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日本经典生成路径研究

日期：2021-01-24 11:18

《诗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和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着惊人的传播范围与接受程度，自然而然成为日本中国学研究中的热点。长期以来，日本国在《诗经》的研究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著述丰富、观点新颖，对于开拓《诗经》研究的视野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与此同时，《诗经》在日本的经典生成过程中，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社会、民俗、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这无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对今日国际中国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诗经》在日本的经典化之路经过了较长的历史时期。探讨《诗经》作为经典在列岛的生成路径，关涉到两条研究线索。一是传统的中国文学研究，《诗经》本身具备文学与经学两种理论价值。从文学到经学，从经学到文学，是日本《诗经》学的两个基本面。二是国际中国学经典生成的动态视野，考察《诗经》在日本形成强大生命力的成因，包括五个层面，即《诗经》在日本的经典化的主体、经典化的受众、经典化的形式、经典化的语境、经典化的效果。明晰了上述两条线索，《诗经》在日本的经典生成路径便跃然于纸上。

一、推动《诗经》经典生成的主体

最早关于《诗经》传入日本的记载文献为《宋书·蛮夷传·倭国》，原文言：“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居在谅暗……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1]。其中“顺帝升明二年”为公元478年，“不遑宁处”出自《采薇》，“居在谅暗”出自《诗谱》，可见《诗经》传入日本应不晚于公元478年（日本雄略天皇时期）。478年为日本大和国时期，处于奴隶制社会晚期，直至近现代，《诗经》在日本的流传已逾1 500余年。据此，《诗经》在日本的经典化历程大致可划分为古代（478年～1184年）、中世（1192年～1573年）、近世（1573年～1868年）、近现代（1868年以来）四个时期。四个时期中，推动《诗经》经典化的主体可大致分为各级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两大类。

古代时期，日本政府发挥了推广《诗经》的重要作用。标志性推动者主要有二：一是百济五经博士渡海来日，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2]，继体天皇、钦明天皇时期（公元6世纪），日本中央政府邀请隔海而望的百济五经博士赴日讲学。百济地处朝鲜半岛，深受中华文化的滋养，重视礼乐诗教，较早设立了五经博士制度。百济五经博士学养深厚，日本经而承受《诗经》的润泽，客观上也使得《诗经》备受尊崇。二是遣隋使、遣唐使。遣隋唐使属于日本官方的文化使节，派遣时段横跨日本的飞鸟、奈良、平安三个时代，三百年间，日本派遣隋使四次，遣唐使十九次。日本文化使节来中土后，一方面学习先进文化，一方面收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典籍，《诗经》的第一个日文全译本便出现在这一时期。

就日本中世时期而言，因南北朝、战国时代，武家割据势力混战不断，政治上的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因而《诗经》学的发展在镰仓时代较为充分。推动主体五山禅僧在《诗经》经典化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带来了“诗经宋学”的权威注本《诗集传》，在新注取代旧注的过程中起到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为了加深汉学修养，禅僧平时有抄写汉诗汉文的文化行为。因《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僧侣们自然将其作为抄写的重要典籍。风、雅、颂三部分共305首诗歌，经禅僧轮番抄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诗经》的传播，更推进了《诗经》向下层百姓的普及，显示出《诗经》经典生成自上层贵族向下层百姓的路径。

近世时期，德川家族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幕藩一体制，两百多年间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诗经》学发展继奈良平安时代达到第二次高峰。江户时期的《诗经》经典化推动主体为幕藩学者，出现了研究《诗经》的四大学派。因江户幕府奉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朱子学派居首位，剩余三派为古学派、阳明学派和折衷学派。学派的灵魂是鸿学巨儒，古学派学者冈白驹（著作《毛诗补义》）和龟井昭阳（著作《毛诗考》），均代表了江户时期《诗经》研究的极高水准。

近现代时期，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推行“脱亚入欧”，中华古典文化成为被批判脱离的对立面，传统的《诗经》学鲜有人问津，推动主体此时仅限于具有家学渊源的学者。随着现代日本《诗经》学的建立，推动主体变为职业学者和研究学会，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相关专家教授。1973年日本《诗经》学会成立，为《诗经》学研究作出了为学术共同体认可的贡献。

二、《诗经》经典生成的历史语境

《诗经》在日本的经典生成显然受到历史语境的制约，这一历史语境主要是由自然语境和社会语境所构成的综合语境。自然语境方面，主要是交通因素的制约。中日两国隔东海相望，逾千里之远，在航海技术条件十分落后的古代，可谓天堑，再加之不可预期的海洋风暴灾难，使得奈良平安时期的遣唐使远赴大陆都冒着生命危险。李白为遣唐留学的阿倍仲麻吕所写诗歌《哭晁卿衡》，即是归国海途凶险的明证。直至江户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中日之间的文化来往更加频繁。明清诗经学东传日本，直接影响了江户诗经学的发展，根据诗学大家林罗山之子林鹅峰所著《诗经私考》，常引用的明代《诗经》著书，包括何楷《诗经世古本义》、顾梦麟《诗经说约》、陈元亮《鉴湖诗说》等7种。社会语境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经济因素自然居首。稳定的政治环境，繁荣发达的经济，自然有利于《诗经》经典地位的强化。大化革新时期，日本中央朝廷仿制唐朝蓝本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使得日本急速进入到封建时代。大化革新为奈良平安时期日本的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而长期和谐发展的奈良平安时代成为《诗经》学繁盛的第一个高峰期。德川家康于1615年大阪夏之阵中灭丰臣氏，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国时代，统一了四国五岛，日本进入了大一统时期。德川家族根据日本的客观实际，建立了幕藩体制，在不同时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而维系了253年的大一统统治。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促成了江户时期成为《诗经》经典化历程中的第二个高峰时期。反之，政权的频繁更迭和不断的战乱对社会文化事业的破坏极大，严重影响了《诗经》的流传。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双方互相攻讦，随后的战国时期更是战乱频仍，民众不得苟安，更遑论文化学习。两个时期的动乱都对《诗经》的经典化起到了较大的负面作用。

日本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影响《诗经》经典化的直接因素，甚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平安时代，日本广泛吸收中华文化，并仿照唐朝设立了博士制度，使得《诗经》学者代代相传，为《诗经》的经典化注入了持续性的动力源泉。据日本的教育资料记载，江户时期全国约有1500所学校，江户末期适龄儿童十之八九都可入学[3]。从共时角度看，如此之高的入学（识字）率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先进水平。《诗经》在学校中自然是上乘的识字教材、文学教材和经学教材，接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学生中有部分又将进一步成为《诗经》研究学者。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仿照欧美学制，建立起近代化的初、中、高等教育学校，废除了幕藩学校，传统的《诗经》讲习场所不复存在，《诗经》研究一时间鲜有人问津，受到了极大冲击。科学技术因素（主要体现在印刷术的发展推广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经》的经典生成路径。《诗经》传入日本以来手写抄本一直盛行，直至江户时期，德川幕府重视文教，再加之印刷术有了大规模的发展推广，此后《诗经》印刷版得以风靡流行。

三、《诗经》经典生成的形式

《诗经》在日本流播的1 500余年历史中，通过怎样的方式、途径、媒介、手段使《诗经》取得经典地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从《诗经》经典化的四个历史周期来审视，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诗经》经典生成大致经历了口头语言形式、手抄文字形式和印刷书本形式。《诗经》传入日本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语言互通。《日本书纪》（全文用汉字书写）记载[2]，公元5世纪左右汉字从中国传到日本。后来日本人依据汉字创造出平假名和片假名，同时日语中保留了大量的汉字汉词。读音方面，日语汉字有将传来的汉语读音日语化了的音读，也有将约定俗成的日音与汉字含义结合后的训读。因此，学习接受者研读《诗经》要通过训读，此种研读模式也就逐渐确立并流行开来。可以看出，教授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口头传播形式，在《诗经》的经典化早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写本（抄本）形式与口头形式同为重要，从奈良时代起，中央政府或上流权贵设立了专门的写经所，成为抄写诸种经籍的重要场所。固定场所的出现使得写抄成为学术风气，促进了《诗经》的流传。值得注意的是，奈良平安时代，日本仿制唐朝设立官学，讲授经典成为官学的重要内容。讲授《诗经》一是进行口头传播，二是需要利用好写本《诗经》，从而使得讲授具备了两种形式特征。后期《诗经》的经典化形式，主要表现于江户时期印刷本《诗经》及其著述的推广普及，根据日本学者江口尚纯的《江户时期〈诗经〉关系书目》[4]，此时出现《诗经》著录接近500种，数量之巨远超前代。《诗经》经典化的形式还借助了学术研究的力量。作为研究《诗经》的鸿儒，他们多为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学者，或居于官学，或门徒若市。江户时期，幕藩学者注疏《诗经》，并进行评点，如仁井田好古所著《毛诗补传》，计30卷，其书每篇举《毛传》，引《郑笺》和《孔疏》，不通之处，引各家之说，附以己见补正，其书被学界认为解读《诗经》的翘楚之作。学术研究起到了考镜源流的作用，在《诗经》经典化路径中处于上游地位。或精妙或寻常的经典化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诗经》在日本的经典生成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纵观1 500余年的《诗经》经典生成历史，几乎没有战争武力掺杂其中。与此大相径庭的是，自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进入大航海时代以来，欧美主要列强都是通过枪炮使其本土文化获得主导地位的，伴随着杀戮与罪恶。“脱亚入欧”后的日本也如法炮制，以武力建立所谓的大东亚文化圈。

四、《诗经》经典生成过程中的受众

《诗经》在日本的经典化最终的流向是接受者。《诗经》作用于受众才能得以实现典籍的价值。反之，日本受众的价值取向与诠释解读也会作用于《诗经》的经典化，起到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需要做出区分的是，日本受众对《诗经》进行文学消费或文学接受，都是受众行为，但却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面向《诗经》的文学消费既指包含阅读活动的购买、占有等物质消费行为，又包括阅读、欣赏的精神消费活动，具有文学消费和精神消费的二重性（如日本一些财阀为了彰显身份购买精装古本《诗经》，但并不进行阅读活动）。而面向《诗经》的文学接受，则特指审美文化范围内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纯粹属于一种精神文化范围内的活动。面向《诗经》进行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的主客观条件各有不同。主观条件方面，《诗经》文学消费主体需要具备文化知识、阅读能力、消费动机、空闲时间等因素。而文学接受则更侧重于强调接受者的个性、气质、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文化修养、审美品味、期待视野和阅读心理等因素。客观条件方面，面向《诗经》的文学接受更强调接受的注疏版本以及接受者所处的文学文化生态环境。基于两个面向的区分，可将《诗经》经典生成过程中的接受者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是审美体验型接受者。《诗经》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典籍，具备较强的审美体验属性，这种属性能够感染受众，让受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给接受者带来审美享受。如《桃夭》一诗，通俗易懂，描摹出美好的婚姻场景。审美体验型接受者主要是日本的普通民众群体，他们通过《诗经》的审美属性，渴望获得消遣、娱乐、游戏等精神需要。《诗经》进入幕藩学校之后，也起到了识文断字的教材作用，这也应该属于初级的审美体验型接受。

第二是审美鉴赏型接受者。审美鉴赏是相对于审美体验的高阶层次，也是面向《诗经》的文学消费和文学接受所共同指向的最高层次。审美鉴赏型接受者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多对应日本的文人士族阶层。审美鉴赏型接受者能够深入地体会到《诗经》所具备的审美认识属性。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5]孔子言“观”，指诗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文人士族通过读诗，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社会生活，考察政治得失。如《硕鼠》一诗，鞭笞了统治阶层鱼肉百姓的恶性，足以令后世引以为戒。

第三是审美价值诠释接受者。《诗经》作为五经之首，在传入日本的1500余年中，更多地被奉为经学参与到日本文化的建构之中。“经者也，不刊之鸿教，恒久之至远”，审美价值诠释接受者深刻认识到《诗经》所具备的最为深厚的文化价值便是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不同时代的价值诠释接受者根据所处的时代背景对《诗经》进行独特的阐述，其中尤以江户一朝为盛，从而实现了《诗经》学的日本化。审美价值诠释接受者一般为批评专家型学者，他们大多博古通今，将《诗经》放置在日本文化生成发展的背景中进行学术研究活动。

第四是审美再创造型接受者。审美再创造型接受者一般对应创作型作家。创作型作家一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时常会关注作品创作风格、创作技巧，以求吸取有益的创作经验。对于《诗经》这部源头型现实主义诗歌典籍，可以预判创作型作家除关注诗歌本身语言之外，更注意到“赋比兴”的创作方法，尤其是“兴”的使用，较为复杂多变，能够开拓读者的审美体验空间和延长审美体验的时间。《诗经》进入日本后，出现了日本汉诗诗人，日本现存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多以五言八句为主，其中引用《诗经》词句者涉及到19位诗人。

五、《诗经》经典生成所取得的效果

《诗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自孔子整理之后，一直为后世从经学意义上进行诠释和解读，同时数千年间被奉为儒家至经。而这种经学兼具文学的典籍形态一并波及了日本列岛，最终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自然不是普通文学作品所能比拟的。故而研究《诗经》在日本列岛所迸发出的深远影响要从经学和文学两个维度进行。经学提供了一种可衡量的价值取向尺准，能够规范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导人们的日常行为，起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载体的功用。《诗经》在中国社会中起到的经学教化作用，尤为被日本统治者所看重。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后，深刻认识到战国动乱的根源在于人心思想的不统一。为了巩固幕府统治，德川家康及其继任者德川秀忠、德川家光汲取中国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政治智慧，在文化思想上独尊“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依据行政等级设立不同种类的幕藩学校，藩校多讲授《诗经》等儒家经典，习者甚众，受教育者无不受到儒化之影响。朱熹的《诗集传》在江户期间成为阐释解读《诗经》的唯尊，其劝善惩恶之诗说影响范围早已超脱文学领域，成为日本整个文学艺术界最为通行的价值导向，并波及到普通民众阶层。《诗经》在本质上作为文学意义上的滥觞典籍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效果，主要体现在对日本文学的滋养。《万叶集》作为日本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成书于奈良时期，明显地受到了《诗经》的影响。题材因素上，《诗经》可分为农事诗、燕飨诗、怨刺诗、战争徭役诗、婚姻爱情诗及祭祖颂歌周族史诗六种类型，可谓包罗万象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万叶集》在题材上也丰富多彩，既有对下层农民忍饥挨饿的忠实还原，也有对岛国女子丝丝情愫的细致描摹，内容上大致包括杂歌、挽歌、相闻歌、戍边歌等类。在创作主体上，《诗经》不仅有上层贵族也有底层百姓，但均无具体的诗歌署名，诗人考证也一直是《诗经》研究的难点。《万叶集》创作诗人分为署名和无署名两类，创作主体上至天皇（如天武天皇）下至黎民百姓都有涉及。诗歌艺术取向和创作精神上，《诗经》现实主义的诗风直接影响了《万叶集》。不难看出，《万叶集》中的具体诗歌贴近生活现实，抒发真情实感，含带有当时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无疑是“风雅”精神在列岛的延续。此外，一批日本汉诗诗人勇攀诗歌创作艺术的高峰，在诗歌创作的征程中大口吸收着《诗经》的养分，将《诗经》及其注疏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包含文学拟仿层面、文学理论层面、文学批评层面）。《闲吟集》便是效仿《诗经》之作，集之序言将《诗经》作为整理小歌的依据，集中的311首诗歌代表了室町时期流行的“小歌”之作。《诗经》的相关诗论还对日本的文学理论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江户中晚期出现了一批反对尊朱子经学的藩儒，他们更多地以建构日本本土文化的视野来诠释诗经，标志着日本《诗经》学走向成熟。总之，《诗经》在经学和文学方面均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可称之为《诗经》经典生成成效的鸟之两翼。

六、结论

以生态文学的研究思路进行观照，横跨四个历史周期，总计1 500余年的《诗经》在日本的经典生成历史，可视为一段在《诗经》经典生成与经典特质交互作用下的多元动态生命进程。这一生命进程主要体现在五个层面。一是推动《诗经》经典生成的主体中，日本政府、学问禅僧、幕藩学者分别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引领作用，是《诗经》经典化的第一动力。二是《诗经》经典生成扎根于历史语境土壤之中，稳定繁荣统一的日本环境促进了《诗经》经典化，反之则大相径庭。三是《诗经》经典化的形式以和平方式进行，有别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手段将自己的文化模式置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诗经》在日本的经典化形式是中华文化以“和”为要的特质显现。《诗经》经典化的和平方式，对构建新时代国际中国学具有典型的启示意义，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提供了思考路径。四是《诗经》经典化的受众群体，可分为两大类。审美体验型接受者、审美鉴赏型接受者和审美再创造型接受者为一类，更多程度上在接受和享受《诗经》。审美价值诠释接受者为另一类，尤以江户时期的《诗经》学者为关键，他们的诠释展示了日本《诗经》学研究的高度。五是1 500余年的《诗经》经典化历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体现在经学和文学两个维度，这些效果是五个层面的要素相互作用的集合式反应。总之，《诗经》在日本的经典生成路径向世人展示了国际中国学古籍的宝贵价值，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古籍的文化桥梁价值，这将在“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