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文学研究视角下的中国故事——评《评话小说通论》

日期：2021-01-31 11:04

依托说书表演而产生的评话（平话）小说，包括宋元评话小说、明清和近代的评话小说，其中包括一些世代累积型创作，其出版时间较晚，但是创作于古代或近代。扬州大学文学院董国炎教授的《评话小说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研究评话小说及其社会文化背景，进而论述平民文学在宋代兴起，又在清代再兴这一重要文学和文化现象。平民文学的提法及其两次兴起的观点，是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首先提出，但是鲁迅的提法和系列观点长期不被采纳，学术界长期采用市民文学提法。新时期以来仍然有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等著作努力提倡市民文学观念和研究体系。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两种观念差异影响到很多文学和文艺现象的评判，对中国文学史研究、对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对大众文化建设，都有理论层面的依据价值和指导意义。

一、整体研究：回归平民文学本质

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受中国史官文化影响很深，经常追随正史的核心著述体例即纪传体展开撰写，所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作家，作家生平著述考论成为重要内容。这种写法经得起史料文献考核，但是以文人传记行状和文学经历作为构筑文学史的基本材料，忽略群体性大众性的文艺动向；偏重于政治历史和文人审美，忽略平民审美和俗文学；偏重案头文学舞台文艺，忽略说唱文艺街巷文艺。《评话小说通论》重视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文艺活动，能够为文学史夯实这条平民文学线索，并从审美角度、叙事文学角度阐释其文学艺术价值。

《评话小说通论》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跨学科研究意义，文学研究方法和艺术学研究方法都受到重视，既重视说唱文艺表演到形成文学作品的转化过程，又重视说唱表演的田野调查研究，也重视文献研究，加强评话等说唱文献的搜集、著录、保存和传播研究。另外该书还注重比较研究，一方面注重与同题材纯文学著作的比较，另一方面注重与同题材说唱文学的比较，在比较中更准确地为评话艺术定位。

该书作者既研究作家和文本，也研究评话艺人口头表演。评话艺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在演出。该书涉及评话表演的成就和表演方法，涉及评话语音选择的研究，这实际上联系着当前评话发展的瓶颈问题。因此，该书研究评话小说和平民文学，不但可以使读者更准确地认识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还有助于读者认识中国大众文艺的社会属性。

该书力求论证平民文学观念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学实际发展情况。全书开端以一整章篇幅，论证宋代以下俗文学发展符合平民文学性质，论证平民文学崛起现象。该书研究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的关系问题，认为宋元评话小说可以作为平民文学的代表，正面论证鲁迅提出的评话小说代表平民文学，以及平民文学先后两次兴起的观点。首章分析了平民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开展平民文学与市民文学的比较研究，注意研究富有艺术理论价值、能够反映创作规律的文艺现象和富有典型性的作品；比较分析一系列有宏观价值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中国市民与欧洲市民的比较研究；指出把欧洲的市民文学观念和研究体系总体挪到中国，实际有多方面似是而非，实际有不切实际的教条弊端；分析平民文学与文人创作的关系、平民文学与游民文化的关系；分析平民文学发展演变的渊源背景。从形式渊源看,宋代评话与历史上本土说唱的关系、与佛教讲唱艺术的关系，都有重要价值，不可偏废。作者提出平民文学兴起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具体研究了平民文学在宋代兴起的原因及其存在方式，分析了宋代评话的复合形式渊源，特别是融汇创新发展的普遍模式。

二、个案分析：平民文学何以“复兴”？

该书系统分析了宋元评话分类发展现象，总结分类的依据，指出宋元讲史小说有意识地分为“史书”和“新话”两种类型，有正史文献依托者归于史书类，宋代以前绝大多数朝代历史,都有正史文献可以依托。而宋代说书人还没有正史文献可以依托的故事，例如岳飞、韩世忠这类本朝人物故事，属于“新话”类。这种分析和分类方法，反映了普遍标准。在实际应用中显然更容易获得虚构自由。这回答了小说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讲史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经常混淆，英雄传奇小说数量又很多的成因。该书以《全相平话五种》特别是《三国志平话》作为“史书”的代表，分析基本写作原则，这种类型最终发展为讲史小说主要范式。岳飞的故事和《宣和遗事》中宋江的故事成为“新话”的代表，最终成为英雄传奇小说的典范。两类小说各有特点和原则，对中国小说发展史有开创性布局意义。

作者把长期受到冷遇的《五代史平话》作为研究重点，深入分析其平民文学性质和长期受到冷遇的原因，发掘此书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一定程度上具有填补小说史研究空白的意义。书中指出五代史故事分为东西两派。两派截然对立，艺术风貌也有很大差异。东派五代史故事趋向消沉，但是部分故事后来成为《水浒传》的故事来源之一。《五代史平话》比较系统地展示了平民英雄发迹变泰模式，包括平民英雄不甘现状、勇于闯荡冒险、英雄好汉勇猛尚武、热衷于结拜兄弟、崇尚江湖义气等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对中国下层社会文化发展影响极大，由此可以分析平民文学崛起的特点。

薛仁贵故事的早期作品即《薛仁贵征辽事略》和《薛仁贵跨海征辽故事》，具有重要的文学和文化价值。书中比较研究了后来薛仁贵故事的发展演变，指出薛仁贵故事的意义在于反映平民英雄艰难坎坷的上升轨迹。薛仁贵故事中，说书人对真实历史人物张士贵进行了大量虚构，把他塑造成一个狡猾卑劣的反面人物，为个人利益长期压制薛仁贵，甚至要除掉薛仁贵。这种压制模式在中国社会有典型性。薛仁贵的故事历史久，人物事迹本来有正史可循。但是评话故事的发展却实际遵循“新话”原则，虚构力度极大，倾向性很独特。这种故事模式很能反映平民发迹追求途径和艰难历程。

该书在章节安排方面，不是单纯以作品为线索，全按照作品来编排章节，而是以平民文学兴起和再次兴起为关注的核心。作者以三个整章的篇幅，连续研究三国故事、水浒故事、隋唐故事在评话领域的特点与小说文本的不同变化，着重分析说书艺人对这些书目的创新处理。

作者提出涉及武侠小说总体写法、涉及武侠小说史发展倾向的意见。比如以清官统率侠客的“侠义公案”模式，是清代武侠小说最常见的模式。《绿牡丹》中以“武林正邪”斗争模式取代“侠义公案”模式，具有为现代武侠小说开先河的意义。《绿牡丹》还把男女侠客的恋情作为全书重点，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宏碧缘”故事也反映出男女侠情模式并不是现代武侠小说的专利。种种创新在清代后期评话评书的武侠书目中，已经不断涌现，而且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平民文学主体性这样一个观察点上，可以勾勒一条历时已久的演变轨迹，即清官热—清官公案武侠热—淡化清官的武侠热，直至更纯粹的武侠小说，后者包括武林正邪、男女侠情等故事。文艺作品的这种演变轨迹，折射出社会下层人民的心理变化，从企盼清官到企盼侠客，关注侠客的社会角色及其成长历程。这种文艺鉴赏心理的演变，联系着民众的接受心理。从研究方法来讲，需要关注比较同一类型作品的演变，而不是对一部作品的分析。

该书对日常市井生活、市井小人物的故事特别关注，重点研究了说书领域反映市井生活的一批作品。《飞跎全传》《清风闸》和《皮五辣子》等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不高，但是在评话演出历史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确有重要地位。这种差异应当受到重视，不能因为书场表演成功就忽略文本的粗糙，也不能因为文本问题就无视说书的艺术成就。《评话小说通论》详细分析了这些书目的成就，包括底层市民的思想倾向、独特的故事及其氛围，生动又深刻的人物形象，也分析了相应小说作品不够成功的原因。《飞跎全传》文本不成功的原因，有复杂的沉重的社会压力，但是掩盖真相回避矛盾的处理方法，却严重伤害了作品本身。《清风闸》故事却在不断发展演变。从《清风闸》到《皮五辣子》的演变历程，保持了批判锋芒，但也有一些辩证的圆融处理。《评话小说通论》通过分析指出，对市井作品的复杂性，不可理想化肯定，也不可简单否定。

《评话小说通论》研究评话中清官书目、公案侠义书目、武侠书目的成绩更探讨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演变倾向。清官一词汉代就有，但两汉南朝清官是指清贵之官。清官指清廉正直之官和清官小说形成规模气候，都是宋代以下的事情，这和社会性质的深层变化以及宋代法律观念的发展紧密关联。包拯成为清官代表人物，与他本人表现相符，具有合理性。但他逐渐成为箭垛式的典型，逐渐脱离现实趋向神话，反映了清官文学理想化特点，且有空洞脆弱的一面。作为取悦听众和读者的故事，清官书目逐渐转化为清官统帅侠客的侠义公案故事，以紧张情节、超人武功吸引听众，这和清官文学社会基础的先天不足有关。在继续发展中，清官和侠客的关系不断发生微妙变化，到《施公案》书目中，清官施世纶的形象受到大幅度丑化，他无数次陷身绝境，被黄天霸等侠客救出性命，流泪感谢。到《彭公案》等书目中，清官彭公的作用更是成为摆设。这种发展脉络，与平民社会的壮大有内在关联。当然，平民个体也好，诸多社会阶层也好，一味迷恋武侠故事而脱离现实的白日梦，则属于另一种脆弱。这一个系列的评话小说中有很多精彩故事、很多著名人物形象，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