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中人民性问题的回溯、重构及当代价值

日期：2021-03-16 10:06

一、人民的文艺的三个方向

文艺的方向问题,是新时代的文艺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1文艺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方向问题,文艺从内容到形式、从宏观到微观的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在当下,文艺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人民的文艺就是现实的文艺、时代的文艺、民族的文艺。

人民的文艺是现实的文艺。现实主义是最广泛的文艺作品形式。毛泽东曾经强调:“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2美国学者梅·所罗门在《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中指出:“毛泽东在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大众化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和这一过程相关联的,就是要求运用艺术中的民族性和人民性因素,通过群众的朴实的表达方式和他们自己喜闻乐见的形象,来打开联系群众的渠道。”3文艺的现实品格与人民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只有投身于人民,扎根于生活,与人民荣辱与共、血肉相连,才能写出现实的文艺、人民的文艺。

人民的文艺是时代的文艺。文艺代表时代风貌,文艺引领时代风气,时代的风采、时代的精神需要记录和刻画。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走向人民、走向部队。一大批文艺作品,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新歌剧”《白毛女》《赤河水》《刘胡兰》等,都在人民中产生了较大反响。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提出,希望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在此之后,文艺迎来了真正的春天,文学、电影、舞蹈、戏剧、美术、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都重新回到人民中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掀起了文艺创作的新高潮,形成了新时期文艺的“丰收期”。当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时代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时代。人民是这个时代的实践者、劳动者、工作者,讴歌时代、讴歌人民是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一是文艺需要记录时代。新农村建设的日新月异、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反腐倡廉的雷厉风行、“一带一路”的风起云涌等等大事件,无一不值得文艺工作者大书特书。二是文艺需要服务人民。文艺要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首先要考虑社会效益。所以,记录时代的真善美,讲述中国故事、凝聚中国精神是当下要务。如电影《人民的名义》、电视剧《亮剑》、歌曲《爱是你我》等,群众喜闻乐见,市场备受欢迎,达到双赢。

人民的文艺是民族的文艺。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就曾指出:“在任何意义上,文学都是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任何文艺创作都要受到民族历史生活状况的制约。例如,古希腊文化就“始终具有独特性和民族性”;西班牙文学则是一切民族文学中“最富民族性”的;歌德的每一部作品都荡漾着德国人,并且还是“歌德式的”精神;普希金更是真正的民族性的俄国诗人等。民族性成为这些作家的标签,而他们的标签也恰恰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传统文化精神,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在中国当代文艺作品中,曾经涌现出大量“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如50年代的《青春之歌》、80年代的《人到中年》、90年代的《平凡的世界》及影片《焦裕禄》等典型作品。这些抒写现实、融入时代、讴歌民族文艺的文艺精品,展现了人民的文艺获得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身份认同

人民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恒定主题和公共性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演化全过程。从五四启蒙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到左翼文学预设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再到延安文学提出工农兵方向及其延伸至整个“十七年”期间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契合的政治文学,抑或是新时期初期重新构建的“新启蒙文学”以及新世纪初期崛起的“底层文学”,人民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实践中勾画出一条完整而清晰的路线图。虽然人民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共享的主题资源,但它并非是一个固态化、静止化的理论概念,而是具有多元性和流动性的话语体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时代语境和社会诉求中呈现不同的面相和图景。

因此,我们在阐释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时就需要从两个维度上展开。在认识论纵向结构上,将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整体链条上进行同质性与差异化比较,从身份认同、阶层确认、党性归属、民族国家意识、理想社会诉求等层面分析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在理论构建、审美意识、价值立场、发展趋向等方面发生的嬗变,以此凸显人民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仅是深化和延伸的过程,更是不断变动、演化和转型的过程。

这种现代文学传统的浸染可以在诸多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文本中获得验证,例如很多作品都是以阶层分立和贫富差距来构建文本叙事的基本形态的。肖江虹的《天堂口》以火葬场工人范大成的视角,呈现了城市中因事故死亡而被送到火葬场的弱势群体的群像,“那些客死他乡的,煤矿爆炸透水的,吃低保的”都成为范大成勘察和怜悯的对象。毫无疑问,火葬场的来客的社会身份和死亡原因应该是复杂多样的,但作品却明显的选择性呈现了大量底层的“社会性”的意外死亡,这与左翼文学常见的底层视角和叙事原型高度相似。此外还有以城乡分立和二元观念建构文本的叙事。孙惠芬的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就以“车夫”吉宽进城务工后的种种不平遭际和见闻为主要线索,呈现了霓虹灯下暗藏的各种人性的贪婪与城市的罪恶,这种叙事模式应该说与“十七年”文学对城乡的刻板印象一致,即以真/假、善/恶、美/丑、贫/富的对立框架,融构城乡二元结构。小说既融入了古典的审美伦理意识,又浸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城乡想象的文化传统。

新世纪文学观念上一个重要的回归,就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念的重提。众所周知,现实主义文艺观念和创作手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先锋文学”和“日常叙事”的观念消解,处于颠沛流离的被驱逐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无论是作为创作手法,还是作为批评立场,皆是如此。近年来,人民的文艺重获重视,非虚构浪潮成为现实主义重新回归的重要标志,为了确保文学创作贴近现实的紧迫状态,很多作家都以新闻报道作为创作原型和原始素材。如王十月的《人罪》所表现的就是媒体多次报道的以不正当手段冒名顶替上大学,从而使本应充满希望的人生跌入谷底的故事,所谓“人之罪”也就是社会不公之罪。班宇的《逍遥游》也真实地展现了沈阳铁西区下岗工人的艰辛生活和心灵的陷落,与诸多同类型题材的文艺创作形成了代际同构。而最有话题性的,莫过于余华的《第七天》,这部作品出版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作品中众多来自于媒体的半成品的“文本事实”引发了诸多批评和争议。对于余华这样的资深作家而言,这自然不是能力问题,而是一种刻意选择,即作家就是要用这种方式保持文本对现实强烈的干预性。

当然,阐释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它的理论资源和文学叙事经验源于中国现代文学关于人民身份的理论构建和文学实践。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文学具有明显的平民指向,农民、城市底层平民被化约为人民,国民性批判成为人民叙事的核心话语。新世纪文学在对人民身份认同过程中继承了五四文学对农民、城市底层的关注,但同时又扩大了人民身份的外延,不仅仅将叙事目光聚焦在农民和城市底层身上,而是涵盖了一切能够推动民族、国家进步的群体,避免了人民身份认同的窄化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启蒙姿态和代言立场,取而代之的是以单纯的讲述者身份叙述人民,避免了人民性话语与人民身份之间的悬置问题。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在人民身份认同上被赋予鲜明的阶级对抗性,人民身份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强调工农兵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在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中人民往往演化为阶级主体,并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表征和隐喻。新世纪文学继承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对人民身份独特性的认同,但去除了阶级对抗意识。人民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已经从阶级转化为阶层,人民性问题是中国社会“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体现,从而避免把人民叙事转化为负面情绪的宣泄和阶层仇恨的诉苦。新时期初期文学对人民身份的认同采取与五四文学相同的启蒙策略,但抽空了人民身份的具体阶层指向,以人性取代人民性,希望通过重新确认人性的价值和意义来重构人民性话语,但却因为这种人性的高度抽象性导致了人民身份的空洞、模糊和虚无。因此,新世纪文学一方面汲取“人的文学”所包含的去阶级性、去政治性等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又把人性还原为现实世界中有思想、有情感的生命个体,讲述人民的独特生命感受和生命经验。20世纪90年代文学中的人民身份认同受到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影响,人民作为群体性概念在文学中隐退,人民在历史虚无主义、绝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夹击下成为碎片化、模糊化的个体。新世纪文学对这种文学状态进行了强力纠错,重新恢复人民在文学中的传统和地位,但绝不是二元对立式的激进断裂,而是分析其中的有效成分,进行理性的重新叙述。

三、新世纪人民文学的审美经验

新世纪文学在对人民身份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构建的基础上确立了新的人民文学审美经验。在主题设置上,新世纪人民文学以构建中华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诉求。将五四启蒙文学中的国民性,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中的阶级对抗性以及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人性进行了重新筛选和编排。汲取国民性中的现实主义批判因素,对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失衡、阶层分化、精神失范,以及人民思想中的文化劣根性进行理性批判。保留阶级对抗性中的阶层对抗意识,人民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境遇中为了自我阶层的整体利益与其它阶层进行对抗,并在这个过程中凸显人民阶层的独特性,以此寻求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排除暴力因素。强化“人的文学”中对个体、个性的凸显,人民文学不再是统一化、模式化的脸谱而是有着独特生命体验和经验的文学,但同时能够把自我阶层所经历的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社会转型与整体历史关联起来,以此实现对国家、社会、民族的总体性把握。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以塑造具有新生活和新思想的新人为宗旨。虽然新世纪人民文学仍然以工人、农民为主要文学形塑对象,但与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工人、农民形象存在极大差异:工人和农民不再是高度抽象化的符号,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要素,而是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充满生命力、情感力和自我认知力的形象。

这在近年来兴起的“新工人”题材小说中有明显的表现。“新工人”题材小说不同于传统强调“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先锋性”的工人书写,而是正视新世纪以来工人阶层真实的生活状态和心理诉求,特别是那种在市场经济和机械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趋势下,曾经引以为傲的“劳动者”早已经沦为社会边缘的“劳动力”的现实处境。但是,这类作品中的诸多人物均能在阶层和生活的磨难中,锻炼出一种特殊的韧性和毅力,这种韧性和毅力既成为他们对抗现实困境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他们不断走向未来,或者是回归内心的心理支撑。像路内的《少年巴比伦》《追随他的旅程》、鬼金的《画十字的地方》《追随天梯的旅途》等作品都是这种“新工人”书写的代表性创作,并塑造了一系列有别于老一代“工人阶级”的崭新的青年工人的新人形象。这些新人形象来源于中国社会现实生活,他们承载了中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城乡差距扩大、权力分化、底层生活困苦、传统道德伦理失范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是具有生活的广度、热度和温度的形象。更为重要的是,新人形象没有成为被代言的群体,而是成为具有理性分析能力的思想个体,他们对自身的生活境遇和社会遭遇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行动规划。

在主体内容上,以讲述人民真实生活为核心。新世纪人民文学的主体内容虽然没有脱离“苦难叙述”,下岗工人生活的贫苦、进城农民社会地位的卑微、新工人群体的精神异化等内容仍是新世纪人民文学的核心故事。但这种“苦难叙述”不再被国民性、阶级性、政治性、人性等话语裹挟,也不再是单向度的情感宣泄和憎恨表述,更不是对媚俗、悬疑、猎奇、惊险、肉欲的追逐,而是平静地讲述人民现实生活遭遇和主体精神状态,客观呈现出人民生活的真实图景,以人民真实的生活而非作家主观的情感介入和先验的思想导向来引起社会共鸣。在语言修辞上,新世纪人民文学以通俗、易懂、平实的叙述语言为载体,不再追逐技术主义、形式主义潮流,讲求叙述语言与人民现实生活紧密对接,语言的通俗、顺畅、平实、准确和韧性成为普遍追求。

这种文坛新气象在杨静龙、石一枫和张楚的小说中都有明确体现。杨静龙的《遍地青菜》是一篇典型的“进城小说”,作品中的许晴是千万个来到城市中做保姆的普通一员,她见识少、学历低、收入薄,但是在栖居的城市中产家庭中,却是平等的一员,受到了如家人般的待遇。十年之后,在雇主的帮助和宣传下,她在所居住的城市小区中种满了青菜,实现了自己进城之初的把“乡村”搬入“城市”的宏愿,并受到了市长的表彰。当然,这个作品无论是在情节上,还是在人物个人品质的塑造上,都有非常鲜明的浪漫化和传奇性的成分,但是作者却在这种超现实主义的寓言中,渗透了对现实的理解和积极的愿望,那就是乡村的消失和城市的壮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必然结果,乡村融入城市的进程并不是有阶级立场的对立冲突的过程,而是彼此包容和互相理解的过程。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以双线索叙事的方式,展现了同一所学校走出来的家庭背景完全不同的安小南和李牧光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命运。学生时代的安小南品学兼优、思想敏锐;李牧光则慵懒无聊、无所事事。走出校门之后,安小南因为不适应社会潜规则而沦为底层和边缘,而李牧光在其高官父亲的庇佑下成为跨国商人。由于老同学的牵线搭桥,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交叉。安小南进入李牧光的企业任职并受到重用,但安小南发现李牧光的公司不过是替他父亲贪腐洗钱的遮掩。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彼此博弈后,他做出了向司法机关举报李父贪腐问题的选择。作品在聚焦贫富带来的诸多人生差序结构和主体体验的同时,也带有非常明晰的历史和时代的伦理性和正义观。

张楚的《野像小姐》书写的同样是平凡中的伟大。主人公是一个新近发现丈夫出轨行为的癌症患者。在她紧张痛苦和忧郁厌世之时,一个身体肥硕、在医院中以捡瓶子为副业的清扫工“野像小姐”,始终以豪爽热情、理性通达、大胆率真对抗和化解生活的艰辛,给了主人公莫名的鼓励。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病友,都从她的自足和自强中获得了战胜暗淡生活和人生磨难的力量。

上述三篇作品都正视了社会底层人无法圆满的现实生活和生命状态,但不如意和残缺并没有把个体推向沉沦,而是借助与人为善的平等关系,依靠人格自尊的强大力量,以及善恶有报的正义伦理,来弥合客观的不均和分裂,这种对现实的营构方式,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作家对时代的独特理解。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时期的很多作家不再诉求代言人、启蒙者的地位,而是成为人民生活的观察者、描写者和讲述者。

四、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价值立场

虽然新世纪文学对人民身份、审美原则、写作诉求进行了重新辨识和构建,但在人民价值立场方面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和偏颇。部分新世纪文学在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主流与民间、理性与非理性等多种价值立场和观念的冲击下,滑向“西方化、商业化、博物化和混乱化”,在价值多元的名义下奉行了价值错乱的原则,导致部分新世纪文学在面对阶层固化、物质主义泛滥、道德失范、精神溃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时,失去了文化批判、道德批判和哲学批判能力,从而无法给出明晰、客观、正确的价值指引。具体而言,新世纪文学对人民价值立场的背离呈现出反智型、虚无型、青春型三种形态。反智型,是指部分新世纪文学主动成为市场和商业的附属品,对庸俗、琐碎日常主义的无限认同,排斥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事件和重大题材,拒绝对消费文化、商业文化、市场文化进行理性辨识、反思和批判,文学所应秉持的启蒙立场、批判立场和人文情怀基本丧失,从而使文学丧失了人民价值立场的精神广度和思想深度。虚无型,是指部分新世纪文学推崇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立场,忽略中国历史、社会、革命重大事件的客观事实,任意篡改、虚构和解构历史,这种无序、失真、非本质化的价值立场造成了文学精神的衰落和退化。青春型,是指部分新世纪文学奉行青春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书写青春的名义将文学带入个体欲望化的泥潭中,对物质、金钱、性的极度推崇使文学无法表述个体生命的复杂、多样和丰富。

针对上述情况,恢复与重建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价值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要对历史虚无主义、绝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庸俗主义等社会思潮进行有效的识别和批判,重新恢复文学对现代中国的诗性想象、对理想社会的构建、对崇高精神信仰的渴求等人民价值立场;另一方面要从旧有的写作经验和审美窠臼中挣脱出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面前增强有效的话语表达能力,使人民价值立场与时代精神诉求相对接,从而使新世纪文学的价值立场契合国家、社会和个体的价值诉求,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价值体系和认同方式。

新世纪之初,以李云雷、王十月、刘继明、曹征路等为代表的作家打出了“人民性”写作的大旗,呼唤和实践传统的现实写实主义创作,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写作“分裂”和“失神”的状况给予了针对性批判;呼唤作家和文学创作要从个人化、荷尔蒙和私语性的小格局中,以及沉溺于先锋和心灵经验的想象秩序中挣脱出来,正视40年来中国城乡人口流动的主流现实带来的困境和矛盾,重构文学对时代的观照维度和宏大叙事的伟大传统。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阎连科、李佩甫、张炜、刘庆邦、北村、徐则臣、迟子建、东西、刘醒龙、尤凤伟、邓一光、毕飞宇、孙惠芬、罗伟章、邓一光、陈应松、温亚军、鲁敏等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创作都有意无意地呼应了这一文学潮流。同时“人民性”的问题也成为“城乡文学”“进城叙事”“城市外来者”“城乡流动小说”“打工者文学”“拆迁题材文学”等创作潮流和学术话题高度关注的维度。

关于新世纪文学中的人民性发展趋向问题,相关学者提出了“新左翼”“新人民性”“后人民性”“公民性”等观点。虽然这些提法和命名有其合理因素,但仍然局限在阶级论、人性论、启蒙论和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对此,既要从历史文学经验中寻找话语资源,又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寻找人民与民族、国家和社会的契合点,构建人民的“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历史文学经验上,要重新发掘新世纪文学与五四文学的精神联系,将五四文学所秉持的民主、理性、平等、公正等观念作为思考新世纪文学人民性的思维逻辑、情感取向、精神气质;挖掘新世纪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联系,将“感时忧国”“立志言心”的精神流脉、关注底层民众的人文传统转化为新世纪文学的叙述动力,强化新世纪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反思新世纪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从对西方文学的崇拜、模仿、追逐转换为理性的辨识和分析西方文学提倡的文学价值、文学立场和文学标准是否适应中国现实情况,是否能够满足新世纪文学创造的需要,解决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现实问题。以此,在汲取多种文学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人民的文化共同体。

在现实诉求上,新世纪文学人民性发展趋向要围绕着中国独特的现实社会问题展开,围绕着建设现代国家政体、民主政治制度、和谐社会关系、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等亟需解决的问题展开。因此,新世纪文学创作首先要凸显身份意识,认识到人民身份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独特性;其次,要强化批判意识,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境遇中,能够为了人民的整体利益对现实社会呈现出来的局限和弊端进行批判,并在此过程中凸显人民的独特性;再次,要提升民族国家意识,人民的利益应该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以此实现对国家、社会、民族的总体性把握;最后,新世纪文学的诉求是在对人民故事的讲述过程中构建公平、正义、法治的理想社会,展现出人民独特的国家观念、民族认同、道德伦理、思想诉求、个体理想,以此构建人民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