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旅日华文女作家的日本书写

日期：2021-01-30 11:03

在世界华文文学范畴内，日本华文文学曾被学者廖赤阳比喻为“一座漂泊中的孤岛”[1]。其中“漂泊”意味着异乡、离散、不安定，“孤岛”意味着少数、不被人知、边缘与孤独。从总体上看，这些都是日本华文文学的主要特征，相对于目前已有一定成果与影响力的美华文学、加华文学以及长期被研究的马华文学等，日华文学在过去很少被关注，门前冷清，这确实是不争的事情，一直很难进入国内学界研究视野。但是，不被关注，并不等于日华文学没有什么作品，这里有一批对母语不离不弃的华文作家。纵观日本华文文学的历史，不必提二十世纪初鲁迅、郭沫若、周作人等文学大师所创造的一段辉煌，也不必说获取日本权威文学大奖并进入日本主流文坛的华人作家陈舜臣、邱永汉、杨逸等，单是活跃在当代日本的华文小说家、随笔散文家、诗人等就有五六十人。一言概之，这座孤岛其实并不荒芜，其中约占半数的华文女作家，她们自主创作，涉猎内容广泛，近年来出版的作品越来越受关注。身为旅日华文作家，她们对“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2]的日本，运用各自独特的视角与笔法进行着书写和创作。

一．当代旅日华文女作家日本书写的基本模式

所谓日本书写，顾名思义，就是用文字来表达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人情与世态等的感受与看法。旅日华文作家的日本书写，主要是以在场者的身份，把日本作为他者加以审视与思考，并且以之为题材内容来进行书写。当代旅日华文女作家日本书写的基本模式，从体裁上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随笔散文类的直接书写方式，包括知日文化随笔、日常生活散记、风土人情游记与媒体观察笔记等；另一种是小说类的间接表述方式，尤其是长篇纪实文学，有战争孤儿回归日本生活的题材、日本老兵战后对中国忏悔的题材，还有中日跨国婚恋题材等。

由于随笔散文类的日本书写，比小说类的日本书写更为直接、真实，是一种显性表达，所以本论只对旅日女作家随笔散文类的日本书写，做以下分析。大致说来，这一类有四种情况：

(一)知日文化随笔类的日本书写

知日派随笔作家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等有着深刻的思考与透彻的理解，并带着一种对等身大的日本文化进行传播的使命感与敬畏心，他们用灵活、闲适、机智、反讽、诙谐等艺术手法，来记录自己对日本事情的有个性精神与人格色彩的认知与看法。这是海外其他华文文学难以企及的一块领域。就目前而言，在日本华文圈里，可以说知日派随笔创作的规模与成就最大，著述颇丰的李长声与姜建强是日华文学笔会的标杆与引领，其他还有万景路、杨文凯、张石等知日派快手随笔写手，总之多数为男性作家。在当代旅日女作家中，擅长知日文化随笔的首推唐辛子。

作家唐辛子，1998年定居日本，现为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理事，“朝日新闻中文网”“腾讯·大家”、《新周刊》等中日两国多家媒体专栏作家。唐辛子的博客人气很旺，名为“辛子IN日本”，名下注明了博客的内容与性质，即“用眼睛与镜头记录一个图文的日本”。她把记录日本见闻的博客归类整理出来，结集为《唐辛子in日本———有关教育、饮食和男女》《日本式中毒》等出版。其中，从《唐辛子in日本———有关教育、饮食和男女》这部随笔集，我们可以了解到日本对孩子的金钱教育、时间教育及方方面面的生活教育，还可以知晓日本男女的爱情观、日本的流行文化、“痴汉文化”、地震文化，日本男人的“爱妻事业”等，而她的随笔集《日本式中毒》又可以了解到日本的种种“中毒”现象，比如“计划中毒”“排队中毒”“换首相”中毒，等等。总之，唐辛子非常善于通过对日本生活与文化的细腻观察，以中国文化与生活为参照，通过中日比较，从女性视角来吟味中日文化深层构造与底蕴。其内容丰富，文笔流畅，轻松有趣，有时辛辣，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多维度多方位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日本。

唐辛子曾在2019年4月首届日华创作与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文化随笔创作的“考现学”“少数派的写作”等独特创作观，认为作家应该写自己能够写的，表达自己能够表达的，做那个“世界上唯一的一朵花”。她是一个极度认真与踏实的作家，为了完成新著《漫画脑》，她用了两年时间，走访了十余座城市，阅读三百多本相关书籍，写就这部四百多页的日本漫画小史，她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创作观。

(二)日常生活散记类的日本书写

创作此类的旅日女作家，为数不少，相对突出的是两位60后女作家：房雪霏与黑孩。

房雪霏的代表作是《日常日本》，是她旅日近30年间各种日常光景的随记，全书有六十余篇文章。《日常日本》曾入围三联书店2017年读者选书。房雪霏擅长用原生态的笔法，轻松随意地描摹出一个侨居者眼里的“日本像”。从初到日本的印象到生活中的日常经历与见闻，从学习日语到教授汉语，从日本邻居到华人老板，从家中小女到皇太子妃，等等，笔触广泛，感触深刻。实际上，从另一角度反观来看，这些日本像也正折射出作者本人在日本近三十年的“人生像”。房雪霏认为写作就是记录生活、感悟生命，写作不应受到技巧和发表的约束，写作的动机是没有动机，写作者应当直视裸露的灵魂，品味生命亦即活着的本质意义。因为房雪霏在完成这部著作的最后时期，查出乳腺癌，她在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更为深刻地认识到活着的最好状态就是每一天每一刻都在各自的日常里。她在这部书的自序中说到：“集成之际，遇到非日常性的冲击，其突然之到来之避之不及，告诉我无常也是可以不动声色随时降临的日常之常；也正因为如此，习以为常的一切寻常事就具有了与生活和生命同等的价值。”[3]

女作家黑孩成名较早，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她与房雪霏都是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黑孩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学》编辑，著作颇丰，有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女人最后的华丽乐章》等。黑孩早期散文著作，曾被北京高校列为大学生的经典阅读书目之一，跟汪曾祺、季羡林等文学大家的书目相并列，可见她的创作水平之高。黑孩是1992年开始移居日本的，曾因工作生活而搁笔十余年，近年重新进入写作状态，已有作品在《花城》《芙蓉》《收获》等国内文艺刊物上陆续登出，且散文新著《故乡在路上》已在大陆出版，可以说她将掀起自己创作的第二春。言及黑孩的散文创作，由于从小的家庭经历，她生性敏感与细腻，却又本真，她的生活状态总是伤感的，旅日期间也经历过感情失败，于是她把伤感溶解在自己的文字里，她说伤感是她写作的最大原因，写作可以疗伤。黑孩笔下的一人一物一事一景一情，遍及日本生活的边边角角。她喜欢写它们给她的生命感触，她善于生活写实，对女人的痛苦与愉悦都毫无隐晦，真实再现，这是她感知与亲近日本生活的一种方式。正如林祁所言：“一个作家写诗难，写散文更难，因为写散文最要真性情，做不了假。有些小说家靠编他人的故事而把自己深藏起来，虽然可以得奖却不能得心。黑孩的散文写得好，就因为真。”[4]

(三)风土人情的游记式日本书写

这类华文作品也不在少数，最具代表性的旅日女作家是华纯。华纯是日华文学笔会的前会长，在世界华文文学圈里是大家所熟悉的女作家。她擅长环保题材的创作，曾著有长篇环保小说《沙漠风云》。其散文代表作为2009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丝的诱惑》。这是一部纪行散文，副标题为“在日本俯拾文明符号”，内容章节是按照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来编排的，每月都有几篇游记，每篇游记的标题前都标注了游览地所在的地区，比如关东、关西、九州或北海道等，编排清晰有序，文字优美有力，且配有自己拍摄的精美图片，使得这部书亦文亦图，可读可观，是作者的专栏文章的集成。华纯是应台北人杂志《逍遥》和北美《世界日报》之邀撰写“诸城记”专栏的，她背着相机纵横东瀛，用恢宏大气的笔墨，既描写现实又关照历史，同时通过对日本人文地理的深切感悟，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观与人生观。

华纯在散文集《丝的诱惑》中，特别关注日本人对名胜古迹和自然环境的保护，她呼吁大家跟日本人一样增强环保意识。比如，她在“菜虫化蝶为何舞”一文中，写到游览千叶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从导游那里得知油菜花除了使用和观赏之外，还可以通过人工方法制成“生物柴油”，提到日本农业部门经过数年研究，将20%的精致生物柴油和普通燃料油混合，可以大大降低汽车尾气排放量，减少城市污染，值得中国人学习与实践。正如复旦大学陆士清教授对她这样评价：“在无形中已经承担了将两国之间的破坏关系转换为建设性关系的民间使命，她愿意以地球公民的开阔视野，促进环境保护和不同文化生活的相通、相融。她无所谓自己是否算得上知日派，但是对于日本的知晓与感悟，以及恰如其分的散文表达方式，无疑能为读者带来珍贵的体察经验和美的享受。”[5]

(四)媒体观察笔记式的日本书写

这类旅日女作家的典型代表是杜海玲。她是日本华文媒体“中文导报”的资深编辑与记者。著有《女人的东京》《无事不说日本》。杜海玲在从事媒体工作中接触到日本社会的层层面面，所以正如南昌大学许爱珠教授指出的那样：“在写作题材上，杜海玲可谓无一事不可入文，凡人间万象种种，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文化书籍，艺术电影等等，都被她一网打尽。而文章的篇幅往往都不长，一般都是千字文。究其因，就是因为杜海玲的写作是每日一报，有时效性，有篇幅限制。”[6]

杜海玲在其随笔集《无事不说日本》中，女子会、受验生、成人式、动漫、邻里关系、日式葬礼、精英痴汉等等部分内容，属于海外华文女作家那种在场体验式写作。而杜海玲不同于其他女性华文作家的较为突出的一点，是她作为文字工作者，对日本作家、文艺家等关注较多。在她的书中，出现过日本女作家林真理子、柳美里、黑柳彻子，她还写到她最喜欢的女作家曾野绫子的耕读，她因丈夫的父辈而得以跟女作家山崎丰子交往的经历，佛门中人兼作家身份的濑户内寂听跟中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她采访过的艺人作家又吉直树，甚至还写到日本作家远藤周作的“恶作剧”和流行作家村上春树的“坏话”，等等。杜海玲也关注那些曾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本演艺界名人，比如《排球女将》中“小鹿纯子”的扮演者荒木由美子，她采访后写下了《从青春偶像到丰饶女人》，“小鹿纯子”美丽依旧，人生充满喜悦与感激。再如她在采访中，跟日本SMAP偶像团木村拓哉的现场助理聊起来，传达给读者一句励志名言———体力也是才华之一，他们在生病或想回老家时唯一就是忍耐。

杜海玲很早就融入日本社会，所以她笔下的日本是多面的、立体的、鲜活的、稔熟的。她的文字带着一种机灵与智慧，又有一种轻松与深刻。尤其是杜海玲对日本女性的认知与把握非常到位，她认为：“日本女人是世上最天然地掌握着乱与不乱之分寸的，正如菊与刀所代表的日本文化。”[7]，还借女作家林真理子之口，告诉我们，日本女人推崇的女人味跟男人一样，并非温柔或善解人意，而是凛然，藏在内心里的凛然。

二、旅日华文女作家“日本书写”的基本特点

作家笔下的异国形象，并非单纯的形象描写或事件表述，而是其情感与思想的混合物。身为异域的在场作家，在审视和描述作为“他者”的日本的时候，作家们其实也在进行着自我审视和反思。从创作层面上看，当代旅日华文女作家的日本书写表现为两点：

(一)将享受或感恩心融入“日本书写”之中

日本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生活条件优越，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走在世界前端。日华女作家用自己细腻的文笔，将这种切身感受一一诉诸于笔端，作品中处处展示日本优越或美好的一面，多数作家表达出对日本的喜爱与享受。

杜海玲在《日本这个温柔乡》一文中，以媒体记者的口吻告诉我们说，2014年东京都拾金不昧的金额高达33.4亿日元，其中回到失主手中的有24.7亿日元，这个数据证明了东京的“治安好”。她写到：“我在日本生活近三十年，沾染上‘和平呆’的习气，对于失物会回来的无缘由自信只是其中一项，其余还包括缺乏斗志和探究心，总感到日本是全世界生活最便捷舒适的地方。且不说四季分明山清水秀，只说到了日本乡下哪怕一个小站或超市的厕所都见洁净而插着小花，并且是温水马桶，就对日本肃然起敬。”[8]

华纯在《吾欲三鞠躬》一文中写到：“对于日本人在接人待物方面的殷勤服务，若不行礼道谢，礼仪上也说不过去。细节带来的温暖比比皆是，买一件小小的礼物，商店营业员会仔细地替你装入漂亮口袋。若要挑选一大堆精美礼品送给公司客户或亲友，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分别包装好，加固托运纸箱，保证运到海外不会受压变形。客人很愿意鞠躬道谢，怀着高兴的心情离开柜台。”[9]

黑孩在《温泉情节》里写到浴衣类和服体验：“真的，不管时代如何改变，和服的容颜永远都有一种华丽的美。和服的容颜不会改变。妈以灿烂的笑容要我为她拍照片。我为妈拍照片，拍得很细节。妈穿上这种很像和服的睡衣便有一种我未曾见过的风情。活着总是会有一些新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活着的好处便是可以随时去体会随时去感觉。”[10]

房雪霏笔下的日本交警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她写得惟妙惟肖，特点抓得很准：“日本警察的态度之和蔼真是让你没脾气。他们就像那种叫做‘雪见’的冰淇淋，有半圆形的雪白糯米外皮，上面还撒着一层细粉，看上去柔和得软乎乎的，可是里面包着的是冰雪，毫不含糊。规则就是规则，法律就是法律。知道了日本警察这个性质以后，再遇到超速遭拦截或违章停车被贴条子时，就乖乖地当天去办理手续，迅速把罚款交上，以免拖延着让自己烦恼。”[11]

作家黑孩还在《小日本大帝国》一文中，感慨说：“倘若社会是一部大的机器，那么，每一个日本人都很到位，机器的运行会十分正常，无论办什么事情，都会很快办成，因为，日本人的责任感很强。（中间略）并不单纯是一种责任感的问题，它应该是一种凝聚力。而且，由于这种凝聚力是整体的，因而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的力量。”[12]

（二）边缘化的“日本书写”

换而言之，日本再好永远是日本的，作家多数以中日之间的边缘人心态审视当下的日本，作品多是治愈系，以求自我心灵上的救赎与安慰。所说的边缘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心理学家K·勒温提出，泛指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

作家房雪霏的笔触是直抒胸臆，她在《日语，日语》一文中，写到了初来日本时的感受：“日本的什么都既新鲜又不真实。所谓不真实是觉得这么好的秩序、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一切一切，仿佛全跟自己无关，统统是日本的。日本是外国，我们只能看。就连一件小事获得热心关照的时候，受感动的滋味里都隔着一层什么似的，特别外道。”[13]

黑孩有着敏感的心，多思的脑，娴熟的笔，她在《尺八》中谈到日本乐器“尺八”，箫的一种，凑出的曲子威严、肃穆、哀沉，让其震撼，如齿轮般地咬合着她在旅日内心深处对未来的不可知、那种迷茫与寂寥。她在文中写到：“相类似的感受很多，具体地举几个例子。譬如我赴日时，一踏上飞机，就好像永远离开故土再也无法返还似的。再如我每次去大连看望母亲，离去时从不敢回头留恋地张望，好像一回头，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满眼噙着的泪水，便担心失了勇气去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似的。由尺八所吹奏的乐曲，其流溢出来的不可把握的综合性感受，正是将一种生命犹疑的灰暗施与人类的心灵。”[14]

“边缘性”的生存际遇与写作状态，不只是发生在旅日女作家身上，应该是日本华文作家的普遍现象。据《寻找身份———全球视野中的新移民文学研究》[15]一书，日本《新华侨》杂志曾组织在日华人作家李长声、靳飞等就所谓新移民文学进行座谈，这些作家痛切地指出了新移民游离于中国、阻隔于日本、封闭于华侨社会小圈子的现状，用在中国和日本“两边不是人”来形容这种多重性的边缘处境。华文女性作家在日本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本来就是边缘，在日语的生存环境中用自己的母语华文创作，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但因为长期旅居海外，从某种角度来说，母语写作是孤独边缘人的一种安慰剂，尤其是对文学怀有一种虔诚与向往的华文作家，用母语来表达自己对所在国的认知与感受，是一种生存压力的释放，作品写得越多越觉得过瘾或淋漓尽致。

三、当代旅日女作家“日本书写”的问题点

客居异国他乡，用华文写作，必然面临着诸多问题，而在日本书写方面，更是如此，就这些问题点，在此略举一二。

（一）由于日华女作家的老龄化现象，书写日本的内容对于当下的流行元素关注不够

目前旅日华文作家中，从年龄上看，四零后、五零后、六零后等已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的作家，占绝大多数。华文女作家的年龄结构也不例外。因为中国实行对外改革开放后，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现移民潮，当时正值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移民国，能来日本留学的他们大多是才华富足的知识精英，来日本打拼二三十年，他们经历了太多，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华人走到中老年时候，喜欢写作的人自然而然会将自己在日本的种种体验与经验诉诸于文字。他们埋头进行日本书写，只争朝夕，除了身为媒体人的女作家杜海玲，其他作家往往忽略日本当下年轻人关注的流行元素，比如“腐女”现象、“断舍离”的极简风等。在日本的新生代写作力量非常薄弱，这是日华文学在延续与继承上堪忧的问题之一。

日本华文文学界知名随笔作家李长声在其新著《日本人的画像》“后记：答腾讯·大家问”中，出现过这样一段对答。当“腾讯·大家”提到为什么在日本的中国年轻人很少参与中文写作这个问题时，李长声有点调侃地回答道：“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来日本的人，如果把日本和中国比作河，那么，他们大都在中国的岸边洗手或濯足，或者打打水漂，而年轻人，相当于他们的下一代，下了水，甚至到中流击水。不要念念不忘这一届年轻人是中国人。他们或许听郭德纲相声，但不用中文写作，不感兴趣，更没有那种情结。我期望他们用日文写作，获得芥川奖什么的，然后我们的大小媒体就可以鼓噪华裔日本作家如何了得……”[16]

显然李长声认为旅日中国人的年轻一代对中文写作不感兴趣，而希望他们融入日本文学圈。但在身为七零后中坚力量的笔者看来，旅日中国人的年轻一代对中文并非没有兴趣，不妨去“微信读书”APP上看一下，每本书少则几千多则数十万人被读。使用者大多是年轻人(指中青)，老年人一般不会用手机APP去读书的。换言之，读书的年轻人并不少，“微信读书”或网上在线阅读基本无成本，随时随地都可看，只是旅居海外从事写作的年轻人较少，毕竟靠文字难以支撑旅日生活，必须去谋职，要养家糊口，所以心力有限，即使爱好写作也难以拿起笔来，熬到一定年龄才回归到自己的兴趣写作上。

事实上，日本华文文学界老一辈在为繁荣日华文学创作后继有人而努力着。2011年12月，他们在世界华文文学逐渐繁荣兴盛的大环境下，成立了日本华文文学笔会，汇聚了一批喜爱文学且有志于中文创作的旅日华人作者。笔会从2017年起设立日本华文文学奖，从全日本的华人中也发掘出程可这类九零后华文女青年作家等，2019年即将举办第二届日本华文文学大奖赛。笔会举办大奖赛活动外，还广泛吸纳与接受爱好写作的旅日中青年，通过举行文学座谈会、讲演会、国际研讨会等来提高他们的华文写作能力。

（二）从阅读价值上看，当代旅日华文女作家的日本书写存在“写给谁看”的两难问题

由于纯粹的华文作品在日本的受众面很小，主要是拿回国内出版，面向国内读者，但作家本人长年旅居日本，她们作品的被关注度，相对于国内作家要弱。因此，笔者认为，当代旅日华文女作家至少需要两个途径来改变这种状态。

一是在创作与出版质量上，要不断追求更高，并在作品宣传与推介力度上下足功夫。美国的华文作家严歌苓、加拿大华文作家张翎等就是很好的例子，暂不多言。近年来，在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作家成员在中国大陆、港台举办新书发布会、读者见面会或对谈会等，李长声、姜建强、亦夫、李小婵等在这方面较为突出，他们多是随笔与小说方面的作家，而日华女作家在散文方面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后很少有机会推介，最近有随笔作家库索带着书写日本京都的日常生活的新著《自在京都》，正在国内各大城市举办读者见面会进行宣传。如此以来，华文女作家的创作动力与创作欲望会有所提高。毕竟作品之所以称之为作品，读者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

二是要跟日本的汉学界多联系，力图日本汉学界的学者关注旅日华文女作家作品，这样会有持续的、更好的发展前途。其实这样也是日本华文文学笔会的努力方向之一。日本汉学界，除了研究早期留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华人作家作品的一批学者之外，也有一批研究当代华文文学的研究专家，但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华文文学，比如三重大学名誉教授荒井茂夫，他常年研究马华文学，著述颇丰，多次参加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荒井茂夫曾在2016年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从“热带山水文学”与写作者的在地认同的独特视角，探讨了马华文学的文化认同和可能呈现的另一种文化样貌[17]。而当代日华文学，单就日华文学笔会现有会员八十余人，在自主创作的情况下，现已出版著作近九十种（部），发表小说近百篇，各种散文随笔六百余篇，诗歌不计其数，理应引起日本汉学界的注目与重视。与他们展开合作与交流，有利于日华文学在日本的稳定发展与提升，更有力地把日华文学这个品牌推向世界。

纵观旅日华文女作家日本书写，其实这类研究也属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范畴。孟华认为：“形象学研究在新形势下借用了诸多新理论、新方法，对传统进行了重大改革……它研究的终极目标并未改变：对一国中异国形象的研究，最终导致的始终是对‘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学、文化关系的关注，因它仍然隶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大范畴，使用的也主要是影响--接受研究的方法。”[18]这也给笔者提出一个新课题，将来从比较形象学研究角度，去考察与探讨旅日华文女作家在小说方面的日本书写。期待旅日华文女作家在跨地域、跨时空、跨文化的写作新视野中，不断地超越单纯的女性经验和性别视角，来进行更宏大更开阔的日本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