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报刊刊载辞赋的特质及新变

日期：2021-02-05 07:19

在清末民初文学研究领域,报刊文献史料占有重要地位。其作为近代以来文学传播的新载体和研究资料库,已成学界共识。近年来,研究者从近现代报刊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近现代报刊刊载词话、创作小说、翻译文学、广告等诸领域给予梳读和阐发,并取得一些颇有新见的成果。但当时报刊毕竟数量庞巨,包罗万象,不少论域还亟待开掘,譬如所刊载的辞赋就未引起学界重视,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的辑录与研究,与其固有的文学文化价值有较大差距。这一方面与当时报刊资料浩如烟海、散失普遍、整理工作费时费力、辑佚难度大有关;另一方面亦因赋这一文体在近代已难挽衰落之势,除少数知名赋者,大多数皆湮没无闻,遂为学界轻看所致。但作为文学文化转型期的独特文学镜像,我们对近现代报刊辞赋进行梳理、辑佚、阐释和研究,既有反观当时世界局势、家国大事、民间事象、文化冲突、世俗生活的标识功能,亦有史学、文学、文献学、传播学等多维度的学术价值和比照意义。

一、 近现代报刊刊载辞赋的概貌及研究

辞赋是中国独有文类,形式介于诗文之间,谓之文学国粹。作为传统文学中广为知名且延时久远的文体之一,经两千余年的累积,历代辞赋虽不及诗词那般体量庞大,却也卓荦可观。据龚克昌估算,我国辞赋总量应在20万篇以上1,数量委实惊人。而对历代辞赋进行搜罗汇总亦为诸多赋贤所重,代表如张惠言《七十家赋钞》、陈元龙《历代赋汇》、鸿宝斋主人《赋海大观》、赵维烈《历代赋钞》、王修玉《历朝赋概》等,成为研究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辞赋的重要资料库,文献价值甚大。但上述赋汇均成书于近代之前,故清末民初的辞赋文本还未有专汇录收。在大量网络数据库未投用之前,《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民国丛书》等库书是研究晚清民国文学的重要参考文献,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共30卷)辟有《散文集》《诗词集》《戏剧集》《翻译文集学》等,可谓详备,但由钱仲联先生主编的《诗词集》并未录收近代赋篇。后两套库书也未涉及辞赋及相关研究著述,实为憾事。另据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清代卷》收录情况统算,共辑入清代辞赋家4810人、赋作19499篇,纂者主要从清人专集和别集中遴选,重在对《历代赋汇》《赋海大观》等汇集的延续、补缺。赵逵夫《历代赋评注》(明清卷)选目则以大家名篇为要,重评注而非文献辑录的全面性,仅收清赋30篇,实乃冰山一角。而目前学界相关“赋汇”专书收目时间下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忽略了一个重大文献源,即近代报刊资料。我们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上海图书馆馆藏中文报纸目录》《上海图书馆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等索引篇目钩沉,另据《全国报刊索引篇名数据库》(1833～至今)的库录量,报刊由西洋引进后,自1838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登载《东都赋》等赋作开始至1919年,在报刊上署名撰发辞赋者逾百人,还有众多作者笔名待考,更有一些赋作无署名。我们以“赋”为关键词检录数据库,相关资料大概有3000条左右,除去研究赋法的文章,以及一些题名为赋但实与文学之赋无关的词条外,大概有2000篇左右的赋作刊登在当时的报刊上,而这些赋作几乎未收入当前出版的任何一部辞赋汇编和集成资料里。如果算上一些以“文”“歌”“辞”等命名的赋作文献、未录篇目及一些交叉类型,近现代报刊所载辞赋文献应在3000条以上,而目前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梳理和研究。我们如果将时间节点延长至1949年,则报刊所载赋作应该更多,数目更为惊人。即便白话文运动后古文创作的受众已锐减,但我们可通过报刊辞赋的发文概貌,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整个文学史的变迁,并借之认识传统文学类型的现代面向,这也是文学研究多元化的要义所在。

因近现代报刊刊载辞赋资料辑佚后延,也就拖累理论研究的及时跟进;加之研究清代辞赋的学者不多,故近现代辞赋的研究著述就更为少见。原因存于两端:一是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大潮,传统诗词歌赋创作已经走向衰落,并逐步让位于小说、戏剧等通俗文体,尤其翻译文学也大举侵夺传统文学的空间,民众对传统诗词歌赋的兴致和关注日渐减弱;二是近代辞赋名家较少,资料的汇集和整理比较滞后,难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研究者也轻看近代辞赋的艺术水准,认为近代辞赋和先唐相比实在不值一提,甚至和晚明初清也无法相提并论,遂为学界所轻,这就使赋学界研究近现代辞赋的成果并不多,零星而不成体系。就目前研究所及,仅有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许结《清赋概论》《论清代的赋学批评》、俞士玲《论清代辞赋的变革》、龚喜平《明清辞赋述论》、邹晓霞《衰落中的时代强音——近代赋小论》、詹杭伦《清代赋学的几个问题》、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清代赋学繁兴原因论》、常威《民国游戏赋研究》等著述对近现代辞赋有所论及,但这些成果关涉的辞赋主要集中于近代几个名家,如易顺豫、王闿运、章太炎、黄侃、刘师培等人身上,且支撑文本大多从专集、总集等现书中引述,很少从报刊中进行发掘,遂限制了研究空间的拓展。

总之,从目前的赋作汇总和理论阐述来看,还有十分庞大的珍贵资料未进入辞赋研究者视野。因此,对近现代报刊中的辞赋进行阐释爬梳、钩沉和描述,可使我们对文学史的丰富性与多种可能性产生更为直观的印象,其学术史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也是值得期待的,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写、至少是丰富中国赋学史,并能极大拓展近现代赋学研究的路径。

二、 近现代报刊刊载辞赋的类属及特质

一般认为,由于古文在近世的逐渐下行,赋这一中国古代最为宏伟的文类陷入“时序、体式、风格、资养、文词‘五穷'困境”2,既无汉魏六朝时的博丽铺采,也无宋元明清时的体式才学,创作整体走向衰落,和古典诗词曲一样“体变已穷”,峰期早过,知名作品难觅,难免出现了末代气象。对于近现代辞赋的整体概貌,马积高的判断是:“这一时期的赋,总的说来是趋向衰落了。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而人们对赋体的看法长期存在着偏见:总是把汉魏六朝赋作为准则和典范,认为它不便于迅速反映现实,更不宜于通俗化。”3此说颇为在理。当时虽有章太炎《木犀赋》、黄侃《南归赋》、刘师培《出峡赋》等少数佳作刊出,且以骚体形式拟就,规矩典雅,文字佶屈,典故不常,一时传诵,但章黄师徒、刘师培等晚清学人皆以学术研究立身,辞赋撰作终非所长。当然,因他们深谙国学精髓,熟读古代经典,与同期报刊中的其他辞赋相比,尤见功力,艺术造诣也高,即便置于历代辞赋中类比观照,亦属不可多得之佳构,可惜创制太少,难成主流,仅为古典辞赋之近代余响而已。

虽然晚近辞赋和传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就近现代报刊所载辞赋形式而论,赋之铺陈特质并没有被丢弃,文体特征还是较为明显的:体式或骈或散、或诗或骚,句式或四或六,或用典或拟古,继续秉持传统辞赋的撰写范型;为文讲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大气铺排,夸饰尚虚,锻字炼字等;而内容上,由于时代巨变导致文学文化的更新和转型,近现代报刊所载辞赋还是表现出诸多新质,也有其可圈点之处。我们通过现有文献的爬梳剔抉,近现代报刊所载辞赋的类属和特质大体可归诸下述几端:

(一) 伤哀赋

这一类赋,赋者继承传统哀伤赋之体例和构建技巧,进行拟作。当然,近代赋家在模拟古代经典赋篇时,加进了自身的时代背景和个性化书写习惯,主要以1874年《瀛寰琐纪》登载的几篇长赋和黄侃、章炳麟、康有为等人的赋篇为代表。如康有为《哀仲姊文》、章太炎《哀韩赋》《哀山东赋》、黄侃《伤乱赋》等。伤哀赋最具表达力量之作是沅浦词人(金应麟)的《哀江南赋(并序)》,模仿庾信《哀江南赋》而作,只是将时代从南北朝置换到了晚清,哀叙遭受太平天国战火、英军铁蹄蹂躏下的江南,民众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已非昔日富庶宁静的水乡,通篇充满爱国情怀和对外来侵略的谴责,并对清廷上层的顽固保守给予严厉批判。它“不仅在清代的赋中是一篇杰作,在汉以后的赋史上也是一篇较出色的作品”4。此外,署名金栗道人的《哀江南辞》、绮庐的《哀江苏》《哀南京文(并序)》、周浩泉的《哀山东文》、周方镜的《哀东京赋》、江禾的《哀南宁赋》等皆属拟庾信《哀江南赋》所作,风格相承,丰富了伤哀赋的内容和质地。另一伤哀赋代表则是陈倬的《哀吴都赋》,题虽拟左思的《吴都赋》而作,但风格恰反之。作者自序云:“昔庾信作哀江南赋,身居北朝,不忘故土,仆吴人也,粤匪肆乱,久踞金陵,庚申春夏,始窜杭郡,继陷苏垣,蹂躏东南,不堪言状。”5故撰赋以哀之,描摹南京这一昔日名都,在太平天国的动荡年月,到处千疮百孔,生灵涂炭,流民失所,已无左思笔下的富丽繁华景象,足以引起世人哀思惋叹。

除上述数篇伤叹本土之赋,还有一些哀惋外邦之赋也值得倡扬。如《哀朝鲜赋》《哀波兰文(并序)》《哀阿国赋》(阿国为埃及)等赋篇。譬如《哀朝鲜赋》以朝鲜被日寇吞并为题,警醒执政者防范日本的虎狼之心:“五年一变,十年一割,虎视狼贪,鲸吞鹰喙,防美慑欧,勾心斗角,扰扰焉,攘攘焉,四面楚歌,直有似乎千丈一落,三韩八道,旗不见龙,舆图一角,色已变红,前日拱北,今忽徂东,中外未合,日韩乃融。”6以之说明积贫积弱的中国,自身已是难保,更遑论保护附属的朝鲜了,通篇具有明显的忧患意识,体现出赋者的世界胸怀。可以说,这些模拟古代名篇所作之赋,虽缺少文学形式上的创变,更不可能超越前人之制,但意义在于题材的新变和扩展:赋不仅可以铺陈夸饰描画景致,亦可用来表述时局之变、针砭人性得失、书写国民之殇。这些赋作,虽然审美价值稍欠,艺术水准不高,但在晚近中国四面受敌的时代语境中,其反侵略、促觉醒的社会功能还是值得首肯的。

(二) 反战赋

反对战争和反思治乱,历来是人类文学表现的恒常主题之一。在近现代报刊中,著者依凭辞赋强大的表达功能,描述近代世界的发展变迁,力求超脱单一的民族视域,使民众了解目下时局的新变,以扩展国人视野,故爱国题材和反战主题成为赋家反复呈现的内容。如《直奉交争感赋》云:“干戈扰攘几时清,南事未休北又争。兄弟阋墙人窃笑,应思国是念民生”7,体现出对内战的担忧和对军阀混战的批判;再如《革命赋》《胶州湾赋》《强俄窥边赋》《伤乱赋》《松江光复喜赋》《南方乱事赋(仿阿房宫赋)》《复辟赋》《中华国赋(仿阿房宮赋)》《国耻赋》《歼倭赋》《闻日本投降喜赋》等赋篇都关涉战争题材。而这些以战争及其相关事件为书写对象的赋作,旨在引导国人从闭关封锁的狭隘眼光中走出来,认清时代巨变和严峻局势。上述爱国反战赋中,《强俄窥边赋》可谓是一篇振聋发聩之雄文,逻辑性强、驳论有力、例证得当,体现出赋家纵横捭阖的历史思辨性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开篇云,“廿年纵敌,一国无师,瓯看渐缺,鼎患终移,伤哉!俄患之深,开门自揖”;接着援用历史典故进行驳论:“石敬瑭呼契丹作父,康王构以秦桧为贤;图录而燕云可割,旌旗而马嵬不前;金已渡江,死宗泽于河上;玉坠委地,失李牧于代边。”8振聋发聩以警醒决策者,以史为镜,方知得失,所有入侵者都不讲信用,与俄相处,务必高度防范,当心开门揖盗,引狼入室,不失为一篇佳构。而《复辟赋》的作者虽云“聊为怪话以讽当时”9,却是一篇严肃而有深度的作品,赋者以袁世凯和张勋复辟闹剧为讽喻对象,阐述民主共和已深入人心,任何妄图复辟帝制之举皆是倒行逆施,失败应属必然。而《吊沪战场文》则以夸饰手法铺陈淞沪抗战的惨烈,“荡荡乎焦土无垠,鸡犬不闻。断堑萦带,颓垣纠纷。长江水赤,血染沪滨”10,冀望民众奋力抵抗外来侵略,不忘国耻。应该说,这些表现战争题材的辞赋,不但主题严肃,而且也写出了深度。晚近以来,“战争给了无生气的文学带来了新的表现题材,也带来了新的兴奋点。这种兴奋暂时为老态龙钟的古典文学涂抹了一层酡颜”11,扩大了辞赋的表述空间。当然,就文学的审美价值而论,“这些在赋史上首开现代意义的爱国抗敌之题材的创作,时代赋予了特有的价值,但其表现悲情的方法、结构等,又不出前人范畴,所以就赋体艺术而言,并无创建”12。但也应看到,辞赋艺术的新开拓,汉魏六朝后已难突破,因此我们也不能以艺术性欠缺而对其加以否定。

(三) 鸦片赋

对外来物事,特别是对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负面冲击的元素进行批判,是晚近报刊辞赋的重点内容,其中以鸦片为题的赋篇最多。两次鸦片战争的溃败,在知识精英看来,“既是愧对列祖列宗的奇耻大辱,也是暴露积贫积弱的奇祸巨变”。13朝野上下尤其是进步文人认识到鸦片是社会的痛点和毒瘤,于是撰作鸦片题材赋不断刊发,不下百篇之量,其中以《吊吸鸦片文》《戒烟会告白赋(以恋久不戒命终伤人为韵)》《戒洋烟赋(以国法森严互相劝戒为韵)》《吊烟鬼文》《洋烟赋(仿阿房宫赋)》《戒鸦片烟赋(以若不回头后悔迟为韵)》《烟精出游赋》《鸦片烟赋(仿阿房宫赋)》《洋烟赋》《瘾客妙思赋》《鸦片烟精歌》《鸦片烟赋(以毒人至死有家必破为韵)》等为代表。鸦片销入中国后,一时烟馆林立,民众旦夕吸食,羸弱国民遍布,对国家、民族的毒害有目共睹。虽然政府推行禁烟举措以限制鸦片横行,但民间吸食、种植鸦片仍蔚然成风,即便官方打击力度不断加码,也难以禁绝,这种现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忧虑,于是他们以鸦片入赋,意在告诫国人应警惕毒品巨害。而鸦片赋皆以强国富民为出发点,且在整个晚清报刊所载辞赋中较有代表性,甚至到了民国中后期还有大量鸦片赋见刊,足见鸦片对中华民族所带来的创伤性记忆是持久而深刻的。赋家极力描摹鸦片“可以瘠人之肤,可以采人之色,可以消人之家,可以蠹人之国”14的毒害力量,活现吸食者“一枕闲情,半生懒态,直竹横吹,矮灯斜对,笑今朝面目可憎,问昔日英雄何在,入室则烟霞护体,岂是乘云,出门则枪炮随身,俨如发对”15的羸弱丑态,民众一旦染上毒瘾,从此手持烟枪,成为烟精,沦为废人。“夫烟精之为物也,不慎初时,至成今日,骨瘦如柴,面黑似漆,不过一息生存……,黑米不需五斗,此辈便肯折腰;红丸赠送一樽,劝君毋重屈膝”。16一旦吸毒恶习上身,民族大义、孝悌伦理、个人尊严等统统被抛诸脑后,这对国家和民族而言,是极大的灾难。而辞赋发挥自身铺陈和夸饰的文体优势,将鸦片对国家、民族、个人的毒害展现得淋漓尽致,极大丰富了近现代鸦片主题文学的表达维度。

晚近很多报刊不但载发鸦片题材的文学创作,还刊登大量的禁烟宣传,如早期报刊《益闻录》发布的禁烟禁赌告示、《万国公报》登载的劝戒鸦片烟启事等,都是利用报刊及时性的特点进行禁烟宣传,呼吁民众自觉抵制鸦片,以富国强民,修身健体,体现了当时知识精英“抵抗烟毒泛滥,救民族于水火之中所作出的不懈努力”17。当然,从文学性维度观之,这些同题赋作十分相似,且多以戏拟之法写成,阅一篇即可窥全部,所谓“愤心而为骂世之文,随便而作劝人之赋”18,刊登热点和关注点是其首选,这也是报刊文学的常态之一,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倒是其次。但人们在捧腹之余,也消解了世变之际离乱无常、生不逢时的时代压抑感。

(四) 新物赋

近代以来,国门开启,域外新物不断涌入,诸多迥异于中国的新物件,引起国人的极大好奇,于是赋者纷纷描述外来新知识、或新事物以拓宽国人眼界,普及科学常理。这一类赋以《轻气球赋》《自鸣钟赋》《电气灯赋》《溪西渔隐瓦灯赋》《铁道赋》《飞行机赋》《南裔异物赋》等为代表。如《轻气球赋》模仿司马相如《子虚赋》而作,洋洋洒洒一千六百余字,将轻气球这种国人稀见之物描述得活灵活现,既能普及外来新知,又能满足文学审美。开篇云:“有以轻气球为问者,海客为之迷,所闻曰:是即天船之别名也,并为之赋,以纪其事。”正文展开奇特想象加以铺排:“今将乘云气以遨游,御清风而往还,纵横乎八表之内,上下于重霄之间,岂非人生之快事,而世宇之奇观也哉。……云可乘也,风可御也,八表可纵横也,重霄可上下也,斯时也,吾愿鼓枻前往,浮槎远游,以高挹群仙而俯视五洲。”19赋作表达了对轻气球这种西方近代传入的飞行器的好奇,并进行天马行空的想象。既有庄周梦蝶逍遥之风,又有汉赋铺张扬厉之范,体现出赋这一文体诡谲奇异的书写优势。除飞行器外,国人眼里的近代外来物件,最为神奇的非电灯莫属。赋歌咏电气灯云:“物有天工,人夺法巧,色妍鲜明,有耀熠烁无烟,闪电气于蜃楼之外,现灯光于马路之前,看来彻夜光明,奚殊白日,谈彼运机神妙,中选青钱,原夫灯之始也。”20当电灯点亮的一瞬间,“若雨乍至,新月倏升,光争皎洁,焰剔玲珑,质荧似玉,辉灿比星”21,光亮耀眼,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心动神移。这些动人的描摹,既能将这些新物事的基本特征呈现给国人,又能在文字上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读者读完之后,也就无形中熟知这些东西的基本性能了。正所谓“当观于制造局之机器而知功用之巧拙;观于招商局之轮船而知商货之盈亏。此外石印书局、电报局、电气灯、自来火、自来水,各公司皆当一一身历目睹,以穷其理而致其知,复退而与格致书院诸君讲求而考论之,以求其益精而匡其不逮”22,体现赋者与时俱进的时代敏感性。近代国门打开以后,西方列强带来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还引进了西方的工业文明,以及诸多为国人所不谙的新鲜科技,异样而奇特,赋家及时跟进描述,既满足好奇,又普及新知。当然,这类赋正是“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社会生活的繁富,创造主体的审美范围必然相应地扩大,由祖国的山川扩展到异域风光,由传统的历史文化转换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这也是社会进步在文学上的一种反映”23,意在鼓励国人勇于学习西方的科技成果、器物发明,不断探求未知领域,实现技术跟进,以重构国家的秩序伦常。

(五) 洋事赋

这一类辞赋以对外来文化和宗教元素的描述为主,赋篇以一种他者的眼光凝望、审视和想象着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洋事洋物,对读者吸引力最大。代表如《东瀛览胜赋》《洋场赋》《上海洋场赋》《洋药赋》《租界马路赋》《海上青楼赋(仿阿房宫赋)》《学堂赋(仿阿房宫赋)》《商业场赋(仿阿房宫赋)》《洋骚赋》《吊上海洋场文(仿吊战场文)》《模特儿赋》等。其中,《上海洋场赋》是这类辞赋的代表作,整篇一千五百余字,既有上海近代开埠以来洋场勃兴、商业繁盛境况的描写,亦有对洋场中夜夜笙歌、纸醉金迷等现象的批驳。“若乃陈大餐于曲室,列番菜于长筵,罗醴荐以实俎,进弯刀以着笾,馈羊胛于异国,来拘医于穷边。……若夫烟市流娼,茶坊荡妪,狐媚倚门,蛊惑行路”24,西方新物事进入国内,在开拓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伴随诸多负面元素,警醒国人应冷静抉择。《东瀛览胜赋》则铺排邻国日本的风物人情,赋者尤其感叹已成为东方现代文明先行者的日本发达盛况:“乃博览文明之盛,学校如林;纵观商业之奇,工场高迈,电气乾坤,电光世界,电线之标柱,多于藉田之农夫;电车之导线,多于机上之丝缕;街道行人,唯闻木屐之声,绝无喧嚣之语;商贾之贸易,半是静淑之少女”。25虽极尽夸饰之能事,但也可使人们了解历史上一直学习中国文化的日本,是如何抓住近代变革的机遇,一举成为脱亚入欧的强国典范,触动甚巨。《学堂赋》则歌咏新式学堂的优点,“三场毕,四海一,科举黜,学堂出,林立二十一省,日兴一日……,校旗高悬,望似游龙,生徒进退,翩若飞鸿,课堂铃响,各就西东,欧风亚雨,其乐融融……嗟来乎,学堂之兴,共和之基础也。”26让世人明了新式学堂代表着教育的先进方向,是未来立国的基础。此外,基督教题材的辞赋也是表现异质文化的代表之一,计有《耶稣降世赋(以预言救世主笃生为韵)》《耶稣诞赋(以今日救主为尔生为韵)》《救主钉十字架赋(以钉之十字架为韵)》《辨诬赋》等。如《辨诬赋》认为基督教“劝人弃邪归正也,其心甚切,其理甚真,而人往往毁之,谤之、迫害之”27,它既被称为欧美文化的重要内核,自有其合理之处,一贯加以诽谤定有失偏颇。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宗教题材的赋主要登载在教会主办的报刊上,目的是为传教之便,著者以赋的形式介绍西方基督,足以见出教会报编者的意图:一是普及国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二是宣传教义并发展教众,实是一举两得。

(六) 除陋赋

陋习是指悖离社会公德、严重贻害社会的负面行为。大凡良知作者,都会批判、揭露陋习之害。近现代报刊除陋赋充分发挥文学的劝讽功能,以反对旧观念、革除旧习性、倡导新生活。其矛头指向酒色财气、吃喝嫖赌等人类恶习,冀望引导世人回归常态生活,具有进步性,指向实用性。代表赋篇有《酒色财气赋》《戒酒赋(以醉乡急宜回首为韵)》《远色赋(以勿淫人之女妻为韵)》《戒赌赋(以玩时废业辱品荡家为韵)》《赌场赋(仿阿房宫赋)》《赌鬼赋(以东南西北为韵)》《麻雀牌赋(仿荡妇思秋赋)》《妓馆(仿阿房宫赋)》《窝房宫赋(仿阿房宫赋)》《拉皮条赋》《吊嫖客落魄文》《戒之在色赋(以题为韵)》《戒口过赋》《戒缠足文(仿阿房宫赋)》《风水取祸赋(以题为韵)》等,都是对旧中国民间陋习的揭露和批驳。如《酒色财气赋》告诫人们应该远离酒色财色四害,以保持身心健康和人格高贵;《戒赌赋》则警示世人一定要远离赌博恶习,赌瘾不戒,人性就会迷离,“伤哉赌博之误人也,可为长叹,一如其中,志即迷乱,星耿耿兮忘昏,夜漫漫兮达旦”28,应该将生命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而《窝房宫赋(仿阿房宫赋)》则以戏谑和调侃手笔出之,用“窝房宫”比喻青楼,该”宫”昼夜莺歌燕舞,红袖添香,荡子流连忘返,尤其“使桑中之爱,笃于结发之夫妻;假子之欢,胜于绕膝之儿女”29几句,讽劝时人不应醉卧温柔,玩物丧志,应当洁身自好,以家国为重,保持善良和纯真。《吊缠足文》《戒缠足文》则对裹小脚这一千年来摧残中国女性的荒唐行径进行批判,借以引起世人思考男女平等的社会问题,呼吁关注女性身心健康。在中国古代,健康女孩为何遭受肢体人为扭曲的惨痛折磨?赋的铺叙可谓触目惊心:“两足纤纤,禁锢帷房,三日一缠,五日一缚,花样翻新,弓鞋巧作。……使声色之厉,甚于酷吏之刑求,束缚之严,甚于囹圄之桎梏,屈折之痛,甚于幽王之炮烙,脔肉之伤,甚于屠伯之惨戮,哭声震天,甚于羊豕之见杀。”30 不过,作者仅仅将矛头指向母亲,却未深入思考母亲也是缠足陋习的受害者。造成妇女缠足恶俗的,其深层次的终极原因还是封建时代的男权制,妇女的小脚成为他们变态的审美。这些赋篇和报刊登载的“方缠之际,筋骨受损,有寸步难移之势;既缠之后,筋骨受伤,更有移步不变之时,又或动辄赖人扶掖,否则如病疯瘫”31的批判相呼应,共同引导人们抵制缠足陋习。而《戒口过赋》则告诫世人注意说话方式,防止祸从口出。总之,近代报刊赋篇对陋习的批判和书写,传导世风渐变之象,是传统辞赋从未关涉之内容,即便在文学体式上并无创新、艺术上未能添彩,却是对传统赋作题材的重大突破,值得探讨。

除上述六大类之外,还有一些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而作的辞赋也极具表现力。如《女子要求参政权赋》《自由赋》《自由结婚赋》《议院赋》《控月老文》《共和赋》《元旦赋》等。它们描摹全新题材,介绍异域文化,抒写现代观念,充满时代气息。当然,这些赋篇表述题旨的新变,原因在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诸多西方先进文化要素涌入国门,引发人们的比较和思考,很多深印世人骨髓的传统习性、长期自视为天经地义的观念、风俗等,逐渐发生动摇,甚至开始反转。如《控月老文》“婚牍错检,以致红颜多薄命之憾,青衫有非偶之悲。温柔女郎,恒嫁卤莽男子;俊逸少年,常娶丑陋老婆”32和《自由结婚赋》“一见倾心,两人要好。佳偶自成,同情共表。订条约于双方,无猜疑于两小”33等婚恋书写,就是倡扬自由结合,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习俗。可以说,这样的题旨,在经典辞赋中是从未有过的。只有将近现代辞赋放到整个时局变迁的背景中去加以阐述和评价,其现代意义和价值才可在与传统的比对中彰显出来。

我们通过对近现代报刊辞赋的梳读,不难发现近代以来国内外很多重要时节、关键事件都被赋家关注和书写,有宏观世界局势的巨变、家国兴衰的感怀、习俗文化的铺叙、个体生活的张扬等,极具丰富性和包容性。马积高认为赋对中国文学有五大发端之功,可谓是辞赋这一文体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例证: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很多传统题材,主题是在赋中首先出现或加以开拓的,如山水、行旅、田园隐居、游记、宫怨、宫殿室宇、亭台楼阁等,无不是率先在辞赋中发展起来然后再蔓延到其他文学种类去的;第二,最初对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文物制度、生活习俗作综合性的艺术概括,最初对当代重大的政治事变作出较全面的综合性描述的也是赋;第三,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古代讽喻文学和通俗文学也是最初出现于辞赋之中;第四,文学艺术的描写(包括对客观事物和作者主观感情的描写),由简单到复杂,由概括到细腻,赋在其中发择了重要作用;第五,辞赋对中国文学的语言也作出了重大贡献。34

既然辞赋对古代文学的传承和拓展不可忽视,那么到近现代辞赋就不应该缺席。值得强调的是,文人利用报刊这一载体沿袭辞赋的书写传统,并实现新变和转型,一方面很好继承了辞赋的传统特质,保持辞赋的体例和元素、整体风格和特征。书写上散韵交替,诗文相间,用字齐整,音律和谐;内容上则铺陈夸饰,“体物浏亮”,唯美尚丽,因袭“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对传统辞赋书写范围的拓展突破,题材大幅扩充。反映民族国家兴衰、紧跟时代走向、关切现代文明,这些前人从未涉及的元素成为近现代辞赋书写的重要内容;且古今中外、高雅低俗都可纳入赋的书写范围,在保持审美含量的同时,又能书写时局背景的变迁,体现时代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需要,并将审美和针砭、讽喻、传播新知等功能进行结合,使赋这一古老文体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新生。诚然,从艺术成就上看,近现代辞赋已经难以和道咸之前的成就媲美,“晚清辞赋创作所以成就不高,究其原因,一是赋家多为守旧复古之士,所作体制风格虽能追继古人,然内容精神已与风云变幻的时代和日新月异的生活格格不入;一是赋作表现新生活、新事物、新境界大都牵强附会,生硬干枯,缺少形象和美感”。35但考虑传统诗词歌赋在晚清已难挽颓势,文学在近代不仅仅是审美追求,而承担着更为现实的保国启蒙之责,故近现代赋作能有这般成就,已属不易。

三、 近现代报刊刊载辞赋新变的缘由及价值

报刊是近代西方的舶来之物,我国“近代化的报刊,是外国人首先创办起来的”36,初为传教士所引入,后受其启示,一些文人开始“仿西人传单之法,排日译印,寄送各官署,兼听民间购买”37,中国近代报刊由此萌生。今天报刊合称,实为两类,即报纸与期刊,而在报刊草创阶段,二者往往相混,诸多实为杂志者亦以“报”称之。一开始,新的受众群体还没有形成,主要以传统士人为对象,“为扩大销路、扩大影响,它们必须投读者所好,采用那时人们所熟悉的形式”38,因此很多报刊不但登载时事、时评,亦载有不少文艺题材的作品,甚至旧体诗词歌赋,目的是迎合时人的阅读习惯和审美预期,以吸引读者购买,早期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瀛寰琐记》《四冥琐记》《益闻录》等都有大量诗词歌赋刊出。但由于晚近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不断吸收融合西方元素,文学的书写范围也随之扩充,赋者选择的描述和铺陈对象在继承传统风格的基础上亦揉进时代转变的思考的批判,拓宽了赋的题材空间,体现出赋者切入时代的努力和关注现实的追求。

近代以来报刊中的传统诗词歌赋,虽然形式上属旧体文学,奇文玮字、虚拟对话、夸饰丽辞及引经据典仍为特色,但已具有现代性的面向,在报刊创建之初占有不少版面。这些旧体文学,和报刊主打的政论、时评、演说等类属相比是旧的,但即便再“旧”,也与传统有着极大区别。于是,被视为阳春白雪高雅文学的辞赋,就这样“委身”下里巴人的通俗报刊,开始了新变和转型。究其原因,除“一是中国文学创造性的转化;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39之外,还有几点深层次的原因驱动。

一是时局巨变使然。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被动进入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文化传统受到前所未有的外来冲击。随着“西方文物制度的输入,以及外力侵逼,产生了对于时代环境的觉醒,从而展开其思想的转变,酝酿着中西观念的激荡,新旧杂糅和更新的创造。”40传统的应对之策已然失效,文人的地位和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书写方式亦开始动摇,“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41,辞赋创作亦紧随时代巨变而调整,由夸饰山川景物之美、铺陈大国都邑之皇、咏叹个人离愁之恨、书写田园牧歌之美等逐渐向新的描述向度敞开,赋家开始书写世界局势之新变、民族国家羸弱之现实、外来新物之奇异、思想理念之异质,变化可谓大矣。尤其对外来稀见物事之铺陈,成为晚清民国赋作最为起眼的特色和亮点,赋这一古老文体被植入现代意识和世界性视野。具体而言,西方的电器物品、交通工具、商业模式、生活习性、民主自由、妇女地位等成为赋家描摹的新内容,尤其对鸦片及其引起的社会连锁问题的批驳,成为书写最多的主题,并形成颇具规模的“鸦片题材赋”,旨在引起国人警醒,以自觉抵制鸦片,实现国家昌明和个人的身心健硕,具有一定的警示性和批判性。“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由于晚清时局的巨变,异质文化的冲击,赋的铺叙题材得到了空前拓展,体现出赋家入世的积极努力。他们力图通过赋作来启蒙民众,普及新知,接轨世界,也说明赋这一古老文体,在面对西学东渐、民族饱受欺凌的现实境况时的社会担当。同时文人因失去科举进身之阶后投身现代报刊场域,觅得了生存的缝隙,旧学亦有用武之地,撰作的辞赋也具有“酌新理而不泥于古,商旧学而有得于今”42的功能和价值。而报刊对各类稿件均有包容性,于是近代报刊与文学就这样非常奇妙地糅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协调发展。

二是稿酬制和商业盈利的驱使。报刊要扩大销量,吸引购买,必须有能抓住读者阅读期待的稿件。为此,晚清一些报刊开始尝试发文免费模式,1872年《申报》首开其端:“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43这则启事颇为有效,激发了文人投稿的积极性。“凡是近代的进步文人,大抵都与报刊发生关系。”44如署名爱月仙子的作者拟了《钱庄赋》寄给报馆,希望编辑酌情刊出:“每欲附骥,恐难续貂,饧箫粥鼓,妄冀师旷之听,村妇田妪,敢邀毛嫱之盼,俚言庸笔,自觉忝颜,渔唱樵歌,或能解颐,尚蒙不弃谫陋,还求斧正登报是幸。”45但随着报刊日增,竞争加剧,作者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报刊为留住优质稿件,开始实行稿酬制,以经济效益吸引知名作者,从而保证报刊的销量。而传统文人发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不但有名可扬,还有钱可赚,于是踊跃撰稿,稿酬制由此建立并形成业内惯例。“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特别是稿费制度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46就辞赋撰作者而言,要从报刊获取稿费,书写内容一定要符合报刊要求,于是求新求变成为赋家重点考量的内容;加之晚清文人对时代的了解较先前的赋作者已有了质的飞跃,眼界自是不同,甚至有了世界意识,他们笔下之赋也就自然而然突破了前人框囿,将新的、世界性的东西写入赋作中,并由此凸显了辞赋的新时代价值。“原先因仕途拥塞、谋生艰难,大量流入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秀才童生乃至举人进士、候补官员,现在发现能够通过业余时间写作文字,赚取稿费,对自己的生活稍有补贴,往往为此喜出望外,为报刊和书局写稿的积极性特别高。”47于是,稿酬吸引了作者,商业盈利则激励报刊主办者,使二者均有利可图。而报刊主笔或主编知道,要扩大销量,获取经济效益,仅靠时评等不足以吸引读者,类型必须多元化,诗词歌赋一应俱全,如《申报》甚至将“刊登文艺作品作为报纸的一项固定内容”48。这样,报刊中的文类奇妙混杂,很多风格极端不一的文体被合版排印在一起,雅俗合流,宣传性与娱乐性兼顾。为应对这一趋势,辞赋作者只有不断书写新知识、描述新现象、铺陈新物事,才能顺应报刊之需求,并获取经济报酬。因此,不管在书写题材,还是内容表达上均发生了新变,与传统辞赋已有重大区别。

三是文学传播方式新变所致。文学的传播方式经历了口传、抄传、印传等几个阶段。近代以来,西方报刊被引入中国,现代工业印刷技术也配套而进,中国文学的创作和传播模式因此发生质变,由传统师友亲族之间小范围的抄传、版印,开始变为专业印刷机构发行出版,遂使文学开始向大众传播转型,国人的阅读范围和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故曹聚仁说:“一部近代中国文学史,从侧面看去,正是部新闻事业发展史。”49而传播加速陡然间扩大了文学的空间和受众群,周转频率加快,使报刊文学能在短期内影响到不同的群体。尤其作者、报刊、受众各自独立,并通过报刊在市场中的信息反馈,可使报刊主办者调整刊发内容,作者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向和主旨,以符合报刊的受众需求。正是著者、报刊、受众新三角关系的特征,决定了文学生产和传播的转型。“中国的期刊文学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由于各种原因期刊出版比书籍出版更加繁荣。许多重要的作品在出单行本以前,是在杂志上问世的,而且,一些作品只有在杂志上才能找到。”50就赋这一文体而言,亦由传统的士人创作、精英创作向大众化的向度敞开,由局限于留名乡邦、宗族书写、师友唱酬等传统传播模式,逐渐向依托报刊进行传播的转变。而报刊利用传播周转时间短、普及面广的特点,形成文学的反馈机制,并使文学创作主体下沉,由士人转向具有现代视野的知识分子,也意味着辞赋创作与传播已脱离传统而步入现代模式。于是,赋作主体的转型、传播方式的嬗变、受众群体的更新,使近现代辞赋创作具有新的时代特质,风格向“平易畅达,条理清晰,感情充沛,以适于报章宣传的需要”51转变,不管在题材、手法,还是在书写形式上,都和传统辞赋有了较大区别。“近代报刊为晚清文学提供了崭新的载体、媒介和文本,三者三位一体,在加速文学生产和扩大文学传播的同时,也在推动中国文学发生系列的变革。”52之所以出现这些类型和新变,正如许结所言,它“既非赋体的更化,亦非赋艺的宏扬,而是清代政治、文化的反映”53。面对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赋体文学利用其铺采之长、讽诵之功,随时代的变化做出积极的调整,以发挥文学讽劝、教化、警醒、审美等多重功能。也就是说,近现代报刊辞赋的新变,正是一系列社会变革带来的结果,这也是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具体例证之一,诠释了古典文学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向。

四、 结 语

综上所论,晚清民国报刊所载辞赋的特质及新变,是近代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但由于晚近报刊芜杂多样、散佚普遍,因此很多文献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辑佚、整理与研究,故其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史料价值也就没有得到凸显。当时报刊所载辞赋,在形式结构、语言体式及选声用韵方面,依然保持传统赋体的形构体制,与中国辞赋撰作传统有较好的续接,遂使辞赋这一悠久文体在晚近西学东渐和白话冲击的背景中免于断代。不过与传统辞赋相比,因受时代局势、报刊发行体制、文学传播模式变化等影响,不管在题材、形式还是风格上都出现了新变和转型,但这一新变和转型正是近代报刊辞赋文学价值的体现。首先,就其主旨和题材来说,辞赋的铺叙内容发生了巨大改变,如对洋场、电器、飞机、铁道、鸦片、自由等现代元素的书写,不失为辞赋题材的重大突破,描叙内容已经有了现代性视域,展现了辞赋在时代巨变中的文学功能;其次,就其写作方式而言,因报刊对作者、读者的准入门槛降低,辞赋撰作必须迎合时代语境和受众群才能刊出,故通俗性、大众性、戏作性成为主流,而这一新变正是辞赋延续文学生命力的现代选择,体现了赋作者在文学转型语境中求新求变的努力,也是辞赋转向现代模式的自我调适;再次,就其语言表达方面来看,撰者借用俚语、方言、新词等入赋,消解了传统辞赋的典雅性,使辞赋不再是少数精英文人把玩的文本,阅读难度降低,普及度大幅提升,契合了近现代文学根植启蒙、朝向大众的初衷,体现了传统文学古今因革的内在价值。当然,由于古典诗词曲赋在近代衰落已成定势,故报刊刊载辞赋在艺术上、审美上出新不多;但作为文学文化转型时期独特的文学镜像,极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辑佚、阐发和研究,这对于丰富中国近代文学、中国赋学的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