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文化意蕴

日期：2021-02-27 10:57

纵观汪曾祺小说,给人以情节简单、人物较少典型的印象,这和他本人“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说谎”的文艺思想密不可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思想简单,性格单薄,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轻轻几笔,神完气足”。1试想,没有了巧云、十一子的大淖,地域风情的魅力将大打折扣;没有了陈四的迎神赛会,寄寓于民间风俗的人情趣味将不复存在;失去叶三的季匋民,便失落于知音难觅的窘境中。“如果没有人的实现,文化便不会存在。但没有文化,人就一无所有。”2汪曾祺将自己受到的文化浸染、经历的地方风情以及五味陈杂的人生感悟投射到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批充满文化意蕴的人物形象。

一、植根传统文化的人格内涵

“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汪曾祺也不例外,但是相比于道家和禅宗,汪曾祺认为自己“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3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形象蕴含传统儒家思想中企盼的理想人格和美好人性,这和汪曾祺自幼接受的文化熏陶密不可分。另外,家乡的生存环境和特有的风土人情,造就了汪曾祺骨子里对美好性格品质的信任与赞赏。作家的亲历见闻会影响到他的审美喜好与美学追求,人物形象势必折射出作家的艺术诉求和审美理想。将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礼义、善良、诚信等美好品质诉诸人物形象,汪曾祺传递出传统文化中弘扬的人格内涵与精神文化。

《岁寒三友》中,将田黄石章看做“性命”的靳彝甫在目睹朋友陶虎臣、王瘦吾的潦倒拮据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卖出,帮助朋友渡过时艰。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尽收纸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同时是汪曾祺笔下人物的重要品质。陈泥鳅深谙水性,从事救活人、捞死尸的营生。但是,他并不是一个一直都能“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义士,他有自己的生活需求,他需要养活自己,他好义,但也好利。捞卡在桥洞的女尸,陈泥鳅“趁火打劫”,开价十块现大洋。可是拿了钱的陈泥鳅没有进赌场、进酒店,而是径直走进与小孙子相依为命的陈五奶奶家,原来这钱是给得了急病的孩子救命用的!爱护弱小、勇敢无畏、重义轻利是陈泥鳅道德的底色,爱赌爱喝酒等小缺点不仅不是他人格上的污点,反而使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有人的气息。

汪曾祺对待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是一味地赞赏与继承。“汪曾祺对中国文学传统、文化传统的承传还是美学意义上的,在价值观上,他是冷静的。”4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以血缘宗法为基础建立起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追求人伦交织的集体意识中抹杀个人的情感与欲望,既定的伦理道德不容混淆和挑战。面对这样的森严秩序,汪曾祺是拒绝的,并且在小说创作时,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出对不合理传统思想的挑战和摒弃。卖果子的叶三和画家季匋民,两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差距悬殊,但这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汪曾祺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妇女,伦理道德感并不很重,这也是汪曾祺对儒家思想中极其严苛的伦理规范的反抗。巧云遭受奸污后,没有因失去贞操而寻死觅活,而是用“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宽慰自己。在人物塑造中,汪曾祺表达对等级观念、伦理道德的不合理性的批判,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给予重视与关注,而这常常是传统儒家思想所忽视甚至抹杀的。

二、独具地域特质的人物风采

汪曾祺笔下的人物不给人以沉闷感,相反显现出生机勃勃的生命热情和自由从容的生存状态。这主要得益于汪曾祺浓厚的民间意识和其对地域文化尤其是对其家乡文化的信任。“汪曾祺是一个学识比较深厚、阅历比较宽广的作家,然而,他的情感兴奋点却始终与他的故乡那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相联系。”5汪曾祺笔下最有魅力的人物形象,基本都与其家乡高邮有关。这里的地域性格中既有尊礼重道、仁义博爱的良好品质,又有从容潇洒、淡然自若的迷人风采。不同的地域蕴含着不同的文化,而人是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所在。

汪曾祺塑造的故乡人物,具有特定地域文化的特质,他们首先给人一种朴实、勤俭、坚韧的印象。王二从一开始挎着篮子走街串巷地叫卖,到在保全堂廊檐下支起摊子,再是拥有自己的店铺。王二的发达哪里是有什么天赋异禀,分明是因为一家人的惨淡经营。米店老板八千岁,资产颇丰,但是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他穿的是打了许多补丁的老蓝布,吃的是头糙红米饭就一成不变的熬青菜。在汪曾祺的故乡,普通下层人民聪慧,勤劳,给人踏实朴实之感,汪曾祺给人们呈现出一幅幅生气盎然、欣然向上的生活图景。

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文明滋养着人们的性情气质和个性品质,汪曾祺笔下的故乡人身上有着一副淡然自若、潇洒自得的精神面貌。戴车匠从事手工劳作,小小的一间铺子放满了劳动工具,但一个竹根壶一年到头供在极高的方几上,时不时插上一些鲜花翠叶。小门店俗中带雅,显示着戴车匠其人颇有些文人雅士的情致。不同地方的人,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中都带有地域文化的影响,尤其当人们身处异乡,和他人进行比较时,这种地域文化的差异便显得十分醒目与深刻。初到昆明的扬州人,行事作风都带有浓厚的家乡风情。他开饭馆,做厨师,却穿戴整齐且用物不俗。闲暇之余,扬州人爱喝茶、抽烟,但都是慢慢悠悠,从容自得,周身无一处不透露出一股子的斯文劲儿。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饭馆面食师傅南京人,他实事求是,不幻想,不喜欢花,不上茶馆喝茶,精于打算,毫无情趣。扬州人与南京人是那么的不同,而这种巨大的差距主要来自于他们所受地域文化影响的不同。因为汪曾祺受到地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对故乡的人情美、精神美产生极深的认同与赞赏,因此,当原本潇洒的扬州人在昆明生活几年后变得庸俗、堕落,面对故乡文化中的从容、文雅的丢失,作家流露出怅惘与叹息。

三、与风俗交相辉映的人性魅力

风俗由特定集体创造、享用并且传承,是地域文化具体表现的重要方面。风俗,既是实实在在的物象,表现于具体的节日和仪式中,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经过历代相传,深深扎根在人们的文化基因中。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风俗带有明显的文化区域性特征,在涉及风俗描写的文本中,不同作家笔下的风俗景观千姿百态,风情各异。从小浸淫在家乡风土人情中的汪曾祺,故乡风俗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占据其小说的重要一隅。汪曾祺认为,小说“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情节游离”。6风俗描写,归根结底是为了展示一个地方的风情面貌和人性魅力。

汪曾祺笔下的风俗描写与人物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种。首先,风俗描写常常作为人物的背景。在《晚饭花·珠子灯》中,有钱人家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汪曾祺仔细描绘珠子灯的繁复外观和所营造的氛围,为下文孙小姐的人物活动做好背景铺垫。其次,汪曾祺倾向于把风俗和人结合起来,让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契机。十一子被刘号长打成重伤,锡匠们向县政府讨说法没有得到回复之后,他们举行了“顶香请愿”活动。根据这个古老的风俗,民如果有沉冤,官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还不算犯法。县政府本不想理会这种古老风俗,但到底还是震慑于锡匠们的执着毅力和古老风俗的威力,给出了解决方案。最后,汪曾祺的一些作品,看起来是在写风俗,实际上是在写人。在《故里三陈·陈四》中,小说只在开头简单介绍了陈四的职业和外号,在结尾叙述陈四因延误赛会而遭受屈辱,发誓再也不踩高跷了,此外就一直在描写“迎神赛会”的风俗场景,差点让人以为是在读关于风俗介绍的科普书。但是仔细琢磨,不难发现,热闹的赛会是人们盛大的集会,在民间精神生活中占据很高的地位。陈四擅长踩高跷,而且还是扮演难度极高的“向大人”一角,但他内心真心喜欢踩高跷,也乐于为人们奉献一场场精妙绝伦的表演。但是当个人的喜好与人的尊严发生冲突时,陈四毅然选择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将人物性情如盐在水般融入风俗描写,在出其不意中画出人物,给人以无限的悠远回味。

“汪曾祺不注重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曲折跌宕的故事情节,而是在舒缓平和的抒情笔调中深情地重温旧梦,含蓄自然地流露他对生活的思考与追求。”7因此,我们在汪曾祺的小说中鲜少能看到宏大场面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汪曾祺将真诚和智慧奉献给文学创作,他的小说,他塑造的人物,不像烈酒般给人强烈的冲击,却始终像汩汩清泉,给文坛带来一股自由的风。汪曾祺将人物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并将自己从传统文化和民间精神中得到的熏陶投射到笔下的人物身上,赋予人物更多的文化色彩,用一批富有文化意蕴的人物形象美悦、教化读者。斯人已逝,但是他留下的人物及其精神文化内涵,却可以影响一代代的读者,给人以美的享受与思考。