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视角下缅甸城市街道美学探究——以《旭日冉冉》为例

日期：2021-04-18 10:12

“流动性”(mobility)是欧美文学研究的新兴生发点,其产生的背景是21世纪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领域不同形式的流动性创新,如人口的城乡流动和全球流动,移动电话、现代物流、信息流动、资本流动等。这些创新又引发了文化的流动和杂糅,继而引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流动性转向”1(mobility turn),使流动性成为多门学科共同聚焦的关键词。地理学家克莱斯维尔(Tim Cresswell)就指出:“今天每个人都在理论领域穿行。有关移动的比喻列队穿行在文化理论家、社会理论家、地理学家、艺术家、文学批评家的书页中。流动性是当今的秩序。”[1](P360) 这里提到“文学批评家”的流动性研究是指从文学空间批评中孕育、萌芽和成长起来,汲取空间理论精髓,强调空间关系性和动态性的一种研究视角。它从流动性媒介(交通技术、交通设施等)和流动性政治两个维度展开,为探究文学经典提供前沿的视角。

《旭日冉冉》(As Sure as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1958)是缅甸现代文学名家吴登佩敏(Thein Pe Myint,1919—1978)先生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较早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东南亚文学作品之一。小说讲述了主人公丁吞从大学生成长为一名真正革命党人的故事,时间上涵盖了1936年学生罢课运动、1938年石油工人罢工运动、1941年联日反英以及1942年反法西斯斗争的开始等缅甸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空间上覆盖了缅甸全境,但重点描写当时的首都仰光。评论界认为该书将缅甸“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浩瀚的社会生活尽收卷中,历历在目”,[2](P29)作家对“将近六七十个人物”[3](P85)的成功塑造也受到关注,还有学者提到“不同类型和阶级在小说中的出场以及年轻人多事的恋爱生活”。[4](P28)这些成果是本研究的前期基础,但进入21世纪,当流动性成为文学空间研究的新动向,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当代美学发展的新趋势,从流动性、日常生活和城市空间的视角对《旭日冉冉》中的缅甸城市街道书写进行探究,由此构建出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现代城市街道美学,不失为东方文学主动参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有益尝试。

在流动性视角下,贯穿小说始终的主线是丁吞在仰光、曼德勒、密铁拉、高佬等缅甸城市街道上的穿梭往来。他的流动方式以步行为主,但也涉及公交车、电车、洋车,出租车、私家车、长途车、火车等多种现代交通方式。丁吞对于行走的热衷反映出吴登佩敏先生对西方文学中“游荡”(flanerie)传统的熟悉。实际上,以吴登佩敏为代表的缅甸“新文学”作家们是在选择性地吸收西方文学观念、文学样式和创作方法中的有益因素,并将其融入缅甸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缅、西方双重特色的创作风格。在小说《旭日冉冉》第55回“秘密讨论会”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丁吞与同学在茵雅湖滨散步时谈论起对狄更斯影响颇大、带着一支长笛漫游欧洲的英国18世纪作家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在深夜逛了伦敦城后写的作品,不是备受群众喜爱吗?……哥丁吞想写小说的话,咱们就走上六英里半,到那种僻静之处去,可能遇上那些乘汽车来的那一对对恋人呢!”[5](P509)这段谈话的主题正是西方文人的街道行走和城市游荡传统。在以波德莱尔 ( 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本雅明 ( Walter Benjamin,1892～1940)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2等为代表的西方文人推进下,街道行走和游荡成为一种对城市空间进行文学体验和哲学思辨的方法论。这种传统影响了吴登佩敏先生的创作,在小说中,他以丁吞的行走为主线,配合其他现代性的流动方式,展现缅甸现代城市街道的日常美学、政治美学和阶级美学,使得这部小说在进行宏大叙事的同时,也从微观视角书写缅甸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缅甸“风土人情、历史知识的小百科全书”。[6](P275～276)

一、大学生的流动与街道的日常美学

考夫曼(Kaufmann)指出:“空间流动性这种社会现象有四种主要形式:移民、迁徙、旅行和日常流动。”[7](P40)根据这个理论,大学生丁吞在仰光街头巷尾的流动主要属于日常流动。初到这座城市时,丁吞就读于仰光大学,他的足迹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但在3个区域的流动最为频繁:茵雅湖区的学校、甘马育区的住处和市中心区的佛塔。他最钟情的流动方式是行走,正应验了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故事始于地面,始于芸芸众生的脚步。”[8](97)根据德塞都“散步于城市”(walking in the city)的理论,丁吞的行走是用脚步在体验仰光,用脚步创造观察这座城市的机会,用自己独特的感受将仰光街道与个人经历连为一体,并综合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味觉等元素在仰光的街道空间场所中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的新空间,创造一种“学习在城市街道”的感性心灵审美体验,构建大学生视角下的缅甸街道日常美学。

行走是城市流动中古老而重要的方式,肖特尔(Timothy Shortell)指出:“在城市中行走有着和城市一样悠久的历史。当然,行走早于城市的聚落,但始终是在城市空间中流动的一种重要方式。”[9](P1)大学生丁吞的行走可以细分为与同学散步、到邻居家串门和在市区闲逛。在小说开头,出身农村、刚离开小镇的丁吞十分向往大城市的生活,他通过在学校周围的街道上散步,开启体验城市生活的第一步。仰光大学当时位于城市北部的茵雅湖区,该区以茵雅湖为中心,是仰光著名的学府区和高档住宅休闲区。学校附近的大学校长路、茵雅湖滨路、实皆路等街道环境优美、文化气息浓厚,还洋溢着浓浓的殖民风情。茵雅湖原是英国殖民政府挖凿用于蓄水的人工水库,在小说中的描写常令读者联想起英国的湖区:湖面上停放着白色游艇和帆船,湖滨小路以“小鹅卵石、煤灰和沙子铺成”,[5](P355)颇有英国乡村田园风光的韵味。风景优美的茵雅湖畔有著名的仰光大学,这里是缅甸现代作家的摇篮,培养出德班貌瓦、佐基、敏杜温等众多深受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实验文学家,令人联想到哺育了华兹华斯等湖畔诗人的英国温德米尔湖区。小说中1938年2月欢迎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招待会也安排在碧波荡漾、绿草如茵的茵雅湖心半岛划船俱乐部举行,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文化上的关联。此外,茵雅湖区来往和居住的白人也比较多,白天游船上的“白人男女……,穿着游泳衣……,带着墨镜”;[5](P327)夜间白人们在景色绮丽,星光点点的湖上举行“星光晚餐”,[5](P512)纵情享乐。茵雅湖区街道旁矗立着“最令人难忘的”[10](P38) 殖民风格建筑,虽文化气息浓厚却难掩英国殖民统治的腐败。例如,象征学术的授衔礼堂“看上去根本不像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建筑物,倒像个大城堡。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说明它希望那些接受授衔的人,为英国资本家建筑永久统治缅甸的城堡?”[5](P138)坐落于阿瓦路和大学校长路角、象征知识的英国马奇教授楼房却是殖民者寻欢作乐的场所:在万籁俱寂、一片漆黑的夜晚,这里却灯火通明,传出“收音机的乐曲声,嘻嘻哈哈的笑闹声,酒鬼的狂呼乱叫声,这些乱哄哄的声音破坏了寂静的环境……从敞开着的门,依稀可以看见房间里面那些男女洋人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情景”。[5](P513)这样的双重风情让丁吞对仰光的茵雅湖区街道产生了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坚定了大学生身份的他争取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

如果茵雅湖区街道的散步是大学生丁吞与这座城市的浅层次接触,那么深入甘马育区巷道、到下层人民家中串门就是他融入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方式。由于家庭贫困,丁吞读大学时一直借住在甘马育区印刷厂工人敏叔家。甘马育是仰光最主要的工业区,区内生活着工人、小摊贩、马车夫、理发师、印刷工等各行各业的下层人民。他常到左邻右舍家里串门,参与各家的活动,以此获取对街道生活的浸入式体验,正符合当代社会学研究者提倡的体验方式:“沉浸入社区能获得对微观社会现象细微深入的理解。”[11](P198)甘马育区的街道景观富有浓郁的缅甸风情:街道旁种着冬青、翠竹等典型的热带植物;永盛路等道旁水沟边是缅甸小贩们摆摊的场所,出售各种特色小吃,有油炸瓢瓜饼、拌咸茶、拌姜丝、竹筒糯米饭等。区内斋僧社常举办一些传统活动,例如,在小说第四十三章,丁吞到马车夫吴波钦家串门,参加为不幸夭折的孩子举行的头七斋饭仪式,向读者详细介绍了缅甸的许多传统习俗。有缅甸传统斋饭的制作过程、有缅甸传统的丧葬习俗等。这种四处串门、与当地人打成一片的日常生活是丁吞与甘马育街道最重要的情感联系,回到甘马育街头让他感觉像是回到了家,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

在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丁吞还会和同学、朋友、家人到仰光市区逛佛塔。对大多数缅甸城市居民而言,逛佛塔是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仪式,因此城市中的佛塔往往数量众多、建筑精美,并且通常是一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街道景观。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指出“街道必定伴随着建筑而存在….街道正是因为其两侧拥有建筑才成为街道”。[12](P20～21)在仰光市区的街道两旁,佛塔、佛寺分布密集,无声地讲述着佛教在市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例如,小说中提到佛塔路的查古寺、瑞贡台路的翘塔基佛塔、斯特兰路的波达当佛塔、小金塔路的小金塔等,散布在城市的不同街道,是生活在仰光各个街区的市民们日常宗教活动的场所。不过,丁吞逛得最多的是位于大金塔路的仰光标志性建筑:瑞光大金塔。在体验这座闻名东南亚的佛塔时,丁吞充分调动了多重身体感官,不仅用视觉,也用听觉、嗅觉、甚至味觉进行体验,这与当代城市空间研究者提倡的“多感官体验”[9](P12)不谋而合。他用眼睛观看大金塔的佛教“风景”:阴天里,“白云像一层薄纱遮住了太阳,在这种不甚明亮的阳光下,大金塔更显得庄严肃穆”;[5](P43)日出前,“大金塔犹如一座金色的大山屹立在朵朵白云之中”;[5](P293)夕阳下,“余辉映得大金塔金光四射”。[5](P212)他竖起耳朵聆听大金塔发出的多声部佛教“音景”:[13](P30)有顶端宝伞上风铃发出的叮叮当当响声,有周围古树上杜鹃鸟悦耳的啼鸣声,还有大殿佛像前人们虔诚的祈祷声。他用鼻子嗅吸佛塔的气息:去佛塔必经的克里斯普大街、商人街以及班都拉公园鹅卵石小径,雨后散发出清新宜人的气息;通向佛塔的楼梯上花店林立,芬芳的花香透出宜人的气息,令人“顿时感到浑身爽快异常”。[5](P293)大金塔带给丁吞多重感官刺激,引导他对仰光街道的佛教美景进行身体阅读。不仅如此,丁吞还对大金塔的多重空间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带初到仰光的父亲游览大金塔,在塔基广场上促膝谈心;也曾受长辈委托到大金塔佛亭中寻找老师离家出走的妻子和女儿,让一家人摒弃前嫌重新相聚。本雅明把城市比作一本待阅读的书,[14](P104)书籍的文本就是街道的空间。在《旭日冉冉》中,在仰光这本书里,街道文本最大特色就是路旁的佛教建筑。通过身体阅读与空间认知,丁吞与大金塔区的街道产生了心灵上的链接,萌生出神圣愉悦的日常美学体验。

二、恋爱青年的流动与街道的阶级美学

恋爱青年丁吞也钟情于行走,常与女友在城市街头散步,但与大学生丁吞相比,他流动的方式更丰富,体验过坐老爷车、搭气派的私家车、坐火车包厢等不同的流动方式。丁吞的4个女友住在仰光的不同街区,家庭背景各异。克雷泽(Jerome Krase)和肖特尔指出,城市的街道是具有阶级属性的:“受阶级、种族和民族等社会不平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空间领地常被社会以区别性的意义标出,从贫民窟到黑人聚居区再到‘丝袜区’。”[5](P193)这种阶级属性往往通过对空间占有者的相关描述展现出来,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别出心裁地安排四位女性占据城市不同的街道空间,将街道的阶级属性隐藏于她们身后,通过对其居所、服饰、饮食及言谈举止等的相关描述,向读者展现独立革命时期缅甸社会的阶级构成;同时安排丁吞活跃于这些代表不同阶级的女性之间,向读者展示以仰光为代表的缅甸城市街道的阶级美学。丁吞能够在不同阶级女性之间灵活流动的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他的大学生身份吸引不少家庭把他当作乘龙快婿的未来人选,二是在当时全缅人民盼独立的历史大背景下,他代表着社会变革的进步力量,能满足社会各阶层想要了解革命的愿望。在四位女性之间穿梭来往的过程中,丁吞产生了“恋爱在城市街道”的审美体验,也洞悉了街道的阶级内涵。

在探讨缅甸城市街道的阶级美学时,流动性这一概念具有了三重意义。厄瑞(Urry)指出,流动性有三层含义:“一是指移动或具有移动能力的物或人;二是指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流动性,即在阶级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下运动,是纵向移动;三是指迁徙和移民等半永久性的地理移动,是横向移动。”[6](P8)其中第一、三层意义是本文涉及流动性概念时都包含的,而第二层意义则是探究阶级美学时所特有的。也就是说,恋爱中的丁吞横向移动于居住在仰光不同街道女友们的住处,而这种流动同时也是在城市中不同阶级之间的纵向移动。

恋爱中的丁吞与不同女友交往时往往采用不一样的流动方式,这是由交往对象的经济情况和阶级背景决定的。例如,在与中学教师佩的女儿玛钦娣谈恋爱时,丁吞主要采取步行的方式,他定期步行到玛钦娣家所在的仰光市伊乔路,为她补习英文。玛钦娣年轻单纯,出身于典型的传统市民家庭,这一点可从她的住所、服饰、摆设、爱好、饮食及家教等方面看出。首先,玛钦娣家住一幢传统的两层小楼,房后加装螺旋楼梯连接上下层,二层为客厅,放着主人用的躺椅、客人坐的椅子,当然客人也可随主人之便坐在地板上。一楼是母亲开的缅甸草药店,收入可贴补家用,说明当时中学教师在仰光收入并不高。草药店中丰富的缅甸传统文化元素给初次到访的丁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见玻璃柜里放满了药瓶和大大小小的药包。墙上除了挂着日历和补血药品的广告外,还有印着大字的横条标语。上面写着:“仇恨宜解不宜结”“适量为药、过量成灾”“身在实地勤修养、心比天高多思量”等等。在一根柱子上,挂着班都拉将军正在接受英国军官敬礼的图片。另一根柱子上,挂着德钦哥都迈的画像。[5](P124)

店里的补血药品、大字横幅和人物画像传达出仰光普通市民的健康观念、生活信念和缅甸的历史文化。服饰方面,初次见面的15岁姑娘玛钦娣穿着土布衣服,坐在传统的竹塌上,靠着柱子看书,“浑身上下是道地的缅甸姑娘装束。一见到她,我情不自禁把她与螺钿艺术品联系了起来”。[5](P124)土布服装当时在仰光青年中十分流行,他们借此抵制进口绸缎、彰显爱国情怀。而玛钦娣不仅穿土布衣服,衣服上还别着有些土气的独立纪念章,其支持独立革命的政治立场不言而喻。家居摆设方面,放在一楼进门处的竹榻是缅甸人居家生活的必备用品,功能多样:姑姑瑞婶休息时坐在竹榻上抽缅甸土烟,工作时坐在竹榻上把一包包药装进纸口袋,生病时在竹榻上铺垫子、挂蚊帐以供休息。兴趣爱好方面,玛钦娣及其父亲都是缅甸传统音乐的爱好者,小说中有她背诵古乐曲、抚弄弯琴、自弹自唱的情节,第五十四章则描写了在她家客厅演奏缅乐的动人场景:匣琴师梳着缅甸古代男子的头顶发髻,和弯琴师、歌者一起围坐在席子上,弹唱着《暹罗曲》等优美动人的传统古曲。食物方面,玛钦娣一家的饮食反映了缅甸传统的保健意识,如:夏天喝清热健身的奶油果子羹,考前准备清火助眠的补血药粉,日晒后饮冰凉解渴的酸橙汁,绝食时补充营养品“四全滋补剂”,待客时用本地香蕉和咖啡等。佩老师的家教也十分传统,妈妈和姑姑严格监视着丁吞和玛钦娣的交往,希望两人“爱情的车子,必须沿着婶婶们铺设的轨道,按照婶婶规定的速度向前行驶,绝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更不允许背道而驰”。[5](P408)

散步是丁吞与爱慕已久的学姐玛敏抚交往时最常采用的流动方式,两人的散步颇有知识分子谈恋爱的味道:在优美的环境中,满怀愉悦的心情,探讨关于文学、人生等话题。由于两人常在大学附近散步,这一带的街道因此成为彰显知识分子生活趣味的象征:美丽的茵雅湖滨路,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荡漾的湖水、晶莹的露珠、难忘的茵雅楼,清静的花园小楼等。丁吞和玛敏抚散步的另一选择是闹市区的弗耶沙路、二十八条街、广东大街等地方,和普通大学生一样,他们爱在这里喝茶吃饭闲逛。广东大街上“站在挂着烤鸭、烤肉皮、香肠的柜台前”的胞波和“咚咚的切菜声以及吱啦吱啦的炒菜声”[5](P316)为他们的散步留下些许市井气息。玛敏抚约会时的着装是小说描写的重点:端庄大方的黑白灰配色,民族特色浓厚的掸邦茵丽筒裙、曼德勒筒裙等突出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审美品位和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散步时两人最常谈论的话题是缅甸文学,如古代文人信乌达玛觉、纳瓦德等描写自然的作品,还模仿实验文学家佐基即兴创作诗歌。诸如此类的细节透出玛敏抚的文学修养,其缅文优等生、缅语教师的身份,及二人关系的单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玛敏抚思想开明,常批判社会上一些关于女性的不公正言论,如对女性穿薄料衣服的争论等。

在与初恋对象温妮交往时,丁吞体验到当时仰光街头一种较为特别的流动方式:乘坐老爷车。温妮是退休区长吴佩的女儿,这家人虽已家道中落,却热衷于维持体面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仰光街头私家车数量不多,并且多是像温妮家这样破旧的老爷车。破旧不堪的老爷车象征着破落的官员阶级:虽然故障百出,每次外出都要在街上抛锚,却仍载着一家人在街头巷尾穿梭,维护着他们的面子。除了代步功能,老爷车还是温妮一家虚荣心的检测仪:车子一出故障姐妹俩就愁眉苦脸,一发动起来两人的“脸色也随之开朗了起来”,[5](P390)母亲杜泰基则总在一旁唠叨说要换车换房。温妮家不仅车子破旧,她家的大院——位于甘马育与茵雅湖之间的街道上——虽隐约透出这家人曾经的富裕生活,也从里到外流露着破败气息:

吴佩住的院子相当宽敞。院子里到处是树,什么芒果、树菠萝、臭豆、木奶果、铁力木、白星树、番樱桃等,长得郁郁葱葱。院中有一座旧高脚木楼,尼巴棕叶盖的房顶,黑乎乎的,木板墙已多次涂过原油。主人似乎是有意识地想以此来掩饰房屋的陈旧。室内地板却擦得亮光光的。但是,这种徒有虚表的光彩掩盖不住房屋的破旧。由于长年累月的践踏,地板已经坑洼不平,烂朽补合的地方清晰可见……佛堂里是一张雕花桌子。这里的桌椅擦得明亮干净,而且铺上了漂亮的挑花台布,但还是掩饰不住陈旧的本色和过时的样式。倘使你没有听到‘请到客厅坐’的邀请,径自闯进这个房间的话,那你一定会以为走进了一间古代的家具陈列室呢。”[5](P21)

整座房子、所有家具从样式到外观都显得陈旧不堪,明明白白打上了破落阶级的印记。而年轻貌美、洋气十足、充满青春活力的温妮一出场更强化了这种印象:“这位富有生气的年轻美貌的少女,和被高大的树木遮盖着的大房子、旧式客厅相比,显得太不协调了。”[5](P2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家破落户偏爱追求时髦西化的生活:明明都有缅文名字,却喜欢用洋气的外文名字(温妮、梅西)相互称呼;宁可把土地变卖一空,也要维持原有生活,继续雇佣司机仆人、每周赌马,坐包厢看电影。正如家里不断缩水的财产,温妮逐渐逝去的美貌,这家人的道德观也在日益沦丧,这一点从温妮的婚事的变迁就能看出:先是希望丁吞通过印度文官考试做乘龙快婿,算盘落空后相中油头粉面的税务官,仰光沦陷后竟然嫁给日本军官。

搭乘气派的私家车、乘坐火车包厢等在当时是属于缅甸富裕阶级的流动方式,在与有夫之妇玛妙米交往时,丁吞都一一尝试过。气派的私家车在当时的仰光街头并不多见,只有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能够拥有,可见玛妙米家境殷实。汽车对于她而言首先是谋生的工具:载着她穿梭在有钱商人出没的街区,往返于貌都雷路的家和玛戈路的公司之间。在玛妙米的流动中可见当时仰光社会的两个特点:第一,在20世纪30年代的仰光,民族经济力量薄弱,从事经济活动的多为外侨,缅甸本地人较少经商,并对经商持消极看法,正如她训斥丁吞时所说:“你看看,这条玛戈路,你再到弗耶沙路、大贺胥路、广东大街去走走,经商的除印度人、中国人和英国人外,你数数有几个缅甸人?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不仅不经商,还认为经商可耻。”[5](P414)第二,为方便生意往来,仰光街道已出现缅甸人与印度人杂居的状况。玛妙米生活工作的地方都是印度人聚居区,左邻右舍都是印度穆斯林,家中雇有印度仆人穆沙吉。在种族杂居的背景下,她培养出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擅长与外国商人打交道,将公司经营得井井有条。气派的汽车也是玛妙米恋爱时出行的工具:载着她和丁吞到大湖散步、去卑谬路登登家幽会。年轻俊俏、家境富裕的玛妙米与涉世未深的青年丁吞之间的感情纠葛受到了评论界的批评,认为“笔墨过多,着意描写,读之不免有冗长之感”,[6](P274)但正是借着这段跨越不同阶级的恋情,仰光富裕商人阶级的生活才得以近距离呈现给读者。如果说汽车是丁吞和玛妙米跨越阶级界限相恋的媒介,火车则是两人远离城市,打破道德规约的“逃逸线”(line of escape/ flight)3。火车载着丁吞和玛妙米离开熟悉的仰光,去到风景优美的掸邦旅游,小说的场景由此转换,进入对缅北城市高佬街道的描述。高佬城是英国人为休养避暑、减少思乡之情而在掸邦修建的英国式小城,城里的居民也以欧洲人为主。

三、德钦党人的流动与街道的政治美学

德钦党人丁吞也钟情于走街串巷,但出于工作需要,他得尽可能利用一切交通工具到全国各地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流动方式最为多样,流动范围也更广,越出仰光扩展到曼德勒、密铁拉等缅甸城市。需要说明的是,“德钦党人”在这里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指从事政治活动的丁吞,包括了他作为学生运动积极分子的时期,并不仅限于他真正加入德钦党之后,因为入党出现在小说较靠后的部分,限制了对于流动性讨论。丁吞从刚进大学开始就是独立运动的积极分子,并立志要把政治当作职业和工作,并为此不惜放弃文官考试机会和报馆编辑工作。在1936～1942年的独立运动中,通过承担联络、筹款、组织罢课、检查运动情况等政治工作,丁吞产生了“工作在城市街道”的情感依托,成为20世纪初期街道上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现代性主体,也是最熟悉和了解街道的人。有意思的是,德钦党人丁吞的行走有时仅仅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手头拮据。例如,在小说第59章,他边走边安慰自己:

这段路对于习惯步行的德钦党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有些德钦党人没钱时,从九文台一直要走到伊乔呢!他们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现在我走的这段路既不远,又无风雨,不过是天上有些阴云罢了。[5](P561)

在从事政治工作时,不同于欧洲文人漫无目的的游荡,缅甸德钦党人丁吞的行走往往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例如,为了讨论时局、弄清形势,他会从住处走到班苏坦街我缅人协会总部、路易士路红龙书社或小金塔路缅甸新光报社大楼,与革命党领袖们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谈;为了和从事地下工作的战友接头,他乔装打扮后步行到瑞贡台路翘塔基佛塔一带的隐蔽地点;为了缓解工作疲劳,他也会约上几个同伴,步行到市中心的街上去看电影散心。

行走是德钦党人丁吞从受害者视角观看仰光街道创伤图景的最佳手段。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创伤理论因西方中心主义和缺乏受害者视角而受到批评,《旭日冉冉》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因为丁吞是从东南亚殖民地人民的视角来观看战争给缅甸城市街道造成的创伤景观。仰光于1942年遭到日本人多次空袭,空袭时,丁吞藏在街头干涸的深水沟里,目睹惊慌失措的人群涌上街头,在浓烟滚滚的街道上盲目奔跑;听日本轰炸机发出“比雷鸣还震人心弦”[5](P675)的隆隆巨响、枪支猛烈的射击声、炸弹刺耳的呼啸声,以及街道上汽笛的尖叫声、人群的惊叫声和哭喊声。空袭过后,他走上仰光街头,观察空袭之后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家园。在灼热的阳光下,仰光街道上挤满逃向四面八方的缅甸人、印度人、中国人和混血儿;街道的人行天桥上、路旁的边道上以及马路的中间,被炸死的行人不计其数;“街上的尸体无人搬运、掩埋,被炸塌的建筑物无人清理,燃烧着的大火无人扑救”。[5](P682)街道遭受空袭的悲惨情景给丁吞的身体带来“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头昏脑涨”[5](P681)等不适感受。在最后一次空袭中,爱人玛敏抚在隆隆的轰炸声中去世,为仰光街道和丁吞的心灵再添创伤。

不过,丁吞毕竟生活在20世纪,这一时期的城市空间实践还有更多的方式,因为“技术的发展使行走更多地成为出行的一种选择”。[9](P3)除步行外,乘坐人力车也是丁吞钟情的街道空间实践方式。在第六十五章,他专门描写了夜间乘坐人力车穿行于仰光街道的体验:

在仰光,晚上十一点以后才是坐洋车的最好时刻。因为这时来往车辆稀少,整个马路任凭洋车驰骋。即使偶尔有一辆汽车开来,老远就可以发现,能够不慌不忙地躲开。加上眼下的季节,凉爽宜人,车夫也不感疲乏,总是快步地飞奔着。我坐上洋车就答应给他一元钱,因此那印度人拉起车来更卖劲了,奔跑起来像脱缰之马。[5](P646)

对工作结束后返回住处的丁吞而言,坐人力车夜游仰光街道显然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只有在手头宽裕时,他才能改换移动方式,变步行为坐洋车。随车夫的奔跑,他浮想联翩:大湖岸边的大树宛如沉静庄严的坐禅修行者,湖面上闪烁的星星好似情人撩人心弦的秋波。但值得注意的是,出行方式与时间的改变带来了不一样的街道图景,夜晚的仰光是与白天完全不同的另一座城市。斯洛(Joachim Schl?r)在书写城市夜晚时曾引用了一位警官的话:“不论地处何处,我们时代都必须与三个可怕的敌人做斗争,即最下层阶级、犯罪活动和妓女”。[1](P184)夜晚的城市街道往往与罪恶联系在一起,仰光当然也不例外,不过画面略有不同。这里最下层阶级的代表是印度善人,他穿着布筒裙,在马路中间交通警察岗石伞阴影下“给一个像疯子似的肮脏的女人饼吃。”[5](P418)深夜的仰光街头也有醉鬼、嫖客和妓女。在班苏坦路上,“有两个烂醉如泥的人歪七扭八地坐在人力车上”。[5](P420)在玛戈路夜市,妓女和嫖客们挤在出租车里,“取笑的喧闹声从车窗口飞了出来,显得特别刺耳”。[5](P420)他们在印度小吃店边吃宵夜边打情骂俏,讨论着去常胜饭店还是湖区饭店寻欢作乐。仰光街道的第三位常客是癞皮狗,它们徘徊在弗耶沙路、玛戈路,在已经收摊的夜市附近、在夹着残羹剩饭洗碗水的沟里觅食。

现代城市还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如公共交通、私家车及一些半私人化的交通方式。[9](P2～3)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仰光,公交是普通市民日常出行的首选,出租车是手头宽裕时的选择,崭新的私家车数量很少,火车则是人们离开仰光、外出旅行时的流动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仰光街道上的电车,由于受时局影响,也带上了政治色彩。父亲来到仰光探亲时,丁吞选择带他乘坐破旧不堪的缅甸公汽公司电车,而放弃舒适的仰光电力公司电车(英国人经营)。仰光的公共汽车也同样破旧不堪,时常从丁吞居住的四十五条街楼下经过的公共汽车总是发出隆隆的声响,“震得房子都有些摇晃”。[5](P665)在组织罢课、罢工等抗议活动时,为密切注视和控制局势,丁吞会乘坐出租车往返于摩坷班都拉大街的联合政府、大金塔的罢工营地以及缪玛学校的罢课营地;为筹集经费,他曾搭乘女医生丁丁拉“漂亮崭新的巴克牌轿车”[5](P219)到她家讨论革命形势。在运动蔓延到全国之后,丁吞还乘坐火车到曼德勒、密铁拉等城市展开联络工作。逃难旅途中的流动景观带有种族政治的色彩:难民中最下层的印度苦力坐不了公共汽车、挤不上火车,只好“挑着包袱,抱着娃娃,顶着铜锅”[5](691)沿公路步行逃命;缅甸本地人蹙着眉、噘着嘴挤在人满为患的火车车厢里向北飞驰离开仰光;英国白人在汽车上塞着行李和洋狗行驶在与铁路线平行的公路上逃离大城市。为联络工作,丁吞也去到曼德勒、密铁拉等城市,目睹了曼德勒火车站上忙碌的电报员、因空袭而时开时停的火车、月台上焦急等待的人们、播放仰光电台节目的收音机等,看到了密铁拉暑气未消的大路、干枯的行道植物、宽阔的密铁拉湖、社会各界讨论战局的寺庙等。这些书写将缅甸城市街道连接为一个庞大的网络空间,将街道上步行、乘公交、坐洋车、搭出租车、搭私家车、乘火车的缅甸人民团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赋予街道一种独特的政治审美意蕴。

结 语

资深缅甸文学研究专家爱洛特(Anna J. Allott)认为《旭日冉冉》是战后缅甸文学的经典,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三大特点:记录普通人的努力和成绩,反映社会各阶级的生活,以及对角色真实细致的刻画。[4](P27～28)的确,小说通过对大学生丁吞流动生活和街道审美体验的书写,真实细致地刻画了缅甸现代城市社会各阶级的生活:他们用双脚行走、坐洋车闲逛、乘公交穿梭、搭私车来往、坐火车往返于城市的街头巷尾或不同城市之间,用身体阅读城市的街道文本,感受它的日常美学,认知它的阶级属性,参与它的政治运动,试图构建打破阶级、种族和性别界限的缅甸命运共同体。吴登佩敏先生在小说中对城市普通居民日常生活的书写,开创了“文学必须为人民”[6](P275)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对同代及后代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首先,促使一部分持有不同文学主张的作家开始关注普通人,注意社会问题,并用文学形式来进行反映,提出改良社会的意见。其次,一反当时缅甸文坛脱离生活现实,追求词句华丽、矫揉造作、冗长烦琐的颓废文风,以贴近普通人日常生活、清新朴实的写作风格在缅甸文坛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文风,“直到现在,一切反映时代精神、社会潮流的、教育人民积极向上的、揭露和反对阻碍社会发展的思想和事物的文艺作品,仍受到人们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