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民歌村、故事村开发锁忆

日期：2021-02-06 11:20

198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于1987年更名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民协在八九十年代投入调查采集和编纂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三套民间文学集成湖北卷的宏伟工程，作为全国一盘棋的这三套共500万字的大书，已进入被誉为“文化长城”的民族文化巨著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将民间文艺事业推进到又一个辉煌时期，湖北省经申报评审，列入省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的民间文艺项目达到几十项之多，为弘扬荆楚文化，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作为亲身参与这项事业的一名年逾古稀的老园丁，深以为荣。现就参与武当山故事村和民歌村的开发略书其事，以志永久。

一

武当山的学术文化活动，最值得提起的是我参与了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和吕家河民歌村的开发。它们现在均已列入国家级的非物物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内，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武当山道教宫观捆绑在一起，扬名于海内外了。

伍家沟故事是由六里坪文化站的李征康发现并集中采录公诸于世的。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文化部门启动编篡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宏大文化工程。湖北省主持其事的舒志超、江云、韩致中等同志，对采录伍家沟故事十分重视，韩致中更是直接参与其事，出力尤多。《伍家沟村民间故事集》于1989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附录了关于此书的《笔谈纪要》，我写的一段话是:“这些作品来自一个村的口头传承，具有民间文学古朴、刚健的本色，不仅散发出民间文学的泥土清香，尤其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是真正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是我省民间文学工作方面的一项重大收获。”

伍家沟古朴神奇染有道教文化浓厚色彩的民间文学深深吸引着我。我安排了刘晓春和蒋明智两位硕士研究生前去考察，当时那里不通汽车，他俩步行半天进村，一直住在居民家中呆了一周，后来都撰写了文章发表，是深入考察这个故事村的第一批学者。我参与一个共同考察中日民间故事传承现状的跨国学术活动，同日本的野村纯一、福田晃、加藤千代、桥谷英子和中国的乌丙安、袁学骏、陈建宪等好儿位学者，于1993年4月专程前往伍家沟考察，听罗成双、李德富以及其他村民讲故事。1994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又商定按照一项合作研究计划，派遣了日本专家加藤千代、松村兵卫和中国专家刘晔原等前来伍家沟村考察。松村兵卫是位日本留学生，进驻六里坪镇几天后我去看他，他手里拿着刚出版的《比较故事学》，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正在看你写的这本书!”我其时正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同这几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的中外学人合作得十分愉快。在此期间还参与摄制了一部《伍家沟故事村》专题记录片，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资并赠送给全球各国图书馆以倡导保护人类口头文学遗产。1996年，李征康采录编辑的《伍家沟民间故事集》第二集出版，我应邀给此书撰写了序言《走向世界的伍家沟故事村》，结语是:“伍家沟是鄂西北颗闪亮的民间文化之星，展现伍家沟人美好心灵和艺术智慧的民间故事花朵将香溢四海，盛开不败”。此后，我曾将该村的故事家罗成双请到华中师大文学院，走上大学讲堂给学生讲民间故事:将冯明文口述的《牛郎星和织女星》这篇故事编入《中日韩民间故事集》，以三国文字并列在日本出版专供少年儿童阅读。

1998年初，我将几年考察所得，写成《鄂西北的民间故事村伍家沟》，刊于台北王秋桂教授主编的《民俗曲艺》杂志第111期，本文成为此后海内外了解伍家沟故事村的主要文献。文章对伍家沟的文化特质作了如下评估：河北耿村是中国北方平原上的一个小镇，它的故事内容广博，现实感强，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原文化的浑厚特色。南方山村伍家沟的故事，则以染有神秘幽玄的道教文化色彩显现出自己的特殊魅力与价值。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我同开掘伍家沟故事宝藏的李征康的交往了。1981年7月，湖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为恢复文革中断的民间文艺工作，筹办民间文艺骨干培训班，当时正任职于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文化站的李征康也前来报名。一天晚上我接待他，住在武昌街道口的一间招待所里两人床铺相连，兴致勃勃地谈起民间故事。他说自己原是小学教师，喜欢文艺，现在到文化站工作。他自己就有一肚子故事，想把这些故事一个一个串连起来，写成一部通俗小说，问我行不行?我告诉他，我们这次办培训班，就是学习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民间故事只要把它在汁原味地记录成文，它本身就很有价值，用不着把故事拼凑成小说。他认真地听取我的劝导，在培训班虚心学习民间文艺学知识，又用心琢磨将口述故事转换成书面文本的功夫。他的语文功底本来就很好，加之善于同乡亲聊天说事，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这时又用上了录音机来采录故事，因此他书面写定的故事能以既朴实口语化又生动传神的文字，将许多故事的武当神韵传达出来，显得光彩焕发。两部伍家沟故事集就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故事采录家的出色才能。

二

我国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刘锡诚在其巨著《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术史》中写道：“从1984年开始的全国民间文学中发现了若干个‘故事村’。所谓故事村者，标志是：其一是会讲故事者，人数之众超出于一般村落；其二，会讲故事者的记忆和讲故事的方式，相当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当地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已引起世界民间文学界的广泛注意。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的若干外国专家团体，先后深入到这些村寨去作考察，并撰文介绍。”1809伍家沟民间故事村，至今仍是中国民间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

伍家沟故事村的开发告一段落，李征康文化站站长卸职之后，仍然钟情于武当山的民间文学，被相邻官山镇负责人请去考察开发那里的民间文学，又有新的收获。1999年4月的一个晚上，他从家里打来电话，说在官山镇吕家河村考察，见那里的很多村民喜欢唱民歌，日常唱的叫“阳歌”，办丧事唱的叫“阴歌”。“阴歌”的内容丰富，曲调优美，还有一些特殊的禁忌和习俗等等。他还特地提出，现在全国已有了几个故事村，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个“民歌村”?关于民歌有“阴歌”“阳歌”之分，我学习研究民间文学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我怀着惊喜之情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后回答说，既然有了“故事村”，当然也可以有“民歌村”。

但我叮嘱李征康不要匆匆忙忙定调子写报道进行吹嘘，应作认真深入调查，请专家考察研讨之后再公诸于世。可是没过多久，驻当地的《湖北日报》记者就将武当山发现“民歌村”的消息发了出去，众多媒体纷纷转载。我作为湖北省民协主席，只得同李征康商议，积极争取官山镇政府的支持，加速对民歌村的考察与研究。6月25日，我率领华中师大民间文学专业师生前往紧靠武当山金顶的吕家河听歌。8月9日、10月30日又随同中央电视台和武当民歌学术研讨会的代表再次来到吕家河访问考察。

我们师生几人来到“歌王”姚启华家里，我没有先让他唱，而是请他身边那个只有四岁的小孙子姚奎唱儿歌，开始他有些羞怯，不愿开口，经爷爷鼓励了一下就随口唱道：“三岁娃儿穿红鞋，摇摇摆摆上学来，先生先生莫打我，吃口妈妈(奶)我再来。三岁娃儿会栽葱，一栽栽到河当中。过路君子莫打动，尽它开花结莲蓬。”几首古朴优美的传统儿歌从孩子口中涌流而出，这个情景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看来这里确实有一口民歌的深井。随后姚启华和他儿子姚中有、外甥陈小平都随口给我们唱起来。当晚，我们特地安排在原是土地庙的大队办公室场院里开民歌演唱会。由于“阳歌”是不能随意在居民家里唱的，而在公共场院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晚场院里外挤得满满的，并有锣鼓伴奏，村民争先恐后地抢着开口，从童养媳的苦情唱到长工骂东家，从李闯王造反唱到红军闹革命，从盘古开天辟地唱到祖师(真武)修炼得道；年轻人一马当先，白发老奶奶和调皮娃子也毫不腼腆地抢着上场。直到深夜，大伙还意犹未尽，村长想到明天都要下地干活，才不得不宣布散场。次日，不论上村民家里，还是到河滩草地，只要来访者想听歌，立刻就有人自告奋勇地哼唱起来。

通过考察和多学科学人的研讨，对吕家河这一带民歌之兴旺景象获得了这样的印象:明代永乐年间，朝廷在此兴建道教宫观，曾征集二三十万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经营了十几年，他们要干活，也要娱乐，于是把四面八方的民歌也带到这里积淀下来。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虽然会开口说话的人就会唱歌，可是他们所唱的，一个地方往往就是一两种调子，而吕家河流行的民歌调子，粗略考察就达到70几种，正是由这段特殊历史所造成的。此外，这里过喜庆节日、办婚丧嫁娶，都要唱歌助兴，在农田干活“打薅草锣鼓”，结婚唱喜歌“闹房”，搬新房唱歌“暖房”，老人去世唱孝歌“打待尸”，过大年唱歌“闹夜”等等，成为这里世代相传的习俗即文化生态，于是歌师人才辈出，各式各样的民歌在这里竞奇争巧长盛不衰了。据此，与会学者认定吕家河完全可以作为和“故事村”平行并列的“民歌村”站立起来。因考虑到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歌舞之乡甚多，吕家河只是汉族民间文化的一个特例，有的学者便说，吕家河可以称为“汉族民歌第一村。”现今在吕家河村口树立的“汉族民歌第一村”的标牌就是这样来的。

三

伍家沟故事村和吕家河民歌村，已于2006、2008年被国务院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级名录之中，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有关专业师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基地。李征康在民间文学事业上极富进取精神，他除开发伍家沟、吕家河两个民间文化村之外，也撰写理论文章请我帮助修改后在大学学报刊出，他现在已成为当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民间文学专家了。

我深知武当山是一个富含民间文化宝贵资源的风水宝地。2008年，位于十堰市的汽车工业学院人文社科系的副教授徐永安，因喜爱民间文学、民俗学前来我处作访问学者，我大力扶持他走进武当山深入考察那里的民间口头文学，他在艰苦田野作业基础上终于写成《一个口传文学家族——武当山田畈村范氏家族调查》一书于2003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屈崇丽合作)，我国民间文艺事业的泰斗贾芝先生在序文中说:“像他们这样跟踪一个家族进行如此深入细致的采录与调查尚属罕见”，“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决不亚于一本好的学术专著。”这一事例再次给武当山文化增添了一份耀眼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