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濠梁之辩”

日期：2021-04-13 10:10

一、“濠梁之辩”解析

庄子和惠子都是战国时代思想界的巨子, 惠子是名家主要代表人物, 是当时著名的辩者。庄子与惠子交情深厚, 他十分熟悉惠子的思想。庄子和惠子之间的“濠梁之辩”用辞犀利, 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哲学辩论之一。其原文如下: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 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 子之不知鱼之乐, 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 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 我知之濠上也。”[1]

“濠梁之辩”其题小, 其旨远, 关于庄子和惠子辩论孰优孰劣, 历来争议很大。郭象认为, 惠子如果说庄子不是鱼, 就不知“鱼之乐”, 那么推而广之, 则惠子不是庄子, 就不能知道庄子是不是鱼。惠子既然知道庄子不是鱼, 则凡是相知者都可以由此而知彼, 惠子问庄子怎么知道鱼之乐的, 是明知故问, 庄子回答“知之濠上”是合理的。郭象说:“寻惠子之本言云:‘非鱼则无缘相知耳。今子非我也, 而云汝安知鱼乐者, 是知我之非鱼也。苟知我之非鱼, 则凡相知者, 果可以此知彼, 不待是鱼然后知鱼也。故循子安知之云, 已知吾之所知矣, 而方复问我, 我正知之于濠上耳, 岂待如水哉!’……故以陆生之所安, 知水生之所乐, 未足称妙耳。”[2]540郭象指出了惠子辩论中的矛盾之处, 并且合理地解释了“濠梁之辩”以“知之濠上也”终篇的缘由。

成中英认为, 既然惠子非庄子而能知庄子非鱼, 那么庄子非鱼也能知鱼之乐。成玄英说:“惠子云子非鱼安知鱼乐者, 足明惠子非庄子, 而知庄子之不知鱼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 知我而问我, 亦何妨我非鱼而知鱼, 知鱼而叹鱼?夫物性不同, 水陆殊致, 而达其理者体其情, 是以濠上彷徨, 知鱼之适乐;鉴照群品, 岂入水哉!”[2]540王夫之评价说:“知吾知之者, 知吾之非鱼而知鱼也。惠子非庄子, 已知庄子是庄子非鱼, 即可以知鱼矣。”[3]148王夫之认为, 惠子非庄子而能知庄子非鱼, 何妨庄子非鱼而知鱼?

以上学者对“濠梁之辩”的解读是在不约而同地维护庄子的观点。既然相知者能以此知彼———惠子知庄子非鱼, 那么推而广之, 则庄子不是鱼, 也可以知道鱼的快乐。因此, 他们都认为, 惠子固守不是鱼就不能知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惠子此处的诘问提出他人之心尤其是与人异类的他者之心是否可知的问题, 针对惠子的责难:“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庄子以“子非我, 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来应答。惠子作为庄子之外的一个他者, 是没有关于他人之心的知识的。庄子或知鱼乐, 或不知鱼乐, 都是庄子的内心感受, 对于这种内心的情感意识, 惠子不可能比庄子更加了解庄子。

叶维廉认为:“庄子的意思包括了这些:你不是我, 但你能知道我不是鱼。所以我不是鱼, 我当然也可以知道鱼之乐。如果你说我既然不是鱼, 所以我不能知道鱼;那么你不是我, 又怎能知道我?如果你不是我而能知我, 我不是鱼而能知鱼又有何不可?”[4]庄子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庄子知道鱼之乐是明白无误的。言外之意是说, 惠子不是庄子, 而知庄子不是鱼, 何妨庄子非鱼而知鱼。叶维廉在这里认同庄子的思路, 但是, 惠子知庄子和庄子知鱼毕竟是不同的。

惠子说:“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 子之不知鱼之乐, 全矣。”惠子承认自己不是庄子, 不知道庄子的所思所想, 根据同样的原理, 他坚持认为, 由于庄子不是鱼, 庄子也不可能知道鱼之乐。惠子在这里陷入了悖论:惠子不是庄子, 不知道庄子的所思所想, 然而, 庄子是否知道“鱼之乐”不也同样属于庄子的思想范围吗?惠子既然承认不知道庄子, 他又怎能否定庄子知道“鱼之乐”呢?

侯外庐指出, 庄子和惠子在辩论中各有所长, 因为他们在类与不类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个思路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侯外庐说:“鱼与人相比喻实在不类, 庄子是错的;而庄惠二人相比喻则是同类, 惠施是对的。但庄子的一切方法论就在比喻的不类上入手。所谓类与不类, 相与为类, 就指出了这一点。他的止辩逻辑学是诡辩的。”[5]侯外庐认为, 庄子和惠子各有输赢, 而惠子坚持“同类相知”, 比庄子坚持“异类相知”有更大的可取性。

从经验上说, 情感是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但它不是反映事物本身, 而是反映认识主体对该事物的态度。庄子和惠子结伴出游, 庄子愉悦的心境投射到鱼儿身上, 仰或是鱼儿出游从容的欢快景象感染了庄子。所以, 侯外庐之说还需要明确的地方在于, 此处的“鱼之乐”不是鱼儿的快乐, 而是庄子感到鱼之乐。

二、“濠梁之辩”的适性之乐

庄子认为:“性者, 生之质也。”即“性”是人和事物“不知其然”的本质, 人之性是人的本质, 物之性是物的本质, 物之性不同, 其乐也各不同。《庄子》不仅肯定了人之性与物之性的差异, 还在《至乐》篇说:“以己养养鸟也, 非以鸟养养鸟。”批评人们忽视物之性的差异。细细品读《庄子》, 我们会发现, 虽然“濠梁之辩”只是《庄子》寓言的一个插曲, 但其中所反映的“鱼之乐”的适性思想, 却是贯穿《庄子》始终的。

庄子对儒家墨家崇尚仁爱、兼爱是不赞同的, 仁义礼乐的勃兴, 是以人们自然感情的流失为代价的。仁爱泛滥, 恰恰是人们远离自然纯朴的“大道”的结果。《庄子》曰:“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莫不为物易其性也, 小人则以身殉名, 大夫则以身殉家, 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 事业不同, 名声异号, 其于伤性, 以身为殉一也。” (《庄子·骈拇》) 在儒墨倡导的仁爱、兼爱的社会中, 人们如“相濡以沫”的鱼儿远离江湖一样远离自然纯朴的“大道”。

事物的性质各不相同, 鱼需要在水中生活才有“鱼之乐”, 同样人只有在道中生活才有“人之乐”, 要各适其性。正像庄子说:“凫胫虽短, 续之则忧;鹤胫虽长, 断之则悲。”事物遵道而生, 也要遵道而行, 人以为长的不一定多余, 人以为短的不一定不足, “物之不齐, 物之情也。”

庄惠看到“儵鱼出游从容”。到底是人之乐, 还是鱼之乐呢?王夫之认为, 是人之乐, 也是鱼之乐。王夫之说:“人自立于濠上, 鱼自乐于水中, 以不相涉而始知之。人自乐于陆, 鱼自乐于水, 天也。”[3]222王夫之认为, 人在陆上, 鱼在水中, 虽处境不同, 但都在做着各自乐意做的事情, 庄惠游于濠梁之上, 庄子看到鱼在水中欢快出游, 他从中得到了乐趣;鱼也同样在做着适合它本性的事即从容出游, 那么鱼也是快乐的。庄子和鱼都顺其天性而为, “人乐于陆, 鱼乐于水”。所以, 是人之乐, 也是鱼之乐。

《庄子》寓言汪洋恣肆, 意象雄奇, 但并非泛滥而无所归。除“濠梁之辩”外, 《庄子》中还有许多反映适性之乐的寓言, 如“涸辙之鱼”, “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 “曳尾于涂中”等。庄子常常把“鱼之乐”和“人之乐”相类比, 他讲“鱼之乐”, 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突出在“大道”中逍遥无待的“人之乐”。

如《庄子·逍遥游》开篇曰:“北冥有鱼, 其名曰鲲 (1) , 鲲之大, 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 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 怒而飞, 其翼若垂天之云。”[2]3鲲化为鹏, 鹏之背, 不知几千里也。大鹏飞上天空九万里高, 蜩和学鸠起降止于榆枋, 大小虽殊, 但由于他们都处于自由自在的境地, 则能各遂其性, 逍遥一也。

庄子把鱼在水中和人在道术中相比拟, 如同鱼不可脱于渊一样, 人不可远离道术。庄子说:“鱼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 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 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 人相忘乎道术。” (《庄子·大宗师》) 深水和道术, 分别是鱼和人的适生之所, 因而, 他们在其中生活才能体会到适性之乐, 成玄英说:“鱼之所诣者, 适性莫过深水;人之所至者, 得意莫过道术。虽复情智不一, 而相与皆然。”郭象认为, 生物以及人类如果能自足知足, 则能忘却环境对其的约束, 郭象说:“各自足而相忘者, 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 故常忘也。”

鱼在水中乐, 和人在道中乐是一样的;鱼相忘于江湖和人相忘于道术是一样的。鱼乐与人乐有相通之处, 因此庄子才对鱼乐有所知, 鱼乐源自于鱼在江湖中自由自在, 从容出游;人生活在大道中才能不被物役, 顺应自己的天性。

三、乐 (愉悦) 的层次

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 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思维的发展越来越细致缜密, 反映在语言上的变化是词汇变得更加丰富。语言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 “濠梁之辩”隐约地提出了用更精确的语言来描述乐的不同层次的发展要求。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研究了情感的不同层次。康德认为, 鉴赏判断不是认识判断, 因而不是逻辑上的, 而是感性的和审美的。康德区分了不同特性的“愉悦”方式, 他认为:“快适、美、善标志着表象对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的三种不同的关系, 我们依照对何者的关联而把对象或表象方式相互区别开来。”[6]44这三种愉悦方式, 快适是使他快乐的东西, 美则是使他喜欢的东西, 善是被尊敬、被赞成的东西。对快适和善的愉悦是与利和害相结合着的, 快适是某种直接令人喜欢的东西。

快适、美、善分别与爱好、惠爱、敬重相关联, 快适、美、善三种愉悦适用于三种不同的对象。康德指出:“快意对于无理性的动物也适用;美只适用于人类, 即适用于动物性的但却有理性的存在, 但这存在物又不单是作为有理性的 (例如精灵) , 而是同时又作为动物性的存在物;但善则是一般对任何一个有理性的存在物都适用的。”[6]

“快适”是所有那些无概念而令人喜欢的东西, 因为快适做为一种感官的鉴赏, 是建立在私人感受之上的愉悦性判断, 因此, 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独特的口味。“快适”作为“愉悦”情感的一部分, 不仅对于做为有理性的动物的人是适用的, 对于水生动物的儵鱼也是适用的, 但“美”和“善”做为“愉悦”的方式则为有理性的动物所独有。

根据康德的鉴赏判断理论, 我们知道, 庄子是可以知道“鱼之乐”的, 即知道儵鱼是“快适的”, 人类 (尤其有理性者) 的“乐”———“愉悦”包含三重含义:快适、美和善, 仅仅用“乐”无法精确地表达儵鱼的“快适”。在“濠梁之辩”中, 庄子说“是鱼之乐也”, 意在向惠子表明, 儵鱼在水中从容出游, 它一定是“快适的”。惠子说:“子非鱼, 安知鱼之乐?”质问庄子, 你不是鱼, 怎么知道鱼是“愉悦的”?

庄子和惠子对“乐”的理解不同, 鱼之乐只能被称为“快适”, 而人之乐既可以是“快适”, 还可以是“美”和“善”。惠子质问庄子的乐实质上是“愉悦”;庄子所说的乐实质上是“快适”, “愉悦”比“快适”有更大的概括性和适用范围。

“濠梁之辩”最终归结为语言表达的精确性问题。由于当时词汇的发展不能满足人们精确表达的需要, 庄子虽然想反驳惠子, 但由于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传达这种思想, 他只能选择回避惠子的问题。杨荣国认为, 惠施的“鱼之乐”之问, 由自明的前提转换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无疑推进了对它的思考。”[7]145

四、“濠梁之辩”的“已忧”意象

《山海经》是我国学界公认的保存神话最多的古代典籍,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著作。《庄子》寓言的情节安排变化莫测, 构思奇特, 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庄子》文笔汪洋恣肆, 仪态万方, 除了庄子的文学天才以外, 神话的参与是形成《庄子》这一风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庄子》的寓言选题与创作,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褒贬, 描摹生动, 栩栩如生。林希逸曰:“‘寓言’者, 以己之言, 借他人之名而言之。”[8]403公木认为, 先秦寓言“是比喻的高级形态, 是在比譬的基础上经过复杂的加工而形成的”[9]37。《庄子》善于比喻, 且喻中设喻, 喻后出喻, 不蹈前辙。

《庄子》中不仅有富有哲理的寓言, 还有许多从神话故事改编而来的寓言。《庄子》中的寓言多以神话为语境, 其中许多寓言都可从《山海经》找到来源, 例如, “鲲鹏之变”、“混沌之死”、“触蛮之战”、“黄帝遗玄珠”等。司马迁《史记》评价庄子:“其学无所不窥。”[10]2143庄子很有可能熟读过《山海经》, 受到《山海经》“荒诞”内容的启发, 如《逍遥游》写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肌肤若冰雪, 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 吸风饮露;乘云气, 御飞龙, 而游乎四海之外。”“尧治天下之民, 平海内之政, 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水之阳, 窅然丧其天下焉。

读上段文字, 如果缺乏《山海经》的知识背景, 就可能认为这种文章是一种荒诞的言辞, 如刘熙载所说的“无端而来, 无端而去。”[11]8实际上, 庄子是有所指的。鲲到鹏的变化,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类似的记载:“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及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12]301蛇变成了鱼妇, 北方水神颛顼死后, 脱胎为鱼, 颛顼因而得以复活, 这是一个蛇变鱼, 人托生为鱼的记载。

郭璞认为, 《逍遥游》中的“姑射之山”直接来自《山海经》中的“姑射之山” (1) 。庄子从《山海经》借来这个似乎存在的地名之后, 移花接木, 把“姑射之山”的神人具体化, 进而阐发自己的思想。本来的“姑射之山”在《山海经》中是这样的:

《山海经·东山经》记载:“又南三百八十里, 曰姑射之山, 无草木, 多水。又南水行三百里, 流沙百里, 曰北姑射之山, 无草木, 多石。又南三百里, 曰南姑射之山, 无草木, 水。”[12]102《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列姑射在海河州中。射姑国在海中, 属列姑射。西南, 山环之。”[12]254

“姑媱之山, 帝女死焉, 其名曰女尸, 化为?草, 其叶胥成, 其华黄, 其实如菟丘, 服之媚于人。”(2)[12]142郭璞注云:“山名也, 山中有神人, 河州在海中, 河水所经。《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当代学者袁珂说:“《东次二经》有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 即此经所谓列姑射也。”

综合郭璞、袁珂的观点, 列姑射在海中, 是由姑射之山、北姑射之山、南姑射之山组成的群岛, 姑射国也在其中。姑射之山中有神人, 炎帝女儿瑶姬夭亡, 葬巫山, 精魂为草。这就是庄子所言艳如桃李, 超然物外, 颇有仙姿的“姑射之山神人”的原型。

袁珂认为, 《庄子》寓言大多以古代神话为蓝本改写而成, 取自《山海经》的还有:在鲲鹏之变中, 鲲和鹏是《山海经》北海海面神兼风神的禺强的化身, “混沌即《山海经·北次三经》所记的‘混敦无面目, 是识歌舞’的天山神鸟帝江。”[13]105当然, 庄子在利用神话材料创作的过程中已淡化了神学内容, 使神话哲理化了。

《庄子》文本的神话材料多以《山海经》为参照。《山海经》在对山、海的记述中保存了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 它们往往具有对人的某些功效或具有神奇的力量, 带有原始巫术特征。《山海经·北山经》:“彭水出焉, 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 其中多儵鱼 (1) , 其状如鸡而赤毛, 三足六尾四目, 其音如鹊, 食之可以已忧。”[12]61

记载动物的药用价值并非孤案, 《山海经》中类似的记载俯拾皆是, 如在本节中还有“求如之山……其中多滑鱼, 食之已疣;谯明之山……其中多何罗之鱼, 食之已痈;涿光之山……其中多鳛鳛之鱼, 食之不瘅。”这些记述几乎形成了固定模式, 先记珍禽异兽, 而在结尾处总结其药用价值。食药同源的说法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 《淮南子》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辛苦, 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 一日而遇七十二毒。”[14]263

我国有悠久的食疗传统, 《黄帝内经》总结了食疗养生的原则和方法, 东汉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不仅以食物入药, 还保存了大量的食疗处方。明代李时珍认为儵鱼主治温中止泻, 主胃脘冷痛, 肠寒泄泻。《本草纲目》记载:“ (鲦鱼) 煮食, 已忧暖胃, 止冷泻。”[15]42从上古开始, 历代医家对食疗的增益不绝如缕, 形成了一套独具民族特色的中医食疗养生理论体系。

《庄子》的养生思想是其整个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庄子》中, 不仅有“吹嘘呼吸, 吐故纳新, 熊经鸟申”等关于形体锻炼的导引吐纳的的气功之法, 还有“坐忘”“心斋”等精神调养之法。《山海经》儵鱼“已忧”功效, 是联结“鱼之乐”和庄子之乐的纽带, 它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快乐, 极有可能是庄子有意安排的原初语境。

五、结语

“濠梁之辩”以河中的鱼是否快乐以及怎么知道他们是否快乐为辩论主题, 惠子和庄子分别从逻辑上和审美上展开立论, 惠施循名责实, 庄子乘物以游心, 他们的性格特点反映了他们在论题上的态度。历代学者对“濠梁之辩”的持续关注, 显示了该命题的复杂性。对鱼之乐进行语义学的探究, 同时兼顾《庄子》寓言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背景, 有利于还原庄子创作“濠梁之辩”真实语境。

惠子和庄子对待各自命题的态度存在极大的差异, 惠子沉溺于事物名实上的同异, 而不深究事物本质上的同异, 庄子对命题有着“道通为一”的形而上学的思考。汉初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评论惠子道:“名家苛察缴绕, 使人不得反其意, 专决于名而失人情。”司马谈指出名家的缺点是对问题进行过于细致繁琐的论证, 使人不能反求其意, 在名实问题上进行繁琐论证, 一切断于概念名称却失去了一般常理。正如庄子批评惠子说:“既已为一矣, 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 且得无言乎?”惠子有善辩之名, 其实就像“朝三暮四”的猴子们一样,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荀子说“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 即是说, 惠子只擅长形式上的逻辑辩论, 但不切合事物的实际情况。荀子对惠子的批评, 可与庄子对惠子的评价互参。

在庄子的视野中, 物我可齐, 是非可齐, 庄子和鱼就不存在不可相通的界限。《庄子》采用寓言手法, 是以物我“未始有分”为前提的, 反映了庄子超越认识论之上的理论倾向。正如牟宗三所言:“道家讲玄览, 讲齐物, 讲‘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 这是超过知识层而属于超越层的领域。”[16] (P70) 认识论上的超越论的立场, 使庄子不怎么看重惠子的思想。庄子认为:“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 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惠子的思想“其于物也何庸”。庄子认为, 惠子的思想局限在琐碎的小事情上, 在“天地之道”面前是徒劳无功的, 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在人类文明的萌芽时期, 人们表达思想的准确性, 受到语言发展水平的制约, 庄子和惠子对“鱼之乐”的不同理解, 是造成争辩的原因之一。按照康德对愉悦感的解析。“愉悦”包含三个层次:“快适、美、善。”庄子所说的“鱼之乐”仅仅指儵鱼是“快适”的。惠子所说的“鱼之乐”既包括动物的“快适”感, 也包括有理性者的“美”和“善”的价值评价维度。

《庄子》对《山海经》等传统神话传说多有汲取, 使得其形象世界“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庄子知道儵鱼用其外在表现———在水中从容出游———表明, 儵鱼是“快适的”, 此情景激起了庄子的“愉悦感”, 而且儵鱼“食之可以已忧”的食疗效果, 丰富了庄子的“愉悦感”。“濠梁之辩”创作的原始语境不得而知, 庄子在“濠梁之辩”中, 如果是有意选取儵鱼“已忧”的意象, 则“濠梁之辩”可以做为分析庄子“纩中线引, 草里蛇眠”的创作手法的一个例证。

《山海经》所载儵鱼“食之可以已忧”, 儵鱼的药用价值也被李时珍等医家所承袭, 那么“请循其本”在“濠梁之辩”中, 庄子和惠子共同游玩, 庄子偶言“儵鱼出游从容, 是鱼之乐也”, 是不是庄子对“濠梁之辩”结局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有意安排?如果是这样, 在“濠梁之辩”中, 儵鱼“已忧”的功效, 对辩论结论可视为达到了一种“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的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