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对瑶觞看舞妙——论新世纪小说创作

日期：2021-04-24 10:28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从20后的徐怀中，30后的王蒙，40后的蒋子龙、叶辛，一直到80后的孙频、双雪涛，90后的王占黑、梁豪，几乎是八代作家齐聚一堂，创作阵容浩浩荡荡，作品数量极为庞大。如果再加上网络作家和海外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无论作家队伍还是作品数量，更是蔚为壮观。从整体上看，在这些海量的小说中，既有宏大叙事，又有日常书写；既有历史重构，又有现实聚焦；既有科幻奇想，又有悬疑架空；既有人性沉思，又有理想关怀；既有先锋探索，又有世俗传奇，可谓应有尽有。不过，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看，近二十年小说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宏大叙事不断呈现微观化的表达态势，日常生活书写成为小说发展的主脉，叙事形式上则体现出多元混杂的文本特征。

一

很多人都认为新世纪小说中宏大叙事日渐衰微，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缺席，有些学者还发出“重构宏大叙事”的审美吁求，我觉得真相未必如此。在我看来，徐怀中的《牵风记》、王蒙的《这边风景》、梁晓声的《人世间》、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叶辛的《过客亭》、铁凝的《笨花》、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张平的《国家干部》、阿来的《空山》《格萨尔王》、范稳的《吾血吾土》《重庆之眼》、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蟠虺》、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张翎的《金山》《劳燕》、陈河的《甲骨时光》《米罗山营地》、何顿的《湖南骡子》《来生再见》、余华的《兄弟》、格非的《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李洱的《花腔》《应物兄》、苏童的《河岸》、吕新的《下弦月》、北村的《安慰书》、艾伟的《风和日丽》、须一瓜的《双眼台风》，等等，都属于宏大叙事中的代表性长篇。这些作品展示了强大的历史理性和明确的整体性思维，或沉入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直面一些重要的现实矛盾，借助不同的叙事策略，在传达作家对历史或现实的宏观思考过程中，也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国家、民族、正义等重大问题的审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创作主体的家国情怀和历史反思。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即使依据惯常的审美观念和标准，也可以发现不少小说都属于不折不扣的宏大叙事。像聚焦于国家反腐领域的《绝对权力》《人民的名义》《国家干部》等，都是深入现实官场内部，正面书写了权力资本、人性欲望与正义伦理之间的复杂冲突，揭示了市场经济驱动下权术与诡术的各种表演，同时也传达了异常明确的国家意志和建构现代公正社会的理想情怀。《农民帝国》《生死疲劳》等，则从中国乡土社会的变迁出发，在宏阔纷繁的历史背景中，呈现了中国农民的人性、梦想与命运之间的各种纠缠，也折射了作家们对当代农民生存境况的多重反思。《笨花》《重庆之眼》《吾血吾土》《来生再见》《劳燕》《米罗山营地》等作品，则以抗日战争作为重要的故事背景，或让人物驰骋于战火纷飞的疆场，或让人物在曲折的历史磨难中重现民族苦难，作家们在演绎国家、民族重大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刻画了一批忍辱负重、至死无悔的人物形象，彰显了某些崇高的献身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理想。当然，这些小说与主流观念可能存在着某些差异，但从作品所涉及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人物命运的起伏变化来看，它们无疑都属于非常典型的宏大叙事。

不过，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在处理各种宏大主题时，也确实出现了某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很多作家不再自觉地选择正面的、单向度地表达社会历史的宏大问题，而是立足于一些普通人物的爱恨情仇或生老病死，借助微观化的叙事策略，将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置于故事的背景层面，通过普通人在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人性冲突和命运变迁，呈现强悍的历史或尖锐的现实对平民生存的深层规约，折射个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由此传达创作主体对于历史或现实的整体性思考。像艾伟的《风和日丽》就是通过一位私生子漫长的寻父历程，不断追溯了父亲作为开国将军的曲折一生，同时也从将军微妙的情感变化中，审视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血缘亲情之间的隐秘冲突。李洱的《花腔》通过一个后代的执着寻访，逐步打开了葛任作为革命家与泄密者的诡异身份，让我们看到了不同党派在抗日战争中的权力制衡。葛任作为名声赫赫的政治人物，置身于巨大的历史旋涡之中，不仅无法左右时局，甚至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徐怀中的《牵风记》则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战争作为背景，着力演绎了女参谋汪可逾与旅长齐竞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侦察兵曹水儿的勇猛形象。在那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个体欲望、传统观念、人生理想的不断冲撞，也可以看到艰难的迁徙、惨烈的战事和不屈的信念之间的彼此激荡，并最终成就了汪可逾、曹水儿等英雄形象。这些作品，要么将叙述视点放到当下，要么以普通人作为主人公，由小搏大，以轻击重，通过微观化的叙事方式，巧妙地展现了各种历史或现实的宏大主题。

如果从人物形象的塑造来看，这种宏大叙事的微观化处理策略，主要表现为一些作家主动规避那些具有典型意味的高大全人物，自觉选择一些普通平民作为叙事的主要人物，借助这些平凡“小人物”的抗争，从社会边缘地带，不断撬开历史或现实的坚硬内核。如韩少功的《日夜书》，就叙述了一群普通的知青从下放到农场战天斗地开始，一直到回城后的晚年生活，借此展示了数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对这一代人命运的巨大影响。无论是艺术青年大甲、“精神导师”马涛、永不安分的安子，还是农村“大哥”郭又军、安分守己的陶小布、小偷加天才贺亦民，即使他们已返城多年，散落在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但他们却从未抛弃曾经的梦想与激情。通过这群人在数十年里的不断交往，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那只叫“酒鬼”的猴子，似乎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绝妙隐喻：它始终无法抵抗“青春之酒”的诱惑，即使被历史抛弃的现实已经来临，即使内心的恐惧正在不断弥漫，它依然无法自持地买醉其中，最后成为人类记忆中的“失踪者”。

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叙述了一群逃难的妓女义无反顾地拯救了一群青年女学生，从而使她们免遭日军蹂躏，并借此巧妙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之罪；《陆犯焉识》则以普通知识分子陆焉识作为主人公，通过他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呈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苦难记忆。王瑞芸的《姑父》通过旁观者“我”的视角，再现了一位备受时代摧残的姑父形象。“我”来到姑妈家做客，和表姐们相处并无隔膜，然而，“我”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个神出鬼没的影子，他有时半夜进入房间，更多的时候则待在屋后临时搭建的棚屋里。在幼时的记忆和姑妈的复述中，“我”才知道他就是姑父，如今已像一个寄人篱下的精神病患者。然而，随着真相的不断揭开，人们才发现，原来姑父年轻时是一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精英人物，因为报馆老板逃到台湾前无意中给他留了一把枪，结果被判入狱二十年，从此沦为一个自私、懦弱、委琐的老头。在漫长的晚年生活中，他不仅要饱受梦魇的折磨，还要备受亲情的伤害。他仿佛一个“人鬼难分”的幽灵，以罕见的悲剧命运，见证了时代的荒谬和人性的荒凉。

类似的小说非常多。像尹学芸的《我的叔叔李海》和《青霉素》，也都是以普通的小人物作为主人公，让他们从日常生活伦理出发，揭示了人们在日常生存中的诸多人性悲歌，同时又通过这种人性悲剧，折射了特定历史意志的诡异与荒谬。吕新的《下弦月》通过普通职工林烈的出逃和妻子寻找的过程，在匪夷所思的家庭劫难中，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政治高压的巨大恐惧。徐则臣的《王城如海》表面上看是在探讨一群“新北京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当入狱多年的堂哥进入主人公余松坡的视角之后，一段复杂而又吊诡的历史迅速呈现在读者面前。它是如此的沉重，又是如此的荒谬，却渐渐走出了人们记忆的视野。阎连科的《受活》则以一群乡村残疾人近乎疯狂的笨拙表演，展示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民们对于财富的渴望，以及乡村权力结构中扭曲的致富思维，使我们看到贫穷背后更为可怕的伦理与人性的双重崩溃。不错，这些小说表面上只是讲述了一些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饱含了世俗的欲念和情趣，但是，这些小人物都以自己特殊的经历、曲折的命运和永难忘却的创伤，展示了强悍的历史与复杂的现实中所承载的重大社会命题，也体现了作家对这些重大时代命题的自觉关注与人本主义的审视。

如果从故事的营构方式上看，这种宏大叙事的微观化处理策略，则体现在作家对历史或现实中重大问题的日常化处理上。像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就是以一个叫王旭东的人在电视访谈中的相关忏悔，打开了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沉重记忆，引出了那个年代里人们在青春、情爱与性欲的压抑之中所做出的暴力冲动。这种冲动所构成的内心伤痛，使他们一生都无法逃离，更无法诀别，以至于多年之后在异域他乡，特蕾莎与王旭东都还在为此纠缠。围绕着这样的“原罪”，特蕾莎和王旭东都进行了漫长的忏悔，这种忏悔既深入到历史与时代之中，还渗透到人性的自省与自救之中，充满了形而上的思考。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别有意味地叙述了一群革命青年在家庭熏陶之下的青春、热血和理想。他们有着青年人共同的躁动和丰富的情感，如南昌与嘉宝的情感纠葛，但他们又有着超越常人的革命理想，动辄胸怀人类世界，由此演绎了极为奇特的人生命运。陈河的《外苏河之战》也是如此。年轻的舅舅因为怀抱着解放全人类的火热理想，竟然和几位同学成功地偷越国境参加抗美援越之战，最终将宝贵的生命留在了越南的大地上。方方的《武昌城》以几个满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参加北伐战争作为主线，在“围城”与“守城”之中，完整地展现了1926年武昌之战的悲壮与惨烈。这些小说正面书写强悍历史场景的并不多，也不太关注宏大历史的完整性，而是致力于讲述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爱恨情仇，到人生理想，然后通过这些日常言行直指历史的深处，并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传达创作主体的独特思考。

李洱的《应物兄》同样是一个有关宏大主题的叙事，它意在揭示学术领域被官场和商场逐渐侵袭的过程。但在具体的叙事中，作家主要书写了一群特殊人物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在光鲜身份背后所隐藏的各种争名逐利之本真状态。这群人物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要么是手握重权的官员，要么是腰缠万贯的商人，要么是名声显赫的教授，最不起眼的人，也至少是媒体主播、出版社编辑之类白领精英，或者是一些富二代之类青年。这些特殊的人群带着各自的目标聚合在一起，当然是想做些“宏大”的事，譬如通过创办济州大学的儒学院，推动“文化强省”的建设。作者也正是通过这种策略，巧妙地呈现了权力资本和商业资本对文化理想的无情蛀蚀。北村的《安慰书》和须一瓜的《双眼台风》都是通过某个刑事案件的侦察与审判，将叙事巧妙地深入到当下的官场内部，揭露了权力、欲望与金钱资本的隐秘纠缠，也展示了社会正义伦理与复杂人性之间的较量。莫言的《蛙》表面上叙述了姑姑盲动而又尴尬的一生，实质上却呈现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计生政策对人们观念的影响。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同样也是立足于一群群普通人物，或对中国社会的变迁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或对历史的灾难进行全景式的再现。在这些小说中，琐碎而日常的生活场景，普通人物的七情六欲，以及人性与伦理的左冲右突，始终是小说叙事的主体，但在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之中，又明确地映现了宏阔而尖锐的现实冲突，有着宏大叙事的审美特征。

无论是人物身份的选择，还是故事主体的处理，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在聚焦宏大叙事时，大多表现出一种微观化的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既隐含了普通个体与历史（或现实）之间紧密的共振关系，传达了创作主体对“一切历史都是平民生活史”的观念认同，也使小说真正地回到了生机勃勃而又繁芜驳杂的民间生活史之中，犹如叔本华所说的那样：“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述那些伟大事件，而是使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变得趣味盎然。”1

二

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虽然没有放弃宏大叙事的追求，但从其发展的主脉上看，还是以琐碎的日常生活书写为主。这主要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开始急速扩容。从信息技术的变革到消费文化的盛行，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到全球化步伐的加快，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我们的日常消费方式、日常交往方式和日常观念活动，并使之成为一种变动不居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不断增强的生活形态。面对这种纷繁鲜活的日常生活，很多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自觉地立足于普通个体的生存经验和存在境遇，注重物质性、身体性和体验性的审美经验，突出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意义，并致力于建构一种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价值。

在这种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中，新世纪小说体现了明确的生命平等观。很多作家自觉择取世俗化的民间性叙事立场，努力回到庸常琐屑的生活之中，书写那些浸润着梦想与哀荣的平凡生命。在那里，人物形象不再被简单地赋予某些价值标签，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丰富的生命实体，一个个可以自主呼吸的生命存在；无论成功或者失败，无论悲苦还是欢乐，他们都渴望活出生命应有的尊严。譬如，潘向黎、金仁顺、盛可以、张楚、朱辉、鲁敏等作家的大量小说，都是叙述各种男女之间的情感纠葛，有的唯美而浪漫，有的恶俗而粗鄙，但更多的是观念与性格的错位，是欲望与尊严的对抗。像潘向黎的《白水青菜》中，那道费用心智、回味无穷的白水青菜，看似击败了丈夫的情人，实则是赢回了女人的尊严。盛可以的《北妹》中，钱小红虽然只是欲望社会里的一叶浮萍，但她同样有自己的做人尊严和准则。金仁顺的《彼此》《云雀》等一些短篇，也是着力于男女之间隐秘的情感交流，但作者并不是为了展示爱情的神圣和纯洁，而只是张扬人物彼此之间的内心感受。朱辉的《要你好看》和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讲述的都是有违家庭伦理的婚外情之事。在《要你好看》中，一场婚外情，终于使“很空闲”的他，从情人的丈夫身上看到了自己失败的人生和岌岌可危的尊严。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中，执着与从容的许小言，同样也在一场婚外情中发现了自己内心的虚妄和迷惘，以至于最后走向崩溃。此外，像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姊妹》、乔叶的《认罪书》、叶弥的《郎情妾意》等，也都是从两性情感的纠葛之中，传达了不同个体对于自我尊严的强力维护，折射了创作主体内心深处明确的生命平等观念。

如果我们再看看罗伟章的《大嫂谣》、范小青的《城乡简史》《像鸟一样飞来飞去》《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居延》、王占黑的《街道江湖》《光明的故事》、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等，也都是如此。这些小说属于不折不扣的“底层叙事”，但它们都洋溢着底层群体特有的生命情趣，有欢乐，有追求，也有困顿和感伤，呈现出民间生存的自足之态。毕飞宇《推拿》和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作品，将叙事对准了残疾人的日常生活，让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残障者，努力通过自身独特的交流方式，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包括爱、家庭和尊严。特别是《推拿》，书写了近十位盲人的生活，虽然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但他们都拥有一套独特的处世方式和个性气质。笛安的《南方有令秧》叙述了令秧被丈夫家族作为贞节牌坊严加管束的抗争史。虽然令秧的反抗是静默的，偷偷摸摸的，但她是执着的，无怨无悔的；她以自我的本色追求，颠覆了牌坊在传统道德上的虚伪与廉价。张欣的《浮华城市》通过大都市中各种欲望与诱惑的书写，展示了各色男女在欲望与理智、冲突与压抑、突围与困守、寂寞与追寻中的情感挣扎，也使人们看到脆弱的人性与强大的伦理之间无穷无尽的博弈。鲁敏的《取景器》通过女摄影师唐冠的镜头，展示了摄影师与现实人群的复杂关系，它直指人性，又关乎普通个体的尊严。

这种生命的平等观，还体现在作家们对都市年轻群体的迷恋性表达中。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不少青年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时，都倾心于现代都市中那些扑面而来的时尚气息，让主人公游走于边缘、时尚而又另类的生活空间里。虽然这些人物都置身于各种变动不居的快节奏生活中，但他们对群体性的生活环境表现漠然，极为回避各种喧嚣的生存场景，只关注个体之间的精神交流，捍卫个人特殊的生活方式。如孙频的《光辉岁月》《万兽之夜》《不速之客》、戴来的《白眼》《亮了一下》、洁尘的《你什么时候搬出去》、孔亚雷的《礼物》《小而温暖的死》《我》、甫跃辉的《坼裂》、斯继东的《白牙》、于一爽的《每个混蛋都很悲伤》等，都是侧重于表现青年人在变幻不定的现代都市中的内心感受，其中的人物很少关注外在的生存环境，终日沉迷于自我的生活空间里。不错，这些人物不乏精神上的分裂与错位，以及情感上的漂泊状态，但他们对都市生活又难舍难离。这些作品其实折射了都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体现出来的另一种日常景象——独立而幽闭，却拥有我行我素的自由。这种书写姿态，既体现了创作主体对自由个体的顽强守护，也展示了作家们在生命意识上的渐趋自觉。即使这些人物没有宏大理想，但从来不愿失去自我。

在这种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中，新世纪小说还彰显了日常生活的感性美学。就其外在形态而言，日常生活是以感性为主的经验性、碎片化的惯性生活，很难突出其中深刻的理性意义，但在日常的各种生活褶皱之中，又隐藏着无数灵动鲜活、富有生机的生命情趣。它既反映了人性的某些真实面貌，又能够激活小说叙事的审美质感。像王安忆在新世纪以来创作的很多中短篇小说，都一直倾心于这种日常生活的感性表达，精细临摹乡村或市井之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情趣，如《民工刘建华》《骄傲的皮匠》《月色撩人》《花园的小红》《黑弄堂》等。从这些小说中，我们很难读出深刻而独到的思想内涵，但它们却在种种微妙的人际纠葛中，使那些难以厘清的人性四处跃动，让世态人情于千变万化之中尽显艺术的韵致，呈现了异常丰富的审美信息。一方面，王安忆对庸常的日常生活琐事，对人物内心的细微感受，都有着十分敏捷的捕捉能力；另一方面，她又能够选择一种舒缓轻松且充满感性气质的话语，从容地探入日常生活的隐秘部位，叙述着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人性风貌。这使得她的很多作品虽无狂波巨澜，却也涟漪不断，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和罕见的写实功力。像短篇《闺中》，就体现了作家对一个都市里老姑娘心态和气质的准确把握，特别是那种从容之中所隐含的焦灼、优雅之中所潜藏的躁动、落寞之中所包裹的期待，都在人物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鲜活地映现出来。在《小新娘》中，小新娘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的兴奋与热望、激动与不安，同样也被王安忆演绎得轻盈亮丽，充满了某种梦幻般的气息。在这种战栗般的兴奋中，王安忆又不时地将旁观者的复杂心绪和人世间的嫉妒情绪夹带出来，故意为小新娘的出嫁蒙上一些淡淡的阴影，但小新娘依然保持着她那特有的幸福姿态，处处彰显着青春年华的诗意怀想。

在《踏着月光的行板》《起舞》《微风放林》《一坛猪油》《花瓣花》《最短的白日》等新世纪以来的中短篇里，迟子建也同样专注于普通人物的日常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它们没有太多的理性追问，也未必都有尖锐的生存反思，叙事话语仿佛从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地流淌而出，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是各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在缓缓释放过程中所遭受的种种际遇，叙事始终洋溢着浓郁的世俗情怀。铁凝的短篇《海姆立克急救》《春风夜》《火锅子》《伊琳娜的礼帽》也同样如此。它们都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个小事件作为载体，通过人物在事件过程中的细腻感受，呈现了不同个体在日常生存中的复杂意绪，并在感性化的审美格调中，突显了日常中的诗意和人性特有的光泽。

日常生活在本质上离不开物质追求，尤其是在新世纪以来的消费主义现实中，自足而丰富的物质消费，已成为人们合理的生存欲求。因此，在新世纪的小说中，有不少作品都在试图重建这种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像郭敬明的“小时代三部曲”中，就充满了各种世界名牌的表述，几乎每个青年男女身穿手拿的东西，作者都要指出其品牌名称，品牌符号成为人物身份的重要表征，物质欲望直接转化为人物对时尚品牌和奢侈品的炫耀。张怡微的小说中，人物之间的亲情关系，也常常与物质金钱交织在一起，似乎金钱远比亲情伦理更显得重要。小到压岁钱（《我真的不想来》）、车费（《最慢的是追忆》），大到父亲给儿子结婚时的欠条（《婚事》），作者常常在细节中用金钱消解亲情，突出物质生活在日常伦理中的重要地位。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心居》《倾国倾城》、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等，同样也强调了房子、金钱对于个体生存价值的重要体现。当然，更多的作家还是选择对于物欲现实的批判，如阿来的《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等“山珍三部曲”，就是借助虫草、松茸和岷江柏这三种产于川西藏地的名贵物种，在现代日常生活中逐渐沦为符号化商品的过程，揭示了日常生活中世道人心的诡异表现。

在这种日常生活诗学的追求中，新世纪小说同样揭示了人们在日常生存中的荒诞性。范小青的很多短篇小说，都是通过一些荒诞性情节的设置，揭示人们内心的隐秘之困，凸现不同身份的个体所遭受的尴尬。如《像鸟一样飞来飞去》里的郭大牙，因为身份证的错换，导致他在城市打工时惶惶不可终日，这种对身份的焦虑，其实隐含了“生存的合法性”这一重要问题。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阴差阳错之后，弄得他身心疲惫，所幸安然无恙。《这鸟，像人一样说话》里，收旧货的老王好不容易等到年关时期的美好收获，却因为小区的治安问题而化为泡影，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叙述老王的无奈，而是通过紧靠大门口的一家居户里的八哥的叫声巧妙地传达出来。“收旧货啦，我惨啦”，随着八哥的声声叫唤，有关老王的辛酸也呼之欲出。《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里的老胡总是无法相信自己，既担心被人当成小偷，又害怕被视为疑犯，但他总是不断地碰上这类事情，搞得他几乎精神崩溃。《城乡简史》里的农民王才为了见识一下昂贵的“香薰精油”，毅然举家迁徙，来到城里艰苦谋生。《谁住在我们的墓地里》里的老包最喜欢买便宜货，被大家送了个绰号叫包一折。一次意外的捡便宜，让老包在买墓地时，炒了一回阴宅。

在现代社会里，日常生活的荒诞与错位几乎无处不在。大到不同个体的命运，小到个人的情感体验。余华的《兄弟》《第七天》、东西的《篡改的命》、石一枫的《心灵外史》《借命而生》、朱辉的《然后果然》《午时三刻》、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田耳的《天体悬浮》《长寿碑》《开屏术》、郭潜力的《今夜去裸奔》、王手的《本命年短信》《斧头剁了自己的柄》《西门之死》《自备车之歌》《上海之行》、钟求是的《给我一个借口》《街上的耳朵》《两个人的电影》，都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各种错位性事件，让人物步入荒诞的生存之中，以此展示现代生活的悖谬和人性的荒凉。像田耳的《开屏术》借助一种权力资本的潜在驱动，呈现了一群社会底层游民的日常生活。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让孔雀听到指令就开屏，这种有违科学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在隆介等一群草根游民的心中，却成为可以发挥自我奇才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看到，由酒鬼隆介到酒鬼徐师傅，再到各种民间游民，面对利益的“酒精”，迅速形成了一条散落于各地的“产业链”，引发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甚至连交际花凌大花也开始向隆介投怀送抱。对于隆介来说，“有些事要多快好省，但有些事，必须铺张浪费。以前什么都想省着弄，就一再地错过了奇迹发生。现在不一样，我俩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驯出这样一只孔雀！”这种骑士精神，不只是隆介的心声，其实也是无数底层游民的渴望。田耳以一种诙谐而又欢乐的语调，使这群酒鬼游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诸多喜剧色彩。

日常生活诗学的内在本质是人本主义的思想。它体现了个体生存的不可取代，以及作家对个体尊严的自觉维护。在新世纪以来的很多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们不再过度强调作品对社会历史宏大意义的建构，而是采用平等的姿态，倾心于急速扩容的日常生活，呈现各种庸常而又混沌的生存意绪，揭示缭乱无序而又蓬勃多姿的生存景象，展示自由率性而又丰盈鲜活的生命情状，试图寻找身与心、物与人的某种内在统一。

三

从文本形态上看，新世纪小说越来越趋向于自由和开放。这种自由与开放的文本形态，并非只是单纯地呈现生活本身的繁芜与驳杂，而是承载了创作主体多元化的审美追求，表明了创作主体试图探寻各种特殊方式，最大程度上贴近表达对象。在新世纪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周梅森、张平、刘庆邦、阎真、王跃文、张欣等作家对传统故事性叙事的倚重，又有李浩、李宏伟、徐皓峰、蔡东等作家的各种实验性文本追求；既有大量不同时空交织的复调叙事，又有各种场景化、细节化的碎片拼接；既有传统写实与现代叙事的熟练组合，又有新闻、史料等其他非虚构类元素在叙事中的内在拼接……从整体上说，自由与开放的、非自律性的叙事特征异常突出。

这种自由与开放的文本形态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特点，便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混杂。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混杂美学”。譬如金宇澄的《繁花》，不仅融合了两个特殊历史时段的日常生活，而且掺入了大量上海市井生活中的风俗民情，甚至对沪语方言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形成了一种饱含芜杂性日常生活的文本形态。莫言的《生死疲劳》则将人鬼畜混成为一体，让他们在分裂性的角色冲突中，见证了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奇特关系。他的《蛙》也是一种域外视野与国内感受、历史记忆与现实诉求、书信交流与话剧剧本的各种混杂性文本。余华的《第七天》不仅掺入了大量社会新闻事件，还让叙事在阳间与阴间自由穿梭，形成了尖锐现实与诗意世界、至真温情与无奈生活的多重交织。孙惠芬的《寻找张展》通过内心化的叙事，将寻访实录和大量的电子邮件等融入叙事，揭示了张展在成长过程中极为复杂的内心轨迹。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混杂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混杂效果。有的叙事中掺入了大量非叙事类内容（如贾平凹的《山本》），有的无故事主线或找不到主要人物（如付秀莹的《陌上》），有的甚至对庞杂的历史材料进行传奇性演绎（如刘醒龙的《蟠虺》），并由此呈现出混杂性的美学特征。

在此，我们不妨细察一下李洱的《应物兄》。在这部小说中，古今中外、传统现代、诗词歌曲、文献传说、动植物学，都被作家通过各种方式，整合在叙事之中，且不加节制，形成一种泥沙俱下的审美效果，直接导致了其小说精神意蕴和文化意识的混杂性。李洱在书写这些特定人群的日常生活过程中，总是带着某种专业性的知识趣味，频繁征用大量的偏僻知识，大到儒释道文化的日常生活表征，小到动植物内部的细微差别。譬如，海外儒学大师程济世先生接受济州大学的专程之邀，欲回故里济州，但他最关心的，似乎并非如何振兴儒学，而是希望找到少年时代的生活记忆，包括“仁德丸子”和一种叫作“济哥”的蝈蝈，一次振兴儒学的文化行动，变成了微观日常生活的怀旧式考察与还原。就创作意图来说，除了反讽文化振兴的吊诡之行，李洱或许还试图借此重现济州的日常生活传统形态，并从程大师魂牵梦萦的故里生活中，展示中原百姓日常生活的历史变迁。客观上，李洱对各种知识性的叙事有着强劲的整合能力，同时对一些细节叙事也拥有灵活的选择能力——当别人以客观化的眼光叙述故事时，他会选择各种反讽性或喜剧性的语调，庄谐并举地呈现人物言行。这使《应物兄》的叙事形式显得繁复而杂糅，具有某种颠覆性的特质。

当然不只是《应物兄》如此。新世纪以来的很多小说都呈现出某种混杂的文本形态，像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吕新的《下弦月》、王安忆的《天香》、林白的《万物花开》、徐则臣的《王城如海》、田耳的《天体悬浮》、阎连科的《炸裂志》、莫言的《蛙》等，都以不同的叙事方式营造出各种混杂性的文本形态。吕新的《下弦月》在讲述特定历史时期普通人的遭遇时，围绕“逃”与“找”的主线，以写实性的话语讲述了林烈的出逃和妻子的寻夫过程，包括妻舅在家看守孩子的情况。但在第三、六、九章中，作者又加入了“供销社岁月”，以万年青的自白性叙述，突出了叙事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各种荒诞性的日常生存。从叙事上看，小说整合了自白式交代、革命性抒情和纪实性叙述的不同方式，形成了特殊历史时期普通百姓极为芜杂的生活镜像。王安忆的《天香》通过一种家族式的历史叙述，讲述了所谓“申绣”在上海的传奇式发展历程。小说围绕晚明时期的“天香园”，在清明上河图式的描绘中，呈现了历史记忆中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作家常常迷恋于各种微观化的事象描绘，以及历史文化沿革的讲述，使《天香》在叙事上混合了大量人文历史知识的介绍，尽管这些介绍性文字是伴随人物的行动而产生的，但它在文本上所形成的审美效果却是一种人文知识与家族传奇的混杂。

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也同样融入了多种不同的文本，包括每一章前面的戏剧剧本式的对话，诸多书信体的自我表白，它们与罗冬雨的京城日常生活故事不时地交织在一起，最终构成了不同声音、不同视角和不同话语混合而成的文本。田耳的长篇《天体悬浮》既动用了极写实的日常性叙述，又不时地融入了一些充满幻想和诗意的精神性叙述，而且这两种叙述都源自基层小辅警符启明和丁一腾的身上。他们在一起抓嫖、抓赌、抓粉客搞罚款，但又乐此不疲地找大学生妹子谈恋爱，甚至非常奢侈地买来天文望远镜，观测遥远的星空。这种凡俗的叙事与幻想性叙事的结合，使这两个小辅警的日子过得平淡但很充实，也为他们后来的人生变化提供了潜在的基质。这种混杂性的文本形态也同样存在于网络小说中。邵燕君就认为，网络小说是一种披着大字体规模的“微文本”，“这里的超长篇幅与任何宏大叙事无关，而是无数‘微文本’的模块聚合。‘微文本’之‘微’不是微型小说的具体而微，不是短篇小说的横断面，它背后没有一个不在场的整体构架，而可能只是一个场景，一场决斗，一次对话，一段心绪，零散、破碎，未必符合整体逻辑，但却单元自足”2。像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风靡一时的网络小说，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这种自由与开放的叙事形态，还突出地体现在场景化、细节化的碎片拼接之中。小说对细节的倚重是正常的，尤其是在书写日常生活时，场景化的细节叙述更为重要。但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作家们对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似乎有着近乎迷恋的姿态，像张惠雯、叶弥、乔叶、黄咏梅、张怡微、任晓雯、滕肖澜等作家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都是以日常生活中各种耐人寻味的细节叙述，在人物内心化的叙事之中，呈现了各种人性与伦理的纠葛。如张惠雯的《双份儿》《天使》、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你来我往》、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给猫留门》、叶弥的《明月寺》《香炉山》、张怡微的《试验》《春丽的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碎片化的叙事手法，以彰显作家对日常生活无序性、琐屑化的认同，并折射了作家们“为生活立心”的现实审美观。日常生活本无其心，但它日复一日，摇曳多姿，哺育了人类一代代的生命，实乃有生生之心。

这种碎片化的文本形态，在一些新世纪长篇小说中，正在成为一种结构方式，形成了“有意味的形式”。它以看似无序的结构形态，对日常生活的琐屑、混乱与偶然，构成了一种形式上的隐喻。当然，这种隐喻并非是修辞意义上的，而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将“彼类”事物引入暗示之中，借助审美接受过程中的感知、体验、想象、理解、省悟，使之与“此类”事物形成一种密切的共振关系。如苏童的《黄雀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有关强奸、惩罚与复仇的故事，而是通过保润、柳生和白小姐的恩怨纠葛，不断插入各种日常生活碎片，由保润爷爷的错乱式生存，小仙女的扭曲生活，保润与柳生之间的各种内心冲突等，形成了一种拼图式的结构，并由此构成了对于混乱现实的隐喻。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安妮宝贝的《莲花》，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姚鄂梅的《衣物语》，金宇澄的《繁花》，苏童的《黄雀记》，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等，都是如此。它们可能会有一个大体上的故事主线，一个相对明晰的时空背景，而人物的行动及其命运变化，都是通过各种碎片化的细节映现出来。

碎片化的文本结构，虽然是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反中心主义美学策略，但并非后现代主义的专利，而是文学创作中越来越普遍的一种审美表达，体现了创作主体“为琐物而疑虑”（纳博科夫语）的审美诉求。作家只有在那些看似很不经意的地方，发现并展示各种可能性的生活，延宕或拓展各种难以言说的人性状态，使那些看似庸常的“琐物”在叙事中变得熠熠生辉，才能使叙事走向丰盈、鲜活，同时也使文本在碎片化的结构上达成各种意想不到的隐喻效果。如林白在新世纪以来的很多长篇（如《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都不太专注于讲述故事，而是着力于营造各种混杂性的文本。像《北去来辞》中的银禾，利用自己到史家做保姆的机会，不断讲述乡土生活中的各种风俗礼俗，让叙事在都市生活中，别开生面地掺入了诸多乡村日常生活的情致，形成了一种城乡日常生活的比照性审美效果。《妇女闲聊录》则直接采用了片段式的叙述，共用了二百一十八段文字，记录了一个叫木珍的乡村妇女所讲述的各种见闻。木珍在京城打工两年，有了一定的文化视野，同时她又是一个醉心于家长里短的聒噪之妇，所以她的讲述自然是零乱无序、随心所欲的。小说的叙述者始终处在幕后，仿佛跟随木珍左右的秘书，记录着她所说的点点滴滴，从乡村里的男女关系、日常习俗到家庭伦理、人性变化等，当然也少不了城市生活的参照，形成了一种碎片性的文本。同时，林白又以“另卷”方式，加入了若干其他湖北乡村妇女的自述，构成了一部有着乡村妇女对当下日常生活乃至社会变化的微观化心理记录。它没有故事冲突主线，没有典型情节，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象征和隐喻，差不多就是一堆聊天记录，混杂着各种不清不明的日常生活信息，但这些信息却巧妙地再现了处于市场变革中的乡村伦理的变化。

无论审美内涵还是叙事形式，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都显得异常丰富，且颇具艺术上的开拓性。这也让任何一种跟踪性的盘点，都会显得挂一漏万。从网络小说的争奇斗艳，到科幻小说的异军突出；从宏大叙事的微观化处理，到日常生活的感性化书写；从张扬探索性的叙事试验，到各种混杂性的文本追求，新世纪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勃勃生机，虽也隐含了同质化、世俗化、娱乐化的局限或不足，但多少也让我们有一种“坐对瑶觞”、且看“人间舞妙”的审美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