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日期：2021-04-20 10:28

一、为什么要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问题?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对于文学理论研究和建设来说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话语是概念的最高形态，决定着文学理论学术体系的特色，对整个文学理论学科体系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是思维能力、理论水平、精神风貌的载体，关系到文学理论功能的执行和实际影响力。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不能孤立地进行，须同它的学术体系联系起来，这样才能获得科学的认知，因为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是密切关联、相互制约的。

文学理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文学理论同其他学科一样，本身是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构成的。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是绕不过去的课题。众所周知，文学理论本身又分为中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理论、当代文学理论，具体来看，又可分为文学社会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生态学、文学人类学、文学管理学、认识论文学理论、主体论文学理论、存在论文学理论、生存论文学理论，等等。可见，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文学理论，在纵向与横向上是相互连接、相互渗透的。

各种形态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形成多年，它们在现实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那么，今天我们为何还要专门讨论文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问题呢?我认为，这主要是从现实状况着眼，毕竟我们的文学理论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上确实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什么问题?主要就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尤其是“在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1]这个判断，是习近平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状况做出的，对于文学理论学科来说也完全适用。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文学理论当然不能例外。文学理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是它的学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和术语是它的话语体系。“概念是思维的细胞，是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概念以语词的形式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表达思想的内容。一个学科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把语言和思想连接起来，陈述本学科基本的理论内容，构成了表达学科学术体系的话语体系。”[2]所以说，加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十分重要的。

文学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文学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它必然遵循从现象到本质，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思维，从抽象思维到思维具体，再到对象具体整体的认识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产生则是认识发生飞跃、从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最为显著的标志。文学理论话语是否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无疑是一把判断的标尺。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3]287反之，使用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概念，不是经过辩证思维的概念，而是“闭门造车”或依仗权势、地位和行政手段提出某些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要想得出所谓“合乎论理的结论”，那就比较困难了。

二、文学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共生关系

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不可分割的。文学理论学术体系是揭示文学本质和规律的成系统的理论与知识，其话语体系则是文学理论和知识的词语表达，是学术体系的表现形式和语言载体。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只有通过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表达出来。因此，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只有准确、充分地表达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才是成熟的话语体系。文学理论只有以一系列具有专业性、系统性的概念、范畴、命题揭示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健全的学科。譬如，关涉文学本质的“社会意识形式”概念，就同唯物史观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再如，文学理论上常见的“生活”的概念，是从“生命”“身体”“生存”“存在”等意义上去理解，还是从“生产”“实践”“活动”“创造”等意义上去理解，就与不同的学术体系密不可分。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阐述《资本论》的术语时，曾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32。可见，文学理论这门学科的新发现、新见解，也必然是伴随着新概念和新术语的出现的。文学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对立面统一关系。文学理论学术体系构建的关键是它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来专门讨论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构建问题。

马克思说:“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才是停滞不动的。”[5]142任何文学理论话语体系都不是永恒真理的显现，而是在回答和解决当时文学面临的重大问题时形成的。当历史进入新的阶段，现实就需要有一个与该阶段相适应、总结该阶段文学基本特征、反映该阶段特有精神的文学理论形态和话语体系。

事实也确实如此。一般说来，文学理论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完全是同步的，采用旧的话语体系表达新学术观点的情况很常见，新话语体系的形成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逐步确立和逐步精确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此外，在文学理论学科体系中，还会出现“同一概念用不同的语词表达，同一语词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同一术语在思想、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含义上的变化等情形”[2]。一些看上去相同的文学理论术语，在不同体系和不同学派中可能含义既有关联又有重大差异。例如“实践”这个概念，文学理论上用者很多，有学者甚至用“实践”给某种文学理论或美学冠名，但深究起来，在各种用法中该词的真实内涵是很不相同的，甚或可以说，在这个字眼下既隐藏着理论上的唯物主义路线，也隐藏着唯心主义路线。这成为我们关注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研究的又一个原因。

当然，换一个角度，亦可以说“这种对词语和范畴的研究，是当代学术受到语言学转向洗礼后出现的新面貌。……从词语研究出发，是一种跨越学术体系、流派的研究，可以克服各体系和流派自身的封闭性，从而可从一些具体的观念出发，进行理论上的比较”[6]。近些年来，文学理论领域“关键词”研究形成一个热点，即是证明。所谓“关键词”研究，也就是话语研究、概念和范畴研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具有相对独立性，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是不能彼此替代、相互混淆的。

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都是由文学实践所激发并且以文学实践为现实基础的。这种“激发”和“基础”，表明它不是要对现实的文学现象作“纯客观”的实证分析，不是仅仅对理论文本作解释学意义上的更新，也不是要将概念或术语作简单地转换或纯逻辑推演，而是要以当下的文学实践为现实基础，以现实存在的文学问题为中心并且“使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升华为概念运动，从而以概念运动反映现实运动”[7]。这样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才会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和生命力。“如果人文学者只顾埋头穷究‘学理’，对语词背后的政治学和利益懵然无知，事事套用别人的命名，那是很可悲的。”[8]2

三、对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状况的分析

这是一个比较难以下判断的问题，因为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状况十分复杂，其构建的模式和水准也参差不齐。为了直接揭露矛盾，直接透视本质，这里还是不惧有武断之嫌地尝试做出全称性判断的努力。

我认为，当下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谓是一锅“夹生饭”。它既没有彻底的“欧美化”，也没有真正的“本土化”，更没有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说，它夹杂了不少国外“新潮”即现代与后现代的术语和方法，可其命题和思维基本上还是“还原式”的;它某种程度上注意到了传统文论特色与价值的开掘，可解释与说明现实文学问题的能力却严重匮乏;它时常也声称和标榜自己的研究与话语构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可见不到“指导”的实际成分和实际内容，往往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者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教材建设和话语体系多半也是各种话语系统的“大杂烩”，各种名词、术语的“大拼盘”。所以，我得出了目前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出现“中不中”“西不西”“马不马”，哪个方面也没说清说透，明显处在“半生不熟”状态的结论。

这个结论当然是比喻性的，是极而言之的。这个结论并不否认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并不否认某些方面是出现了“术语的革命”的。不过，就整体而言，就普遍的状况来说，承认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存在“夹生饭”现象，还是实事求是、有根有据的。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当前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如果这个判断基本能够成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探讨产生这种话语“夹生饭”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深究起来，原因很多。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应该说“唯洋是从”的“西化”思维定势和“以洋为尊”的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便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开始了自己的进程，其影响面之广、影响人之多、影响度之深，可谓是空前的。辩证地看，这种影响不是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的东西，但倘若把这种外来的话语体系当成自身构建话语体系的模式，那存在的问题就严重了。毫无疑问，把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观念和话语鹦鹉学舌、五花八门的模仿，当成自己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显然是难以实现目标的。

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对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影响，既有观念和方法上的，也有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上的;既有概念、术语上的，也有语法、句法和叙述逻辑上的。总之，可以说是多方面、全方位的。这一点，只要我们同以前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风格稍加对比，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因之，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必须重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必须避免套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来剪裁我们的认知与审美，必须全面增强文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性。

西方文学观念和话语体系催生我国文学理论的一些不良倾向是有目共睹的。比如说，西方人本主义话语和观念渗透进来催生了文学理论研究的抽象“人性论”倾向，西方“现代派”话语和观念催生了“非理性”和“反理性”的倾向，在新历史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影响下催生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等等。这些倾向反过来进一步助推了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扩散，制约了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熟。

不妨举“本体论”的例子。这是文学理论研究中常见的术语、概念，可它在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却完全变了形、变了味。有学者指出:“比如说所谓的本体论，提出者的本意在于确定文学的纯粹地位———非依附性的地位，而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约·克·兰色姆在20世纪30年代由哲学领域引入的，他将文学作品‘存在的现实’称为‘本体’，实际上就是作品形式的独特性，这一‘突破’本身就很难说比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及雅各布森的‘文学性’———‘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更有意义。因此，罗杰·福勒的《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1973年英文版)和阿伯拉姆斯的《文学辞典》(1981年英文修订版)都不将‘文学本体论’收入。而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文学本体论的大量论著中，无非就是用‘本体’概念来说明文学形式或者人的感性生命体验的重要性，但实际上，无论中外，人们对文学的独特性因素或者说决定性因素的认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不依托于‘本体’概念的。因而，轰轰烈烈的‘文学本体论’讨论不过是用汉语来宣布某些西方人的理论如何伟大而已。”[9]如果我们再用辩证唯物论去分析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的“本体论”概念，那么，发现其中的错讹与问题就会更多。

我同意这样的意见:“西学观念及其话语体系，总体来看，是一种异质的理论，如果任其传播，将会像‘生物入侵’危及本地生态系统，甚至带来灾难性后果一样，给中国文学研究带来异化的危机，进而给中国文化安全和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损害和挑战。因此，中国文学研究者必须拿起批判的武器，对西学观念以及话语体系进行深入剖析，对其深刻影响下中国文学研究状况进行诊治，对其隐含的思维方式、理念取向、价值系统对中国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性倾向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清除。”[10]这种意见听起来颇尖锐，但仔细想来是不无道理的。

四、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作用

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和话语没能消化好，是造成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成一锅“夹生饭”的一个原因，那么，更为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荒疏、漠视和排斥。应该承认，“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1]。这不是个别的现象。比较起来，文学理论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情况，恐怕比其他学科还要更严重些。这对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妨害是极其显著的。

依照恩格斯的说法:“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1]9文学理论及其话语体系当然也不例外。无疑，当我们把某一时代的文学理论“话语”，理解成是在该时代“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这个“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该“基础”是其产生的前提和条件，是判断某一时代文学理论“话语”能否对该时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结构”发挥作用的有效视角，那么要完成这样的论述，就只能依靠唯物史观。

从历史上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坚持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关系密切。近些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六神无主，只知拾人牙慧，缺乏自己的创造，就是因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

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有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承认它“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12]457;一方面也要承认它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3]691。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大量的文学实践中提炼出能够体现唯物史观的文学观念、话语和范畴，同时也要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广阔的理论大厦中构建出属于文学艺术的空间。这是文学理论学科的长期期待。

不可否认，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建设总体水平不高、功力不足、原创能力不强，这同缺乏和忽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不无关系。本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1]可在实际上，真正把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根本标志”，作为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定性和必然性”，从而不“失去灵魂”、不“迷失方向”，这样的文学理论研究实不多见。至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文学理论问题，在文学理论话语构建上采取“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态度，那则是学风不正的表现。

文学理论“话语”是文学思维的“网结”，是文学论述的“材料”，孤立地看，它没有意识形态性，但当“话语”联结起来构成“话语体系”时，它就有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从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最重要职责，就是树立并捍卫某种人生和审美的价值系统，或者说，它捍卫价值观的职责要比说明文学的职责更为重要。即使是标榜“纯文学”的话语体系，实际上也是在捍卫形式主义的价值理念。所以，有没有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对于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构建极为重要。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之所以能具有引领的作用，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一则是因为它的观念和方法是科学的、有效的;再则是因为它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是更加先进的、高尚的;三则是因为只有它才能把文学理论的本质规定从总体上引导到社会和文学历史的现实当中来。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引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改变了文学理论研究“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从现象到现象”的推演模式;正是马克思主义引领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才能使我们更好地识别各种唯心主义的观点、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不容回避，当今文学理论研究面临的最大危险和问题，是通过“话语”建构去世界观化、去意识形态化，架空文学理论研究的科学思想与哲学基础。而这一点，似乎又没有引起应有的警惕。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任何“多元”“争鸣”或“创新”的名义，消解或弱化作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马克思主义对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指导意义。

仍以“实践”概念为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所以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因为这一划分可以判别包括实践观在内的各种哲学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以唯物论为前提，这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必定是以客观世界为对象的实践，因而实践是客观的、开放的、处在无限物质变换运动中的，是以反映论为基础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活动和社会变革过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成为现实的过程。但是，如果拒斥唯物论，或者只讲实践本体论，实践就会沦为主体设定客体、主体自我外化的主观性活动，沦为从个体需要和人性诉求出发的意志性活动，沦为成为排斥客观真理和科学认识的实用主义。事实上，所谓的实践本体论本质而言就是个人本体论，这又构成了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哲学基础。”[14]

该意见所指出的这种带唯心论色彩的“实践本体论”“个人本体论”或者“实践唯物主义转向”，在文学理论研究上随处可遇、屡见不鲜。这从旁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实践观”也是很容易走上斜路的。因为否认了独立于人的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否认了“实践”不是单纯主体的外化而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过程，所以这样制造出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势必存在唯心主义风险。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不能颠倒唯物论和实践论的关系，不能把实践观视为全部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观点，也不能把所谓的“实践唯物主义”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

五、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与非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区别，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表达，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应用，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但是比较起来，弄清楚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原则和方法，显得更为迫切。

一般来讲，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需要主体性，而主体性最鲜明的表现就是其创新性。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需要多方面努力，需要结合本民族文学理论的优秀传统，需要结合文学创作的实际和发展趋势，需要结合学习国外有益的成果并需要善于提炼出标识性的概念。这样才能说出体现时代进步要求、体现民族思维特点、体现文学创作经验的新术语、新概念、新表述和新范畴，才能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局面。在此，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依样画葫芦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么，如何实现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我认为，坚持文学理论话语方式的批判性，则是体现其创新本质的关键，也是维护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主体性的首要条件。中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处在“多元”的境况中，始终面临着观念与方法的激荡和冲突。在这个时候，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倘若丧失了批判功能、辨析功能，那也就丢掉了自身应有的锐气和灵魂。当下我国文学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夹生饭”，相当程度上是因没有批判性元素造成的。

当然，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性，也要有正确的理解。创新性并非“空中建塔”，也非“推倒重来”，而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这里同样存在一个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的问题。黑格尔在考察哲学史时曾说:“每一种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但我们必须将这些哲学的特殊原则作为特殊原则，和这原则之通过整个世界观的发挥区别开来。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15]40文学理论也是如此，文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更是如此，它们都是一个有序的历史进程。每个时期、每种文学理论都有其必然性，后来的文学理论———即使是创新的理论———也只能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纯然的“白手起家”“无中生有”是不可能的。严格说来，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有的只是如何进一步“构建”的问题。学界一些所谓文学理论“重建”的提法，不过是吸引眼球的招数，虚无前贤的做派，其内里还是有较固定的依傍与遵循的。因为从学理上讲，一切“推倒重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无疑关涉理论“文脉”的接续。表面上看“文脉”是个抽象的、宏观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同文学理论话语形态的面貌息息相通，是一代又一代文论家在语言运用、审美需求、精神气质和阐述习惯等方面累积下来的集体记忆与心理趋势。因之，构建新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是不能不考虑在变革中与先前可取的“文脉”进行接榫的。如果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与文学理论“文脉”没有连接，那么出现观念游离和水土不服是迟早的事。

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而采取“花拳绣腿”“投机取巧”或“沽名钓誉”的做法，不会有任何好结果。上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编选感想》一文中曾说:“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但把时代记在心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后来，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作品也大进步，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叫作‘滥造’”[16]427。我们用这段话的意思来描述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无论就学术体系还是就话语体系而言，不是同样会感到针对性很强吗?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道:“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学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乱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17]9-10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上的“粗制乱造”，对文学与社会的伤害同样也是很大的。

这里确有了一个批判继承的问题，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传统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受到“冷落”，当然有其历史根由，是事物发展“否定之否定”的某种结果，但是若看不到这种“冷落”带来的弊端，那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所鼓励的是“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丢一棒”的做法，显然不利于学科建设。我们理当让文学理论的“术语的革命”有个承前启后、循序渐进的过程。有位文学批评家提出过这样的意见:“结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那些伟大的、优秀的作品里的美，是可以作为酵母或培养基，作为一种我们已故有的美的范式、美的传统在新的文学时代起长久的化育作用的。只有以我们已经存在近百年的现当代文学所积淀而成的新范式、新质素的美为出发点，新时代文学的美，附着在新的文学主题的新的人物形象上的美，才能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18]这是从文学作品角度讲的见解，我们套用这个句式，指出结晶在现当代文学理论史上的那些合理的、有价值的概念和术语，不是同样也可以作为一种“酵母或培养基”，将新的文学理论话语培养、化育和创造出来吗?记得佛克马、易布思说过:“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指俄国形式主义———引者注)传统中得到启示。”[19]13可见，传统是不能忽视的。某些所谓号称文学理论“换代”产品，只不过是概念、术语的大换血和大搬家而已，其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质量，未必是比前代有所提升的。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增强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修养和视野，培养应有的理论历史感，提升参与创造文学理论历史活动的自觉性，这对建构未来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十分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只有文学理论史的灵魂的输入，只有把握文学理论学科体系发展的来龙去脉，才能保证日后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科学、接地气，才能具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生命力。如果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一知半解、若明若暗，如果对自己身处的理论历史方位懵懵懂懂、缺乏判断，那么仅靠一些花哨、时髦、舶来的“新名词”“新术语”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大厦，那注定是要垮塌的，其学理的概括力也注定会是羸弱苍白、内里贫血的。

列宁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发展的出发点呢?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来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20]434同样，如果“真是‘旧’的”，那么“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原则同文学创作的审美原则是相通的。

六、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为什么需要不断创新?

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这是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辩证法。“语言是一条流动的河。这条河必须是在河床当中流动的，它的两边还有堤岸。一个字的崛起，一个词的风行，肯定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特定时期的语言气象的标志，背后隐藏的是时代精神面貌和社会心理状态。”[21]语言学者的这个意见，无疑告诉我们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是有法则和规律的。离开了“流动”性，离开了有“堤岸”的边界，离开了与“时代精神”和“社会心理”的内在联系，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都是蹩脚的、无效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如何实现创新，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

首先需要指出，重视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和纯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的作风。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很敏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fraternite (博爱)词句的可怜的空想家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意所产生的幻想。”[22]302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时候曾说:“他竭力炫耀他的博学。但是每一个内行人都知道，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并且像拉萨尔先生那样，能够随心所欲地叫人直接把波恩大学图书馆的书送到家里去，这种引文展览是不值什么钱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自以为戴上这种闪闪发光的语文学的装饰品就显得非常‘伟大’，他的一举一动都完全像一个生平第一次穿上时髦衣服的人那样文静娴雅。”[23]262-263无疑，那些陈旧的、模棱两可的、炫耀博学的、需要抛弃的一些话语和词句，是令马克思讨厌的。

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通过提出疑问的方式谈到:“纲领(即《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哥达纲领》———引者注)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24]84。由此看出，恩格斯对那些含糊、混乱、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术语或概念，是何等的不感兴趣。

其次需要看到，文学理论范式的变革，表现在具体研究中就是话语的变革。一般说来，文学理论上“每一个词的原始意涵总是引人注意，然而通常最引人关注的是后来的变异用法”[25]14。因为话语的活力就包含在它的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之中。而且，这些关联有一部分是有脉络可循的。“没有一个语词可以个别独立，因为它必然是语言社会化过程的一个要素，并且它的用法是由语言体系(虽然是有变化)的复杂特性来决定。”[25]16

为了认识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必要性，当我们对目前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分作一点量化分析时，就会惊奇地发现，即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部分教材和著作，其内容和形式、术语和概念、范畴和方法，至少不少于70%至80%是外来的、引进的，属于我国自己的理论话语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实在少得可怜。这是不能不令人感到汗颜和遗憾的。

如果我们再做一点质的分析，同样会惊奇地发现，现有的一些文学理论教材和著述，其中许多概念、术语、范畴乃至方法的运用，是相当含混、模糊、曲解或误读的。当然也可以说这种“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26]608但这绝不意味着是话语体系成熟的标志，也不意味着对大量外来文论话语的应用就可当作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实现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本土化与清晰化，实现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真切性与逻辑性，努力实现对传统文论与外来资源的“创造性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7]26，这恰是需要格外关注的地方。

再次也要看到，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除需要正确思想的指引，还需要立足现实，紧贴时代，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文学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非仅仅是为了确定所谓的“文化身份”。文学理论家的“文化身份”，是在其理论功能与价值的实现中确定的。“如果中国文学理论家能原创性地提出问题，能原创性地思考或解决问题，中国文学理论家的身份会自然确立，用不着我们对它过分焦虑。”[27]这个意见显然很有道理。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一定不能走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从书本到书本、从话语到话语的封闭循环之路，一定要防止出现那种关于“话语的话语”比“事物的话语”还要多得多的不正常现象。随着社会剧烈的变革、现代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功能、接受方式和文学实践活动各环节都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之，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和变革是势所当然、必不可免的。

七、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的主要障碍在哪里?

单从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建构来说，我们是取得了一些有个性的成绩，但是面对社会迅猛而独特的发展，面对文学实践活动的复杂多变，面对世界范围内文论话语的竞争比拼，我国文学理论所提出的具有原创意义的话语，还是远远低于文学和社会现实本身所开启的新话语创造的可能性的。

当前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存在的问题，且不说中国古代文论，单就西方文论研究而言，我们对其知识谱系、发生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及在中国实际应用的价值，亦认识得不清楚、不彻底，恐是影响我国文学理论原创性话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的确，如果找不到中国古代文论和现代文论进入当下文学理论话语建构的途径，我们的文学理论很难在自己传统的根脉上进行真正的话语创新。如果我们搞不清西方文学理论的理论来源、价值取向、现实语境和演变逻辑，甚或“以洋为尊”“唯洋是从”，只会生搬硬套、盲目使用，那实际上就使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充斥许多非有机的、格格不入的成分。诚然，外来因素可以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但“还是要以原来的文化或文艺的发展为主流”，否则“纵然一时会显得枝荣叶茂，终于不免要枯萎的呢”。[28]258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中的中西汇通，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实现的，但关键是要有“问题意识”。“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我们知道，“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9]289-290。没有“问题意识”，理论创新就无从谈起;有了“问题意识”，又立足现实，才能在理论激荡中站稳脚跟。

实际情况却不理想。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创新，缺少的恰恰是“问题意识”，其表现就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观念和术语没有遮拦的“大水漫灌”。如果这个判断大体能够成立，那么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和创新挣脱西方话语体系的藩篱依然是严峻而首要的任务。

不可否认，由于大气候和小环境的影响，有些文学理论研究者主体意识稀薄，主导思想软弱，对西学观念和话语体系一味接受的多、理性分析的少，有人把借鉴直接当成了照搬、移植和模仿，有人甚至把西学观念和话语体系当作最高学理阐释的依据。对异质的文学理论话语与观念，不加辨析批判，任由传播流布，严重危及了本土文学理论话语的生态系统，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阉割和扭曲了学习借鉴西学观念和话语体系的本来意义，而且给自主建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话语系统带来极大的伤害。

同时也须看到，西方文学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和议题设置，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消解性冲击也是很大的。这是因为，西方文学理论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抨击和颠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为目的而存在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意无意以混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区别和界限为职能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喜欢采取将西方话语体系和观念同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和观念加以“嫁接”“组合”和“拼凑”的手法。这种手法，对我国一些学者的影响也是颇深的。譬如，近年来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变相“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文论、“实践存在论”文论等，就是这种“嫁接”“组合”的产物。有学者说得好:“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代入’到西学理论框架的研究取向，严重削弱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好像我们的文学观念只有依靠西学来论证才站得住脚，才会有学术讨论的意义和价值。”[30]这种构建文学理论新话语体系的方式，显然是不可取的，显然是学风有些不正的表现。这里“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31]812即不是按照立足本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来进行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对待外国文学理论话语和观念，不采取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拿来、不适用的放弃的态度，这样构建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

八、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创新需要以前瞻的目光预测和适应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变化，不能墨守成规。以文学载体的变化为例，已有学者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作家进入影视界，并不是改行，只是换了表现载体，就如有了纸张而放弃竹简一样。单一的平面的文本文学已经被类似电影这样的影像文学挤得没有多少读者了”[32]。传统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实际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单一的平面的文学理论文本已被花样翻新的、生动的个人体会和所谓的“创作论”挤得没有了多少探讨的空间。

语境的“多元”，观念的“多元”，使构建统一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确实出现许多不易解决的困难。“圈层化和部落化的当下文学现实，批评家的专业性只可能在狭小的圈子里，有各自分工和各自的圈层，也有各自的读者和写作者。希望能够破壁突围、跨界旅行、出圈发声，必然需要对不同圈层不同部落所做工作的充分理解，这对于批评家的思想能力、批评视野和知识资源无疑是巨大的挑战。”[33]文学理论界亦是如此，

从宏观上看，各种“新潮”文论涌入及媒介发生革命之后，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的确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不过人们很快发现，这种“众声喧哗”不是复调对话或意义增殖的“众声喧哗”，而是无主脑的鹦鹉学舌式的“众声喧哗”，是自说自话、自我消解和耗散式的“众声喧哗”。它不可能有正确的轨道，也没有持续的动力，表演一阵，宣泄一番，就能量式微、偃旗息鼓了。这就是眼下文学理论界沉闷、无语、失声，没有热点，没有焦点，“话语体系”既缺少更新也缺少创造的根本原因。文学理论研究“热点”的缺失，直接导致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产生“无中心”“无聚焦”“无批判”“无建构”的尴尬局面。

改变这种混乱、低迷、无力的状态，改变这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19]25、邯郸学步的状态，文学理论界是需要认真反思的。如何反思呢?除了相信“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1]外，尊重历史和文论传统，特别是尊重“五四”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我国文学理论传统是深厚、卓越的，在历史上是得到征信和检验的。这个传统的“话语系统”，许多成分是可以而且应该接续继承、弘扬光大的。能否继承和弘扬这个传统，事实上已成检验文学理论发展实绩的一把衡尺，成为提高我国文学理论现有水准的前提条件。丢弃这个传统，缺乏历史的视野与修养，对我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演进若明若暗，或拘泥于一知半解的所谓“新”“奇”东西，满足于思想和观念的“碎片化”，呼吸不到时代气息，把握不住时代脉搏，在纷纭万状、此起彼伏的思潮面前没有明晰的分标，缺少理性的判断，这对构建新时代符合国情和文情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是十分不利的。

面对困境，有学者采取实用主义做法，主张用文学批评来“替代”文学理论，放弃对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姑且不说这种“替代说”是武断和短视的，单就提出这种意见本身而言，也折射出近些年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在文学阐释能力方面的羸弱和不足。文学理论的学术推进，当然离不开文学批评成果的支撑，但文学批评是绝不可以简单“替代”或“等同于”文学理论的。文学批评是运动着的美学，它的发达与进步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创新和深化。眼下文学批评乏善可陈，缺乏战斗力、说服力，难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一面镜子和一剂良药，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作为其学理支撑的文学理论破碎、含混、缺乏新意和力度造成的。说穿了，它是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不健全、不锋利的副产品。

另外，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要创新就应重视其“对话性”。也就是说，要把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探讨、磋商和争鸣在话语层面开展起来，不能把文学理论话语弄成只是在个人的或修辞意义上的存在。很长一段时间，真正属于辩证的批判性———即对话性———的文学理论话语已经丢失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话语多半是装饰性的、拼凑性的、表演性的“对话”，或者是“假装的对话”，这不能不使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掉入萎缩的泥淖。

缺乏“批判性”和“对话性”，文学理论的“话语宗派主义”现象势必产生。有些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只能在一个“小圈子”内使用和旅行，对其他文学理论话语系统是排斥的、是封闭的。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利益问题，但归根结底是由于在文学理论话语活动的目标和目的上不一致造成的。鲁迅说:“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34]242-243毛泽东也曾经说:“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者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35]858

文学理论“话语宗派主义”，会渗透到一些人的思维和血液里，成其为潜意识。这是因为靠这套话语可以赢得“掌声”、赢得“奖励”，维护这套话语体系就能捍卫已有的“光环”与“地位”，而离开这套话语体系他就丧失了正常发声的能力。殊不知，文学理论应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真理，而不是为少数人把弄的玩意儿。马克思说得义正词严:“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36]416“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在这里，向它跪拜吧!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36]418

九、加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的意义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世界的理性反映，目的是为了达到规律性的认识。文学理论的活动机体只能同相对真理打交道，其话语构建和表达方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弹性和相对性。绝对和武断的做法，在话语体系构建上是不适宜的。文学理论是一门科学，因此“可以肯定，科学中有着许多其真理性即使在极遥远的将来也不可怀疑的原理。但是，也同样可以肯定，科学的前沿包含着大量有争议的假说、未经充分检验的事实资料和未经充分论证的理论，这些东西在科学今后的发展中很可能会被证明有误。但这些成分也是科学的不可分割的且富有意义的部分”[37]。我们要理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中的这个特点。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其对错可以通过实验来加以检验和验证。很多时候，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是一种结构问题，它的价值和意义往往是通过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实现的，所以，构建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是不能对话语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任意编排的。

能否把文学理论话语表述得清新晓畅、洁净朴素，这是一种素养和境界问题。对这种境界，康德也是心向往之。他说:“任何哲学著作都必须阐述得通俗易懂，不然的话就会在貌似深奥的烟幕下掩盖着无稽之谈”，甚至强调“美学研究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通俗性”。[38]138,274可见，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风格对研究者和接受者来说多么重要。文学理论的语言是第一道“门坎”，它应当对所有想走进它的人都发出亲切的邀请，而不要用一脸横肉或怪相把读者尤其是初学者吓跑。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和表达是变动不居的。当陈旧的话语模式或表达方式不能再面对丰富的文本世界和复杂理论现象挑战时，它就应该改变自身的模式或“活法”，或向平行的其他学科看齐，以寻求对象与表达之间的新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一门文学理论分支学科:文学理论语用学，看来是有必要的。因为“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寻找并确立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39]14文学理论的话语研究同样如此。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和表述方式上，是“材料”挂帅好呢还是“观点”挂帅好呢?我想引述马科斯·韦伯的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借用F.T．魏舍尔(Friedrich Theoder Vischer)的话说，在我们这个领域里有‘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前者贪恋事实的咽喉只能用卷宗、统计材料和调查材料来填塞，但他对新思想的精致却感觉迟钝。后者的贪婪却因日益更新的思想提炼而败坏了对事实的胃口。”[40]41这里的意思很明了，就是真正的理论话语应当是把已知的事实和已知的观点很好地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同理，“‘常识’不是理论，严谨的理论表述要尽量把一般的‘常识’性内容剥离出去。表述和研究的过程倘若到处‘以常识当学问’，那势必限制理论的水准”。“理论的说服力和生动性本质上是一种逻辑的生动性和精神的彻底性。”[41]323

文学理论不同话语体系之间的争斗是经常发生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本质上是文学理论话语权的争夺。“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1]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不是中性的，而是充满对立和斗争的，所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如果将取自不同学术体系的话语像穿“百衲衣”一样的缝补在一起，或像摆“水果盘”一样把各色水果拼凑在一块，那是注定要造成文学理论含糊不清、混乱污杂、缺乏逻辑的。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民族性。我们不能操一口“纯正”的西方话语来表达中国文学的时代精神，也不能用“地道”的古代文论话语来表达当代中国的文学精神。绝对的需要是面对新的历史方位，创造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属于21世纪的中国化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列宁说得好:“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42]264-265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要承继这个“好习惯”。

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和表达领域已成为一块不平静的土地。难怪有学者说，在这里“纠缠不清的观念的混合物(就是现在被称为‘理论’的那个东西)竟成了知识的中心竞技场，在此竞技场上，人们沽名钓誉，四处笼罩着一片争权夺利的战火与烽烟”[43]6。我们有责任通过文学理论话语体系、话语结构、话语表述的研究，清理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使未来的文学理论澄明和清澈起来。

“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1]我们要摆脱困境，开拓创造，努力把我国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提升到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