜晚的有轨电车“当当”响声,既实有却又虚无,不经意又是故意地布置成文章线索与肌理,与上海的生活变化同一。

把握这四大要素,王安忆寻找上海的都市小说诗学建构,得其大半矣。

五、结语

寻根即植根。文学研究更应关心的是一代小说家经历寻根运动而植根何处?王安忆的小说植根都市上海。王安忆确定“寻找上海”的目标,寻根主体驿动不息,走过一程又一程,找到一站又一站成长中的都市,寻找中的主体一次又一次遇见、找到那一个上海城市里的目标。《海上繁华梦》的五个故事,分散着要寻找的目标,又开放、延续寻找的空间与过程,然而什么时候才是寻找的究竟?答案是小说家一直寻找下去,这是作家写小说的宿命。

王安忆寻根首先是寻人,寻找住着人的地方,那个熟悉的自己居住过的地方。物是人的寄托,是属于上海人的东西;事是人惹出来的,上海人生出的沟通世界的事。

植根的土壤是什么,在人的心里,文学的根苗即是心苗,所以说参透寻根便是“灵根自植”。建构属于自家的小说诗学,自由自在地去践行,写出那个能自己活起来的有根之人,作家也就根深了,作品就不会速朽,王安忆已经有了些根深蒂固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