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期刊钩沉——评《刊影流年》

日期：2021-02-15 10:49

研究民国文学史要使用第一手资料，文学报刊是重要载体。当前，对于民国文学期刊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何宝民先生近年也致力于对民国文学期刊的研究，出版了《旧时文事———民国文学旧刊寻踪》《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等著作，给读者展示了一片别样的民国期刊园地。他的另一部关于民国文学期刊的新作———《刊影流年》，2018年1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何宝民先生是老编辑家、老出版家，长期工作在河南出版界，参与创办《中学生阅读》《寻根》等杂志。他喜欢文学，他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多与文学、文化有联系。他的《鸣溪谷书话》一书，可以看出其文学兴趣所在，也可以看出他的部分工作经历。何宝民先生出生在1939年，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更是有切身感受与观察。何宝民先生研究民国文学期刊，以及期刊涉及的人和事，得天独厚，专业背景、浓厚的兴趣为其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自身经历与经验，更有利于把研究放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去理解。

《刊影流年》收文二十八篇，部分曾在《寻根》杂志上刊出，收入本书时，又进行了一些修改、补充。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收文六篇，主要是对河南南阳籍的学者作家与期刊的描写。何先生是南阳人，其中饱含对乡贤的敬意。第二部分记插图、漫画与期刊，从少年时代起，何先生就痴迷文学与绘画，对文学期刊中的插图、漫画尤为留心，又具有欣赏的眼光。四篇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独特的阅读经验。第三、四部分是对十六种文学期刊的记述，“大都是很少被人提及或难得一见的珍刊”。第五部分两篇文章，作者以独特的眼光，对文学史上被误读的现象进行了订正。

《刊影流年》一书别有特色。

首先，订正讹误。作者十分严谨，根据对原刊的研究，对认识有歧义的史料进行了考证，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董作宾的《考古闲话》，有著作认为撰于1924年，何文根据文章内容，认为“文章绝不可能写在1932年以前，《论语》刊发的也绝不会是作者十年前的旧稿。”《〈人世间〉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多工具书的编辑者，可能并没有复核原书，或者辗转引录，对《人世间》杂志的来龙去脉并不是很清楚，致使著录的信息不准确、不完整。经认真研究，何文对五种工具书的记载进行了修订补正。《〈论语〉上的〈京话〉作者的性别》一文，偏重考证。《京话》是《论语》杂志所开专栏。《京话》的作者姚颖，专写首都的政坛花絮、官场内幕、名人逸事，文字练达，思想清丽。后结集成书出版。但是《京话》一书的作者，很早就有争议。有人认为，《京话》的作者并非姚颖，而是姚的丈夫王漱芳，因他任职政府部门，了解内部情况。再者，文字老道，不似女子手笔。然学界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有人认同王漱芳为作者，有人认同姚颖为作者。对此，何文一一陈述，最后综合诸项，“似可以推出如下判断，《京话》的作者主要是王漱芳，书中也有才女姚颖的妙文”，就十分平允、稳妥。可从。

其次，发掘新史料。在研究文学期刊的过程中，广博的知识，对民国文学期刊的熟悉，使作者能与现有研究对比，发掘很多今日研究所不注意的珍贵史料。

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对徐旭生先生当不陌生，徐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早已成为经典，嘉惠学林。然徐旭生先生绝不是只躲在书斋里的学者，作者用“一本杂志和两本书”，描绘了一个有血有肉、积极入世的中国学者形象。徐旭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3年—1919年在法国巴黎攻读西方哲学。除《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外，他还在1925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主编《猛进》杂志。《猛进》发表的文章，思想锐利，是一知识分子的论坛。鲁迅先生曾在该刊发文，并赞扬说“《猛进》很勇”。徐旭生是《猛进》的主编，也是主将，发表很多抨击时政的文章，见解超群，“徐旭生没有旧的读书人的摆架子和绅士态的固有的毛病，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时人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自以《猛进》为上，《语丝》次之，下流的舍《现代评论》莫属”。徐旭生不但能言，且起而行，参与反对段祺瑞卖国行为的游行，并负伤。此处，读者看到了一个有鲜明立场，敢于自我牺牲的知识分子形象。徐旭生还曾任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与瑞典斯文·赫定等学者共同考查西北，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一部《徐旭生西游日记》，写他参与的考查。全书记述了二十个月的所见、所闻、所思，不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亦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于前者，自不待言。徐先生文学才华的出色，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何文引用研究者的评价，“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心像海洋般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此乃文学的徐旭生。民国学者，多文史兼通。刚刚出版的《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更进一步证明了此点。

再次，整体把握时代与个人。知人论世，需要设身处地，也需要长时段观察，才会寻绎出文字背后的东西。为达此目的，何先生溢出期刊之外，耙梳出重要史料。使读者感触历史脉络、时代变迁。

《〈小说〉半月刊与荒煤和丽尼》一篇，介绍了1934年创刊于上海的《小说》杂志，主编为梁得所。文章引用杂志的创刊旨趣，要“扔下菜单式的论著，端出点心式的作品”，以及刊物面世后的反响与批评，简介了创刊号的主要作品。赞赏杂志的大开本，“在小说杂志中可谓异类”。插图也不错，“大尺幅的跨页插图与文字交叉映衬，编排手法娴熟，版面美观大气，引领时尚，很有魅力”。此外，重点叙述荒煤与丽尼，因《小说》杂志有七期刊载荒煤的作品。荒煤即陈荒煤。何文认为荒煤发表在《小说》上的作品，“关注都市底层人们的灰色人生，描写长江上劳动人民被洪水、饥饿逼迫而离乡背井的苦难日子”。荒煤走上文学道路，得到了作家丽尼的无私帮助。丽尼，曾参加过“左联”，后编辑《小说》半月刊。他不但鼓励荒煤进行创作，为其作品联系出版，还安排荒煤出版小说集，仔细校对。丽尼既是作家，也是翻译家。在此处，人们看到了一颗高尚的心和纯洁的友谊！丽尼对荒煤及其他地下工作者的帮助是持续的、无私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荒煤去了延安。丽尼一家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谋食，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谋得一职，从事英文翻译。新中国成立后，荒煤成为电影事业的领导，1965年受批判，1966年被捕入狱。丽尼先是在出版部门工作，后到高校。但是“历史问题”成为他的沉重包袱，“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劳改中猝死。“文化大革命”后，荒煤有多篇文章纪念丽尼。1949年以前，丽尼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丽尼没有对人说过。荒煤觉得，这本应该使丽尼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处境好一些。在回忆文章中，荒煤“感到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交织着的内疚、痛苦”。这是荒煤晚年的忏悔之言，也是伟大的人性光辉的闪耀。

最后，卓越的识见。何宝民先生自谦说，此书是他的读书札记。研究要有浓厚的兴趣作支撑，投入大量时间，经过艰苦的思考，然后有一得之见，至于表达形式，是可以灵活的。成果并非遵守严格的论著形式才称得上学术研究著作，很多札记式的作品，其价值有目共睹，早已成为经典。《容斋随笔》《困学纪闻》《日知录》，都是札记体，关键是有新见。此书，有不少自己的独特见解。

何宝民先生喜欢诗，无论旧体、新体，都有自己的审美视角。《〈文艺时代〉与北平学人的新诗》一篇，介绍吴兴华有独特艺术追求的诗作。他除搜集很多相关评论外，对吴发表在《文艺时代》上的《吴王夫差女小玉》《解佩令》《盗兵符之前》《北辕适楚，或给一个年轻诗人的劝告》等篇进行了精彩而入木的赏析。最后总体评价吴诗：“吴兴华对中国古典文化浸淫日久，又深谙西方文学传统，在诗歌形式上着意于融汇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而多样的探索。无论是‘化古’，还是‘化洋’，都视野开阔，技法成熟，从而使中国新诗在宏观上会通了‘旧诗’与‘西洋诗’两个向度，对于中国新诗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评价，是在深入研究，对旧诗、新诗都有识见的基础上作出的。

《“第三种人”与〈星火〉》一篇，涉及1930年左翼理论家与第三种人的论战。“所谓‘第三种人’，指属于不满左翼文坛，并要自由创作的小资产阶级作者。”代表人物有杜衡、杨邨人、韩侍桁等人。他们于1935年创办刊物《星火》。“第三种人”与左翼争论的时间不短，他们的文章中，也夹杂着很多嘲讽与辱骂。对“第三种人”的评价有分歧，他们长期被看作反动文化团体。但是反对意见认为，他们对国民党的政策，也很义愤；左联也有很多左的倾向。其实当时双方论战之时，张闻天就发表文章，认为对“第三种人”应该团结，不应排斥、谩骂。至此，文章本可结束，但是何文又加一段，述及萧乾耳闻的胡乔木对“第三种人”的评价，“国民党是一小撮，共产党就全国而言，也是少数。真正的大多数是‘第三种人’哩”。这一引语不是可有可无，而是表明了作者的判断。胡乔木的此一说法，被胡绳进一步论证。他们认为，当时共产党、国民党以外，绝大多数人属于中间势力，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最后一段的引语，使文章提高至新的高度与深度，给读者以无限遐思。

此外，该书制作精美，封面设计朴素而典雅。文字简洁、准确。书内插图一百七十余帧，有期刊封面、漫画、人物照片、相关人物手迹等等，图文并茂。

何宝民先生说：“民国文学旧刊，让我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文学气场。……促使我在明日黄花中钩沉辑录，去寻觅已经消逝或被消失的陈迹。”综合而言，作者使用实事求是的史学准则，用史料说话，努力进入当时的历史情境，展示给读者一片千姿百态的民国文学期刊园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