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及其文学史意义

日期：2021-04-27 10:19

明清时期迎来了我国封建时代城市发展的一大高潮,大中城市数量明显增多,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这一时期也形成了小说创作高潮,成为古代小说史上的繁荣阶段。由于城市与文学的互动日趋频繁,“城市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都获得极大发展,城市生活因而成为明清小说重点表现的内容,其中,小说中的“双城记”尤为引人注目。所谓小说“双城记”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小说作品在对发生于某一重要城市中的故事情节展开细致描绘的同时,会有另一重要城市的空间叙事与之对应和参照,从而形成彼此关联、相互映照的“双城叙事”现象。明清小说中不仅有多种“双城记”,而且此类“双城记”构成了贯穿整体、前后接续的序列,这一现象业已引起学界的较大关注。较早提出古代小说中“双城记”概念的是宋莉华教授, 参见其 《汴州与杭州:小说中的两宋双城记》, 载香港大学中文系2001年主办 “宋词与宋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另外,笔者与孙逊教授曾联合撰文《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意涵》,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由于此论题涵盖广泛,学界此前的相关研究(包括笔者)多集中于现象呈现的分析或某一具体双城的论证,对于这一叙事现象的本体属性尚缺少深入的学理探讨,故本文拟作进一步申论,以阐明其主要意涵、表现形态、文化机理以及文学史意义。

一、“双城记”的主要意涵与表现

在明清小说史中有一条较为清晰的时间轴,呈现了从明代直至近代作品中的描绘分明、前后相续的“双城记”,如果以时间为序,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共六组“双城”,即明代至清中期的汴梁与杭州、北京与南京、苏州与扬州,晚清的扬州与上海、上海与广州,清末民初则有北京与上海,这三个阶段六组“双城”在时间上彼此有交叉,就空间推进而言,大体上呈现为南北呼应、自北向南轮替演进的整体趋势。

明清小说中最主要的“双城”,是两组“双都”,也就是宋代的故都城开封与杭州和当时的都城北京与南京。明清小说的开封和杭州与宋元时期相比,在发展演进中出现了重大的分化。如果说宋元时两个城市还是双峰并峙,那么到了明清,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倚靠,开封的发展明显呈现颓势,只是维持了中等商业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清代的杭州依托江南的整体迅猛发展之势,人口持续超过百万,成为全国一流的大都市。在小说特色方面,双城的小说叙事都以世俗化和市民化为基调,但作品的规模、数量和名作比重呈现迥异的面貌。

明清小说作者对于开封(东京)的抒写主要呈现为追忆和写实两种状态,一方面,小说家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 但是, 由于时代毕竟久远, 他们在对故都东京景象的回望中,展现出虚化的倾向,城市景观描写逐渐隐入小说刻画的幽深之处, 它作为王朝政治中心的符号意义不断凸现出来。我们从代表作品《大宋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传承讲述, 就能够清楚地窥见东京意象的演进,如何从一个充满烟火气息和世俗欲望的都城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强权的符号化象征。另一方面,小说家重新发现了现实中的开封,当时出现了一些描写开封的中长篇世情小说,而写开封最充分、也最为典型的,则是河南人李绿园的《歧路灯》,此书叙述了开封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在忠仆王中的帮助下迷途知返、重振家业的故事。这部作品堪称18世纪的开封风土生活志,生动展现了开封的两种城市属性:中州理学名区与中州商业都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和矛盾,反映了小说家对历史名城风貌新的把握和塑造。相比而言,明清时期的杭州在小说中却获得了更为旺盛的生命力, 小说创作变成一种文学接力活动, 出现了以风物传说、世俗写真和风月言情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西湖小说”。代表作品有明末周清原的《西湖二集》,该书共34卷,每卷平话一篇,内容多敷衍与西湖相关的古今故事。又有《西湖佳话》,包括《葛岭仙迹》《白堤政迹》《六桥才迹》等内容,则是以西湖景点为中心描写风物传说的短篇小说集。此外“西湖小说”还包括《鸳鸯配》《醋葫芦》等多个中篇,“三言二拍”中的多个短篇如《白娘子永镇雷峰塔》《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卖油郎独占花魁》,《欢喜冤家》中的多个篇章,等等。西湖小说无疑是古代小说中表现城市映像最丰富也最立体的作品系列。

再来看明清小说中的北京和南京。明末南京人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两都”中,论述了南京作为陪都的意义,认为乃“国家之深计长虑”,“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1] (P36)“双都”景象在明清小说中多有描绘。北京叙事展示出大气醇和的景象,这源于宫廷、缙绅和庶民三种文化之间的互动, 具体表现为城市文化中官派气度和市井情味的融合。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 清代中后期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了北京作为京都的官派气度。《红楼梦》笔下的“神京”“长安”“都中”之称谓都指向了集聚了权贵豪门、簪缨世族的京城。在帝京里,这些高门大族利用家族势力建构起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 显示出与外省上层社会不同的京都统治集团的特点。《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姓费莫氏,先祖为满族贵胄, 至其时家道已中落, 但他以理想化的笔触, 着力描绘一个汉军旗人世家经历世运变迁而最终家道中兴的故事,“作一场儿女英雄公案,成一篇人情天理文章,点缀太平盛世”(首回“缘起”)[2] (P6), 其中渗透着京都上层社会官员之间的失意与得意、贬谪与升迁。它和《红楼梦》旨趣迥异, 但在反映和表现京都特有的官派气度上, 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南京作为六朝金粉地,历代文人对之怀有特殊情感, 它在明清小说中有许多表现, 最典型的是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作中, 投射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作者个性的城市映像。如果说《儒林外史》是写实的, 它细致展示了以文人为中心的南京众生之相,所写的南京是个实在的、立体的、多方位的世俗城市,尤其是小说第二十四回、四十一回对秦淮河等景观的精细描画,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在《红楼梦》中,“金陵”描写呈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面貌,尽管在小说第二回、第四回、第五回、第六回、第四十六回、第五十六回等中不断提及“金陵”,但大多数时候着墨不多,作为一种内在的意绪, 弥漫在字里行间。这里的南京更像是一个涵盖了贾府故籍、贾母娘家、四大家族中的王薛故籍、处处与贾府形成对应的甄家所在地、“金陵十二钗”的所属地等各种含义的意象符号, 它虽然隐藏在文字叙述的背后, 每一次被提及, 却都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小说背后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地理空间, 含蓄地表达出作者潜伏的思想和意趣。曹雪芹笔下的南京, “作为一种精神和心理氛围弥漫于整部《红楼梦》中, 又似乎作为一种与现实隐然相对并可以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象征高悬于《红楼梦》的现实时空之上。有时你虽然未见‘金陵’一词, 但你却同样可以在‘金陵’与‘金陵’的间隙中强烈而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3]在明清小说中,南京与北京不断被描绘、并置、比较,颇为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冯梦龙在《喻世明言·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中对两个主要人物的结局设计,小说最后,冯主事梦见沈青霞来拜,说道:“上帝怜某忠直,已授北京城隍之职。屈年兄为南京城隍,明日午时上任。”[4](P472)沈青霞忠直,冯主事义气,在死后分别封为北京和南京两城城隍,生动折射了两个都城的形象与品格。

除了以上两组“双都”,明清时期还有一组“双城”值得关注,那就是苏州与扬州。这一组“双城”的不同在于,此时的“双城记”从之前的南北呼应转为南方独擅,处于江南文化区域的这一双城在地理上毗邻,于功能上互补。作为经济重镇,苏州与扬州在17—18世纪先后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中心,名满天下,“自清代以来,从民间到宫廷,‘苏’、‘扬’大抵并称”。如杨潮观《寇莱公思亲罢宴》云:“只围相爷庆寿,比前异样铺张,色色翻新换旧,差我前注苏扬。”佚名《燕京杂记》云:“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等等。时人甚至就双城同中有异的城市风习,概括为极具地方特色的两个词汇,曰“扬盘”“苏意”,前者意指不精明、易受愚弄,后者意指赶时髦、喜出风头,两词甚至都成为当时流传全国的俗语[5] (P143-145)。

苏扬双城既经济富庶又风光旖旎,这在当时的小说中多有展示,《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写到了苏州,其文曰:“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6] (P3)“富贵风流”这正是对苏州城市形象的历史评价。明清小说中对其城市情境的营造,乃是以城市的水乡胜景为中心,以富贵和风流为其表现的两大特色,其鱼业蚕桑的繁富和得天独厚的水上交通,衍生了商业文化的繁荣,而水乡的绮丽风光和悠久人文传统,使得“三言二拍”、《型世言》以及《女开科传》《凤凰池》《人中画》《绘芳录》《女才子传》等各种才子佳人小说中充满了有关吴中才子风流、文化丰厚的真实抒写。明清时期,在历经了宋元以来的战乱衰败之后,扬州的商业开始重新振兴,明代的扬州商人在全国已有相当的知名度,李攀龙《三洲歌》云:“何处估客豪?扬州估客豪。”[7] (P3)至清代,扬州的商业繁华达到历史的极致,这种繁荣和扬州的盐商紧密联系在一起。盐业乃有着极高利润的行业,乾隆时就有人指出:“天下第一等贸易为盐商,故谚曰:‘一品官,二品商。’商者谓盐商也,谓利可坐获,无不致富。”[8](P37)到清代,已经出现不少描写扬州风月繁华的小说,写纨绔子弟如何耽于逸乐,为风月所迷,可为代表的有《金兰筏》《雅观楼》《扬州梦》《野草闲花臭姻缘》等。这些小说的共同之处在于以扬州城市空间为背景,通过描绘风月迷人、逸乐败家的人物故事,表达道德劝诫的意味。

到了晚清,经济的繁荣使上海一跃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从而引发全国性的移民入沪风潮。作为天下人、物、财汇聚交流之地,八方辐辏,上海也成为小说叙事的当然中心,扬州与上海、广州与上海构成了晚清小说中“双城”的代表。

通过描写晚清扬州与上海的小说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晚清中心城市转换的鲜明痕迹。在19世纪中叶之后,曾经辉煌的扬州由于盐业衰落、盐商奢靡、赋税沉重、战乱纷扰等多重影响,走向了无可挽回的衰败,当时写扬州的通俗小说有《风月梦》《广陵潮》等一批作品,其中的《广陵潮》堪称古代扬州小说的最后代表,小说开篇就是:“扬州廿四桥圯废已久,渐成一小小村落。”[9](P1)似乎开宗明义,小说讲述的就是已然步入衰落的扬州故事。小说中的才子佳人内容占了较大的比重,主人公云麟与表妹淑仪,与妓女红姝之间的爱情纠葛成为小说的主线。当扬州城在历史烟云中沉浮了数百年,最终淡出历史舞台,而与之相伴千年的扬州风月也余韵徐歇。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繁华中心城市的转换,洋场勃兴,写上海的作品随之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其中声名较著的有《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海上繁华梦》等。通过叙述上海的各色人物故事,写出了东方魔都的光怪陆离和纸醉金迷。到了1905 年之后,随着《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海上著名小说刊物的大繁荣,也迎来了晚清小说的繁盛期,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以上海作为背景,写扬州的小说几乎绝迹。从扬州到上海这一都市繁华梦的变迁代表着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商业文明的转型。这一时期两座城市的代表作表明,上海已开始逐步呈现出一种工业文明所有的强大的同化力量,它强烈物质化,充满野性,将人生而有的欲望,猛烈地激发出来,以一种张扬人性甚至糜烂的生活方式来突破和冲击内敛、保守的传统文化规范[10]。

晚清时期, 位于南海之滨的广州受西风之浸染, 商贸获得大发展。 在往来贸易中, 当时的粤民大多选择轮船由海道北上, 奔涉上海, 形成一股强劲的“走沪”风潮,反映在晚清小说中, 则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 晚清小说中的关于广州与上海之间往来的描写颇多, 主要代表作有吴趼人的《发财秘诀》《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 黄小配的《廿载繁华梦》, 碧荷馆主人的《黄金世界》, 张春帆的《宦海》, 彭养鸥的《黑籍冤魂》等。 晚清小说中的粤民往返沪粤两地的程度相当频繁。 以黄小配《廿载繁华梦》为例, 其主人公广东南海县人氏周庸祐曾五到上海; 而吴趼人《恨海》中的广东香山人张鹤亭“每过一两年, 便要到上海去一次”,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经省城广州到上海。 晚清小说中的粤民如此频繁地移步上海, 从广州到上海几乎成为一条通行无碍的文化走廊, 已经具备了相当商业经验的粤民在上海滩终于寻获了可以完全施展和释放才能的巨大舞台。 而广东买办堪称“中国近代买办之父”, 他们出自广东, 后大举进入上海, 导致上海洋行买办, “半皆粤人为之”[11](P8), “其黠者, 且以通洋语, 悉洋情, 猝致富贵,趋利若鹜, 举国若狂”[12](P125), 在吴趼人《发财秘诀》等作品中就有典型反映, 如其中的陶庆云因为擅长见风使舵, 乃是“同乡到上海的”得意得最快的人物, 很快成为“台口洋行的副买办”[13](P43)。 以买办为代表的粤人商务群体成为从广州向上海完成时代性地域迁徙的历史见证。

时间转至近代,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共同影响了小说中的描写重点,上海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近代小说开始多以“京沪”并称,再度形成南北对峙的“双城记”。正如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第五回中借人物李去病之口写道:“我从前听见谭浏阳说的,中国有两个大炉子,一个是北京,一个便是上海,凭你什么英雄好汉,到这里来,都要被他融化了去。今日看来,这话真是一点不错。要办实事的人,总要离开这两个地方才好。”[14](P186)事实上,由于这两个世情之大炼炉过于重要,近代小说的描写要完全离开两城几乎不可能。事实上,小说家不仅频繁地写到京沪,由于上海的小说中心地位已成,北京的小说家追步仿写的姿态颇为明显。就小说描写的题材而言,如都市繁华生活题材,写上海的有《海上繁华梦》,写北京的则有《北京繁华梦》;妓院生活题材,写上海的有《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写北京的则有《京华艳史》;揭露城市黑幕,写上海的有《最近上海秘密史》《上海秘幕》《上海之秘密》等,写北京的则有《北京之秘密》《北京黑幕大观》《新华秘记》等;揭露都市社会弊端,写上海的有《歇浦潮》,写北京的则有《如此京华》,等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上海、北京叙事彼此映照的现象还在继续,如写上海的有《人间地狱》《人海潮》《上海春秋》,写北京的则有《十丈京尘》《春明外史》《故都秘录》等,双城对照的作品依然十分引人注目[15]。

近代之后的现代文学时期,小说中的“双城记”不但并未消歇,反而愈加交相辉映,主要有北京与上海,上海与重庆,上海与香港等,但这已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兹不赘述。

二、“双城记”隐含的文化机理

以上我们对于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做了历时性的整体梳理,那么,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特殊叙事现象,它又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古代小说自问世之日起,就有着深刻的城市烙印,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最早的白话小说就源自于宋代独特的城市生活状态,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的精神生活需求直接推动了通俗小说的产生,因而甚至可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古代通俗小说。城市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城市既互为表里,也互为因果。

明清小说中“双城记”繁荣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明清时期的城市获得了极大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城市发展出现的最后一次高潮即始于明代,如果说宋元时期大城市相对集中,明清时期的工商业城市则密布全国各地。至15世纪初,全国以工商业发达著名的大中城市就达30多个,主要有南京、北京、苏州、松江、镇江、扬州、杭州、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明中叶以后,随着国内外市场扩大,在主要水陆交通线上兴起了一大批中等城市。清王朝初建之时,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城市遭受较大破坏,其发展有所停滞,清政府不断调整统治政策,康乾盛世随后来临,城市发展获得持续动力,分布区域进一步扩大,清代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有北京、苏州、杭州、南京、广州、佛山、汉口、成都[16](P352,404)等,城市总数和规模获得新的发展。明清时期北方与南方都出现了大批城市,甚至链接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群,这些都是小说中“双城记”这一文学现象得以繁荣的物质基础与客观条件。

在小说对于城市的表现中,“双城”之所以成为了有意无意的选择,有其独特的心理动因。正如陈平原在《另一种“双城记”》中所说,“不同历史时期, 诸多形态各异的城市之酝酿、崛起与衰落, 乃构成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章节。城市不仅聚敛权力与财富, 还积聚文学与文化”,而“说到城市间的对峙与对话, 最容易想到的是‘双城记’”,“喜欢讲述‘双城记’故事的, 既有政府官员, 也有普通民众, 更有专家学者。在‘双城记’的叙述阐释框架中, 你可以谈论城市的历史文脉, 也可以辨析城市的现实图景”。[17]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双城”组合都可以成为小说中的“双城记”?换言之,小说中的“双城记”何以可能,何以成立?我们认为,若综合考察,形成“双城记”至少应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一是在历史判断层面,此“双城”往往已形成历史上的并称,这说明城市地位和影响力层面的对等关系,已为城市史家所认可;二是小说作品的数量与质量也要对等,这属于文学层面的判定,没有相应的小说作品,城市哪怕影响再大,比如晚清小说中的天津,尽管城市地位很重要,但是直接描写的作品不多,因而无法与北京构成“双城记”;三是尽管有不少作品描绘了两座城市,但内在的精神联系和文化映照不明显,未能形成彼此交集和映发,也不能说是真正的“双城记”。前文所列的六组“双城记”正是共同符合了以上的这些特征。

如果对前文所列的六组“双城”作一个形态分析,从划分方式来看,可以表现为多种模式。就地理方位来划分,一种是南北模式,一种是毗邻模式。南北模式的代表有北京和南京、开封与杭州、上海与北京,位于大江之南北,遥遥呼应,所代表的与其说是两个中心城市,毋宁说彰显了南北文化的差别;毗邻模式则有苏州与扬州,扬州与上海,地域相近,风物相若,甚至唇齿相依。还有就是书写姿态方面的划分:一种是对峙模式,一种是互补模式。所谓对峙,并非是指所写城市生活彼此对立,不相往来,而是因小说表现了城市的不同特质,两者彼此相对,进而成为符号化代言,比如京沪之并称,前者重在官场政治,后者重在商业竞争,名为城市之比较,其实背后又是以缙绅为主体的政治文化与以市民为主体的商业文化之争。再如小说中北京叙事之雅正与南京叙事之清丽形成对峙,其中暗含着地域风格与城市形象的南北之别。城市之间的所谓互补,包含城市之形象、气质、功能等多方面,比如苏州与扬州,都是地处江南区域的历史名城,风景秀丽,人文鼎盛,但各有所长,清人刘大观就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18](P175)诸城都有湖山、园亭、市肆,但相较之下,商业行铺是苏州的城市文化特色,而扬州的园亭风物则名满天下,此双城同中求异,在大同小异中形成相互补充的城市关系。

就整体而言,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展示了文学中的双城互动,就其发生机制而言,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涵义可以细绎探讨:

其一,“双城记”呈现为一种归类视角,展示了城市文学形象乃至城市美学的类别属性。

就城市的文学表现方面而言, 这些小说叙事表现的典型意义即在于它们与各自城市文化的互融性,它们表现城市文化,同时又成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对于明清小说中城市叙事的探讨中,“双城”成为一种视角,通过文学描写加以观照,强化了城市的某一主要属性,可以发现,在多种小说作品对两个不同城市的表现,尤其是高频次的描绘中,一种相近的城市特质被凸显出来,并形成呼应。

比如从城市功能角度观之,可作代表的有商埠类别(商业中心)和都城类别(政治中心)。前一类的商埠模式可以广州与上海为代表,晚清以来,此双城都是商业中心,尤其是在对外贸易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后一类典型的如北京与南京,两城在明代分别是首都与陪都,相比而言,明清时代的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首屈一指,而南京则在历史上多次作为都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乃就城市之主要属性进行探讨,事实上,小说作品对于城市功能的展示皆为多侧面、多维度,比如北京城市叙事亦有商业景观和风土人情之描写,相比而言,政治生活的内容更为突出,更具标识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归类是动态的,同一城市可能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新的特质,比如宋元时代的汴梁与临安是偏重于都城角色的政治生活叙事,而到了明清时代,同样的双城,开封与杭州的城市故事则偏重于地方风物叙事,比如李绿园在《歧路灯》写的就是清代开封的风物志,周清原的《西湖二集》描绘的则是与西湖相关的风土传说。“双城记”所隐含的归类意识,表现为时间、空间与城市形象三者之间的联动,展示城市在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时代面相,从而建构起城市多维立体的文化形象。有西方学者就指出:“城市和关于城市的文学有着相同的文本性(textuality),也就是说,我们阅读文学文本的方法与城市历史学家们阅读城市的方法相类似”,“阅读文本已经成为阅读城市的方式之一”。[19](P9)可以说,“双城记”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比较、归类、建构,不断强化了诸多独标一格的城市美学形象。

其二,“双城记”揭示了多条“文学走廊”,展示了从双城互动到双城文学互动的生态建构过程。

城市化进程是城市发展演进的持续动力,城市之间的流动,正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城市生态的改变必然带来文学生态的改变,宋元以来,小说作品描绘城市生活蔚为大观,逐渐形成潮流。城市生活变化带来城市文学生态的重塑。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城市人复杂而细腻的内心活动也成为小说进行心理描绘的丰富资源。小说家作为城市人也受到了城居生活深刻而微妙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为评价生活的心态也体现为表现生活的形式。”[20](P9)

双城之间的互动尤为明显,明清时期就形成了多条具有哑铃结构的“文学走廊”。较为典型如前文曾提及的扬州—上海。19世纪30年代,就已有各种人士开始从扬州向上海迁移,标志着商贸、通俗文化中心的转移。检视晚清小说所写城市的变化,可以看出从扬州到上海——一种都市繁华梦的变迁。比如《风月梦》第二十五回所描写的内容就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扬州的妓女已开始打算迁往上海,“凤林道:‘前日有人向我说是上海地方,有人在扬州弄伙计,情愿出四十块洋钱代当。”[21](P181)在1848年前后问世的《风月梦》之后,写扬州的小说明显减少,写上海的小说日渐增多,从扬州到上海,这意味着通俗文化中心的转移。清末民初小说中,北京和上海之间同样构成一条文学走廊,作为现实中作家往来京沪情形的投射,不少小说中的主人公也都来往于这两个城市之间,或从北京沿途到上海,如吴趼人的《恨海》、符霖的《禽海石》等;或从上海沿途至北京,如吕侠人的《惨女界》,亚东一郎的《小学生旅行记》、张春帆的《九尾龟》;或漫游至这两个城市,如欧阳钜元的《负曝闲谈》,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如李定夷的《美人福》小说中的一对新婚夫妇蜜月旅行路线,也是以沪为起点,其间从南至北先后游历苏、宁、汉、津等地,最后以都门北京为终点[15]。

可见,“文学走廊”通过完成了两个重点城市之间的连接,展示了城市之间文化乃至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事实路径。“双城记”的视角不仅使我们关注城市自身的成长以及相应的文学表达,更帮助我们关注两个城市节点之间过程性文学生态的建构。

其三,“双城记”隐含着一种演进机制,揭橥了古代文学版图“自北而南”的发展大势。

文化地理学家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考察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时曾说,迫使汉文化中心南迁有三次大的波澜,一是“永嘉之乱”后的晋室南渡;二是唐代“安史之乱”;三是金人南侵引起的“靖康之变”,南宋以来,南方的文化中心地位获得确立[22](P5)。通过对“双城记”序列多个重要城市的分析,可以清晰地见出“自北而南”的历史大势,有三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一是此前历史上南北之间文化拉锯的历史情态依然存在。杨义曾将这种中国文化的整体态势称为“太极推移”,他指出,“由于天堑难以飞渡,在游牧民族进入中原,难以跨过长江的岁月,许多汉族的大家族迁移到长江以南,把长江流域开发得比黄河流域还要发达”,“而长江文明在南方发展起来之后,又反过来实行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这就形成种族和文化上的一种‘太极推移’奇观。”[23]明清时期的长江流域文化与黄河流域文化仍处于进退消长的状态,“双城记”中所显示的从北京到南京,从开封到杭州,从上海到北京,都是跨越南北的交流互动。

二是在中国文学的空间推进逻辑中,“自北而南”趋势日益明显,“双城记”更是明确了明清时期所处的历史方位。值得注意的是,从北京、开封这些黄河流域中心城市,到南京、上海等长江流域中心城市,再到广州为代表的珠江流域中心城市,明清时期自北而南中的“南”,不仅仅是“江南”之“南”,还是“岭南”之“南”。有研究者曾将中国文学自古而今的空间演变描述为一个自北而南,又自南而北的“折返跑”。伴随三次文化中心的南迁,江南文学中心得以确立,晚清时期,则从江南到了岭南,“晚清至民国初年珠江流域的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苏曼殊等, 吹响了中国小说、诗歌、文学理论变革的号角”,此后由“岭南”到“江南”,完成“折返”,“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鲁迅、茅盾等长三角作家异军突起, 成为引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革命与文学创作的风向标, 可谓独领风骚”。“直至今日, 从‘陕军东征’到‘文学豫军’、‘文学鲁军’陕西、河南、山东作家全面突起历史完成了一个惊人的轮回”,也就是说,到了现代与当代,则一路向北,文学中心重新从长江流域回到黄河流域[24]。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双城记”所标注的正是中国文学中心加速南下时的冲刺与折返这一阶段。可见,“双城记”之形成乃是我国的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流域的城市文化之间的深度交流互动的结果。

三是地处江南的文学中心地位已完全凸显,从南京到杭州,再转至苏州,再转至扬州,再转至上海,江南中心城市的依次轮替形成序列,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引领的城市“雁阵”模式。这一城市群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应,江南亦从六朝时期的“江南之江南”到唐宋元明清的“中国之江南”,终发展为近代以来的“世界之江南”[25]。

三、“双城记”的文学史意义

就“双城记”如何形成的话题,我们在前面探讨了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机理,就文学本体层面而言,亦有较为突出的文学史意义。

首先在于文学史之演进。“双城记”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文学发展演进中的“名城效应”,城市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城市进行良性互动,展示了中心城市在文学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就其文学史地位而言,明清小说中的“双城”,是对于中国汉魏以来汉赋中的“双城”,唐诗中的“双城”,宋词中的“双城”的继承与发展,是古代文学中“双城”序列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最后一环,担负着中国文学之城市叙事承前启后、古今转型的关键角色。

其次在于明清小说地图之建构。 明清小说的城市叙事尤其是“双城记”具有重要的文学地理学意义, 城市叙事虽然属于小说中的“文本空间”, 却同样可以验证和发明梅新林教授提出的“三原说”, 即通过小说叙事局部的“场景还原”, 走向宏观视野的“版图复原”, 最终指向“精神探原”[26] (P306-349)。 笔者曾以唐代的都城与主要州城为对象, 完成了一项旨在探索唐人精神地图的研究。 唐诗中有大量关于州城的描写, 若以郑州大学《全唐诗库》的网络检索系统计算, 仅题目中包含“州”的诗歌就达约2 600余首, 若计上内容中包含州或州所辖区域的诗歌作品, 数量更为繁多。 该研究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通过数据检索选取相关的城市, 筛选出在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城市,再结合关于唐代城市的整体认知、 城市方位、 类型、 特色等因素, 最后筛选出“双都八州”为研究对象。 不同的城市具有不同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气质, 通过城市类型的综合分析, 由此探讨诗人的城市情结, 进而推演唐代诗人的精神地图。

与上述同理,本文所讨论的六组“双城”共有八个城市,代表了明清小说的文本空间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心城市,将这些“双城”加以合并研究,就“三原说”而言,即通过小说叙事分析,完成各类城市叙事、局部层面的“场景还原”,再到组缀形成的、全时代、全空间层面的“版图复原”,呈现不同的精神板块,譬如北京富贵场之官派气度,上海繁华梦之中西驳杂,扬州风月地之欲望沉溺,金陵帝王州之名利幻灭,等等,其研究之主旨即归于“精神探原”,由此同样可以建构起展示明清小说家不同精神取向、层次分明又思绪幽深的“精神地图”。

再次在于古今文学之嬗变。很多情况下,地域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对于小说作品的深刻影响贯穿了古今。如果说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市发展造就了《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清末民初时期旗人小说家蔡友梅、文实权、王咏湘等人的作品,开启了京味文学的广泛影响,延及现代老舍的系列作品,以至于当代的林斤澜、邓友梅、刘心武、王朔等人的京味小说;那么,苏州与扬州、扬州与上海等“双城记”,尤其是上海显然深刻影响了现代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新感觉派的诸多作品,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李涵秋等鸳鸯蝴蝶派主力作家就都是在上海发展的苏扬人。在20世纪初,上海文学主要是沿着两条主干线索发展演变:一是言情文学,一是时议文学。如果说言情显示出城市叙事的感性化和欲望化,那么时议则代表着城市理性。时议与言情的交织发展贯穿着上海文学的现代历程[27]。

更重要的是,清末“京沪”这一双城互动模式开启了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京海派文学之争。京派作家主要是活跃在京津一带,以及北方其他大城市的作家,京派小说文风淳朴自然,关注底层,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融入了具有浪漫色彩、展示个性的多种艺术手法。主要代表作家有沈从文、废名、芦焚等,也包括以老舍为代表的老北京写实作家。海派小说则是聚集于上海的小说流派,注重刻画都市生活内容,强调小说艺术形式层面的创新,高扬新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属性。早期代表是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后期则是“新感觉派”小说。“京沪”文学之影响甚至一直延及当代文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今这个维度上,小说中“双城记”的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空间意义上的“双城”,在特定背景下,开始转变为时间意义上的“双城”。也就是说,在古今转型之时,本是从扬州到上海,从广州到上海等的空间迁移,却一变为上海的新旧“双城”,广州的新旧“双城”,天津的新旧“双城”之间的并置与转换,外在的“双城记”最终被内在的“双城记”所取代,这个以现代性与工业文明为尺度的观察视角验证了“双城记”内涵的古今嬗变1。

最后则在于中外文学史之互鉴。在文学繁盛的明清时期出现了小说中的“双城记”,现当代文学进而继承并发扬之。如果放眼世界,这种文学现象同样出现于西方文学中。西方小说中亦多有值得关注的“双城记”,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国际比较文学的视野,比如英国文学中的伦敦与伯明翰、法国文学中的巴黎与马赛、美国文学中的纽约与芝加哥、俄罗斯文学中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日本文学中的东京与京都,等等,这些“双城”分别是各自国家名列前茅的大城市,影响巨大,特色鲜明,对这些城市的文学表现也都涵盖了各自的古典主义时期和现代主义时期,同样有着斑斓的历史传承色彩。在“双城记”更开阔的世界坐标系中,显然能够形成多种文化交流意义上的对话文本,为进一步推进中外城市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观照和借鉴。

综合以上,我们将明清小说中的“双城记”作为一种叙事现象来加以系统探讨,前文列举的城市只是最具代表性的,而非全部,明清以来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在符合“双城记”固有特征的背景下,会有更多的“双城”现象需要挖掘和梳理,并加以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我们阅读文学是为了深入理解城市,我们阅读城市则有助于深入理解文学。在城市的文学表现中,“双城记”不只是通道,也不只是视角,更像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叙事框架和审美姿态,超越时间和地域,既贯通古今,又联通中外。可以发现,在文学波澜壮阔的演进历史中,城市与城市之间总有亲切的对谈与交流时刻,绚丽而深沉的城市历史与文化图景因而交集融通,相互敞亮并彼此成就。由此,我们应和着城市的生动脉搏,抵达了城市的心灵深处,得以品察与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市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